一旦付諸行動了，具有戰鬥精神的漢密爾頓就不會停下。猜到漢密爾頓即將發表公開信，聯邦黨骨幹疑慮頓生。喬治·卡伯特告訴漢密爾頓，對亞當斯謹慎又不失溫和的批評會讓勝利的天平向平克尼傾斜，但要聯邦黨人廢棄亞當斯只恐為時已晚。他擔心漢密爾頓的過激行為會引起猜忌和糾紛。“儘管我認為我們可能會從揭示亞當斯的不當行為中獲得一些利益，”卡伯特寫道，“我仍認為您不應當把個人聲譽押在這場鬥爭中。這會讓對手得漁翁之利，並指責您是一名危險分子。”左右搖擺的沃科特也提醒漢密爾頓，他的信可能會引起聯邦黨人的分裂，但漢密爾頓並沒有被嚇住，還是義無反顧發出了他的信。漢密爾頓似乎沒有預見到自己反對亞當斯的文字會弄得滿城風雨。

起初，他認為這只是一封會流轉於新英格蘭和南卡羅來納州聯邦黨權勢人物之間的私人信函，他希望那裡的選舉人能夠幫助平克尼戰勝亞當斯。他沒有預料到的是，《黎明報》和其他圖謀不軌的共和黨報紙很快就獲得了他的信，並節選刊登在報紙上。他們是如何獲得漢密爾頓的信件的呢？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是伯爾拿到了一封信件的副本，有選擇地向報刊提供了節錄。事實上，披露瑪麗亞·雷諾茲宣傳冊的那個約翰·貝克利很可能是向《黎明報》輸送訊息的渠道。共和黨人知道，發表漢密爾頓的信件會加深聯邦黨內的分裂。貝克利幸災樂禍地看著漢密爾頓的失誤，並希望給他的前程致命一擊。

“他妄圖篡奪華盛頓的軍事指揮權，掩蓋醜惡的罪行，他的生命必將在恥辱中終結。”貝克利對一位朋友這樣說。［18］亞當斯的外甥威廉·肖（William Shaw）證實，那封信函“立即被送給身在費城的前眾議院書記員貝克利，他將其中的節錄發表在《黎明報》上，首次向公眾披露了這件事”。［19］那些出現在《黎明報》和其他共和黨報紙刊登的摘要迫使漢密爾頓改變計劃，以宣傳冊的形式公開發表自己的信函。他更希望人們能閱讀整篇文章，而不是敵人別有用心的節選。此外，漢密爾頓也把這些文字作為對亞當斯未回覆質問的一種反擊。因此，與慣用的匿名做法相反，漢密爾頓這次大膽地署上自己的名字。

這份54頁的宣傳冊在1800年10月24日發行，漢密爾頓當時正在奧爾巴尼的紐約最高法院參加一個案件的辯論。現在這些文字已經在全國人民中傳播了，而不是侷限在特定的範圍。在“雷諾茲宣傳冊”中，漢密爾頓暴露的僅僅是自己的有勇無謀；在亞當斯宣傳冊中，他卻同時展現了自己的錯誤判斷和亞當斯的反覆無常。麥迪遜興沖沖地致信傑斐遜：“我們歡慶吧，共和黨人或許會大獲全勝。”［20］《黎明報》的主編威廉·杜安更是歡呼雀躍，“對相關黨派而言，這一本宣傳冊的殺傷力就超過了美國所有報社員工的努力”。［21］聯邦黨人對漢密爾頓的糊塗行為目瞪口呆。諾亞·韋伯斯特說，漢密爾頓的“野心、自負和傲慢”，讓他有成為“這個國家的梟雄”的危險。

對宣傳冊的咒罵聲在幾代人甚至在最崇拜漢密爾頓的人中間都餘音不絕。亨利·卡伯特·洛奇將這封信詆譭為“一件衝動之下的荒唐事，在緊鑼密鼓且前途未卜的總統競選行將開始之前，做這樣的事情簡直就是瘋了”。［23］《漢密爾頓關於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先生公共行為與品性的信函》，是對亞當斯私人生活和總統職責的無禮審查。作者稱，他曾欣賞亞當斯：“無數人崇敬亞當斯先生在革命初期的作為，我也不例外。”［24］然而，18世紀80年代初，漢密爾頓在國會任職期間，亞當斯的光環消失，因為後者“不幸”表現出“一些令人遺憾的弱點，一種是極端的自負，一種是足以讓任何人失色的嫉妒”。

漢密爾頓把擔任總統後的亞當斯描述為“一個是與非、才智與荒謬的複雜混合體”。［26］儘管承認亞當斯是一個不錯的理論家，但同時批評了他在處理對法關係時出爾反爾的行為，敘述他怎樣凌駕於內閣之上，以及對詹姆斯·麥克亨利“充滿羞辱的非難與苛責”漢密爾頓不滿足於列舉亞當斯對政府人員的不公正對待，開始傾倒個人宿怨。他抱怨說，總統在華盛頓去世之後不任命他為總司令，並引證說：“亞當斯先生肆無忌憚地對我惡意凌辱……稱我喪失了一切道德準則……並且誣衊我是‘英國黨’的領導人。”［28］如此專門的申辯讓漢密爾頓顯得小肚雞腸，更像一個藏怒宿怨、斤斤計較之人，而不是一位深明大義的政黨領袖。宣傳冊的最後部分似乎尤其荒唐。

在抨擊亞當斯的不端行為後，他又支援亞當斯連任總統，並建議選舉人在亞當斯與平克尼之間公平投票。他預言，如果聯邦黨人團結起來支援二者，那他們一定能“把忠誠的聯邦黨人確信不適合參選的第三個人排除在外”，矛頭直指傑斐遜。［29］對於一個有著漢密爾頓這般無與倫比的才智的人而言，這篇文章是一部瘋狂的拙作，只是一紙怨言而已。然而，無法否認，漢密爾頓對亞當斯的素描全部來自他的見聞。亞當斯並不像漢密爾頓斷言的那樣已經“發瘋”，但他的確放縱自己做出有失體統的行為。

這些行為中，有胡說八道的瘋話，有詛咒，有下流的評論，還有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形。漢密爾頓引用傑斐遜、富蘭克林和其他一些人對亞當斯的私下議論，並綜合了內閣成員和其他聯邦黨人所目擊的有關亞當斯的古怪、善變的行為。約瑟夫·伊利斯寫道，儘管漢密爾頓有政治偏見，但“他提出了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長久以來縈繞在亞當斯的名聲周圍的問題：如果一位開國元勳在性格穩定性上有極大的缺陷，人們會怎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