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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021-04-17由 有書共讀 發表于 歷史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庚子災難成國殤

1900年,是一個令全體中華兒女黯然神傷的年份。

那一年,兩千多名八國聯軍士兵輕鬆攻入北京,慈禧帶著光緒帝倉皇出逃,留下一大批驚慌失措的王公官僚,以及少數誓死抵抗的軍人。

世界各地都滿懷激情地迎接新一個世紀,中國卻在新紀元的門檻上留下了“首都被攻佔”的恥辱記憶。

經過一番充斥著哂笑與奚落的掠奪後,侵略者們和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

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被押解到菜市口斬首。

看著路邊百姓麻木而又酸楚的眼神,譚嗣同彷彿忘記了身上的枷鎖,仰天長嘯,直抒胸臆:

“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本以為他的鮮血與吶喊會驚醒更多的國人,會讓滿目瘡痍的清政府產生療愈自我的願望。

可惜事與願違,更大的災難在兩年後猝然降臨。

《辛丑條約》簽訂之後,清政府殘存的一絲尊嚴也被列強無情撕裂。

這個從長白山發軔的古老帝國,儼然走到了自己命運的最後拐點。再不變通,清政府斷無任何延續的可能。

於是,以張之洞、袁世凱等官員為代表的開明派紛紛上奏,建議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順應時勢,作出必要的改革決策,有的官員甚至這樣倡導:

“願自至以往,維新者當實事求是,守舊者毋至死不變,同心以謀富強。”

作為清政府的世紀掌控者,以往的慈禧太后,對所謂的變革與變法不屑一顧。

畢竟,朝中還有翁同龢等一大批保守派官僚來捍衛大清皇族利益。畢竟,百姓的憤懣還不足以動搖清朝的統治根基。

但這一次,她也敏銳地察覺到情況的不同。

在庚子賠款、李鴻章等人謝幕的背景下,漢族開明派官僚的實力又扶搖直上,所以他們的政治訴求絕對不可忽視。

1901年,慈禧以光緒帝的名義,宣佈實施新政。這個決定,究竟能給風雨飄搖的清政府帶來怎樣的改變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譚嗣同被斬首)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迴光返照促新政

說到新政的改革內容,涉及領域主要在政治體制、工商實業、軍隊體系和文化教育以及民事法律五個方面。

政治體制角度,學習西方的君主立憲體制,設定國會,並規定君主權力範圍和臣民的權利義務。

概括而言,就是君主適度讓出權力,百姓適度獲取權利。

工商實業角度,頒佈各類商業性質的法律章程,鼓勵民間發展實業和成立商會團體,讓中國經濟全面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

軍隊體系角度,全面淘汰舊式軍隊,在全國範圍內建立36鎮新軍,並廢除唐朝以來的武舉制度,建立武備學堂。

文化教育角度,廢除隋文帝以來的科舉制,設立新式學堂學校,並對外輸送留學生。

民事法律角度,仿效西方各國,推出各項近代化的法律章程,對國民權利和義務作出了相關的規定與保證。

看完這五大領域的改革後,我們不難發現:對於清政府而言,最難以邁出的步伐,就是在這政治體制上面。

當時的西方各國,主流政治制度無非兩種:一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共和制,二就是以英國和日本為首的君主立憲制。

從慈禧的角度講,她必然不會傾向於美式民主共和,因為那樣就等於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江山。

所以,她在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探究鄰居日本在君主立憲制建設上的心得。

作為五大臣之首,鎮國公載澤一度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虛心請教:

“敝國考察各國政治,銳意圖強,當以何者為綱領?”

對此,伊藤回答:

“貴國欲變法自強,必以立憲為先務。”

為了寫出一份讓慈禧滿意的可行性報告,載澤等人甚至登門拜訪了當時流亡日本的梁啟超。

最後,五大臣在報告中提及了君主立憲的三大優勢。

第一是固皇權,可以讓大清皇室萬世永系,固若金湯。

第二是彌內亂,可以讓對政府給予厚望的開明派官僚,以及以孫文為首的革命派放下執念,擁抱現實。

第三是阻外患,可以讓抨擊清政府專制獨裁的西方列強看到實質性的改變,從而減輕對中國的壓榨。

看完報告,慈禧滿心歡喜,決意推行君主立憲體制,並加快其他四大領域的改革程序。

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光,慈禧本以為幫清政府找到了一劑救命良方。

可誰能想到,這一系列舉措卻讓清政府就此走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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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重難返不歸路

