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期，清政府並沒有外交部，所有的對外通商和交涉事務都由兩廣總督兼領。1856年10月，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亞羅號”事件，英法聯軍以此為藉口之一，悍然炮轟廣州，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拋開其他因素，單純的把“亞羅號”事件當做一個外交事務來看，時任兩廣總督的葉名琛處理的並無不妥，甚至可說有理、有利、有節。連馬克思都撰文贊他：“確實，這個中國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問題都解決了。”但是，由於當時的清政府腐敗無能，國力衰弱，一個人的努力終究於事無補，歸於蒼白。這也直接導致了葉名琛最後由封疆大吏淪為階下囚，雖忠君盡職，堅持氣節，“不食周粟”，餓死他國，仍落得個“六不總督”罵名，還被清廷貶斥為：“辦事乖謬，罪無可辭”。

“亞羅號”事件之前，葉名琛在對外交涉上就頗有手段。1849年，英國人要求依據《南京條約》進入廣州城，但這點在條約中並沒有明確。葉名琛以條約一經簽署就應該“永遠守信”為由，拒絕英國人入城。英國又以軍事相威脅，他就煽動廣州民眾武裝進入廣州城，形成“人自守衛，戈矛耀路，鑼鼓震天”的局面，震懾英軍。英國人轉而要求談判，葉名琛就攛掇當時的兩廣總督徐廣縉與其虛與委蛇，拖延抵制，使英國人入城的企圖最終沒有實現。廣州人民興高采烈地搭起了六座宏偉的綵牌樓，為葉名琛和徐廣縉表功。道光皇帝也喜出望外，破例將葉名琛加封為一等男爵，成為清朝歷史上極少數漢人男爵之一。

“亞羅號”商船船主原為蘇亞成，後為蘇亞明，實際上都是中國商人。該船當時主要從事走私活動，為了規避中國官方的檢查，就利用國際法中船舶管轄權的慣例，在英屬香港登記的執照，並僱傭英國人肯尼迪做船長。廣東水師千總梁國定接到一位名叫羅薩利奧的葡萄牙水手告發，說船上有海盜。便在該船從澳門運送大米到廣州時，登船檢查，當即緝拿了全部14名中國水手。經過肯尼迪的斡旋，梁國定帶走12名以資調查。

當時，梁國定的整個公務行動過程並沒有問題，有五條理由可說明中國對此船的檢查符合國際法規定：第一，梁國定登船檢查時，此船的登記執照已經過期，英國議員在下院作證時自己證明了這點。第二，此船並未像英國廣東代理領事巴夏禮所言懸掛了英國國旗，而只是可能懸掛了訊號旗。據梁國定說，當時並未見該船升起任何國旗。同時，香港的英文報紙也報道說，一艘案發時停泊在旁的澳門划艇證實並未見“亞羅號”懸掛英國國旗。而英國《泰晤士報》的最初報道，也未提及中國水師扯下英國國旗這樣嚴重的事件。第三，根據國際法的相關慣例，懸掛國旗的船舶必須與船籍國有真正聯絡，才能對此船有管轄權（即僅僅懸掛國旗是不夠的），而“亞羅號”船籍是中國。第四，梁國定自始至終檢查和緝拿的都是中國籍水手。第五，國際法慣例賦予當船舶停泊或者航行水域屬於某國時，某國可以根據下列情況進行檢查（即登臨權）：1。該船從事海盜或販賣奴隸的行為；2。無國籍；3。拒絕展示國旗；4。雖然懸掛外國國旗，但實際上與檢查國屬同一國籍。

但是，狡猾的英國人肯尼迪在水師走後，突然升起了米字旗。廣東領事巴夏禮得報後趕往碼頭，拿出《虎門條約》，要求按照規定將人交還。《虎門條約》實際是1843年，英國政府強迫清政府訂立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其中除了具體地規定《南京條約》的一些細則外，還增加了一些新條款，如凡中國人與英國人“ 交涉詞訟”，涉事英國人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領事館處理，即承認英國享有領事裁判權。中國方面認為這艘船不是英國船，人也不是英國人，不適用《虎門條約》。交涉中