之所以說清政府走入了深淵,原因在於它深深侵犯了這幾大群體的利益。

第一,是老百姓的利益。

像設立報館郵局,建設鐵路電路,興辦工廠等等舉措,沒有一個不需要資金投入。

既然涉及到資金投入,那麼清政府唯一的策略就是增加稅收,因此老百姓的負擔變得更加沉重。

對於老百姓而言,什麼報館郵局鐵路電路,統統都是洋人的事物,對他們“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經濟生活沒有任何價值。

而且,無論《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的賠款,還是各項新政的財政支出,最終都需要由老百姓來承擔,所以他們根本不會支援這些對自己沒有幫助的措施。

第二,是讀書人的利益。

回顧中國曆朝歷代,都是士大夫與皇權達成了一種潛在的默契,然後由兩者來共治天下。

科舉制度又在最大程度上維持了這種政治默契,為統治階層源源不斷地輸送士大夫。

無數寒門子弟也透過十年苦讀來躋身士大夫階層,從而改變自身和家族命運。

可新政一經宣佈,就把延續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完全廢除,頓時讓無數寒窗十年的讀書人拍案而起。

讀書人階層,就等同於筆桿子和話語權。清政府得罪了他們,就等於讓他們站起來戳脊梁骨。

任憑你修建多少新式學校,派遣多少留學生,也難以抵消這股龐大的傳統知識分子勢力。

第三,是開明官僚的利益。

清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要實行君主立憲,但滿清貴族們也要求設定一個預備立憲期。

透過十年二十年的準備,讓中國實行平穩過渡,慢慢建立君主立憲體制。

這一來,以袁世凱等開明官僚為首的改革派就開始不滿。

他們並不是不接受預備立憲期,而是不接受滿清貴族的有意延遲和執行不力。

慈禧去世後,滿清貴族們的執行力就大幅下滑,讓袁世凱等人看不到積極行動的跡象。

由於袁世凱手裡掌握了新軍,滿清貴族們還是有所忌憚,於是乾脆倉促設立一個臨時國會。

當袁世凱滿懷希望地開啟臨時國會成員名單時,卻發現清一色都是滿清貴族,沒有自己和任何漢族官員的身影。

如此一來,袁世凱徹底心灰意冷。加上軍事決策層的排擠,袁世凱心中最後一絲忠臣的火焰已然熄滅。

民心向背,文武階層,統統在歷史洪流中站到了清政府的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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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道是無晴卻有晴

1911年,武昌新軍的一聲炮響,徹底敲響了清政府的喪鐘。

一時間,各省紛紛宣佈獨立。看似幅員遼闊的大清帝國,瞬間變成了失道寡助,各路聲討的末路王朝。

值此危難時刻,清政府向軍隊寡頭袁世凱丟擲橄欖枝,收到的卻是不屑一顧的哂笑。

袁世凱逼宮,段祺瑞勸降,孫中山起事,內憂外患同時爆發。

眼望華夏大地上洶湧澎拜的革命洪流,隆裕太后和載澤等人如夢初醒:王朝崩潰,已經是無法逆轉的定局。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頒佈了退位詔書,統治中國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宣告壽終正寢。

回首晚清新政,看似各項內容充實而又美好,但一切都來得太晚太遲。

如果在戊戌變法時期,甚至中法戰爭時期,清政府就果斷順應時勢,積極推出各項改革,或許一切可以捲土重來。

可惜的是,歷史不存在任何假設,理想非常豐滿,現實尤為骨感。

更重要的是,作為新政改革的核心,清朝皇室始終不願意徹底割捨專制特權,不斷幻想透過憲政的形式來為專制帝國披上合法合理的外衣。

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行徑,最終也被廣大人民看透並唾棄。

既然君主立憲救不了中國,那麼只有讓星星之火徹底燎原,為古老大地注入全新的氣象。

清朝覆滅後,儘管革命者們歷經挫折,卻始終朝著心目中的宏偉目標前仆後繼地奮鬥著。

1921年,一幫熱忱的理想主義者泛舟嘉興南湖,靜靜開啟了另一段蕩氣迴腸的歷史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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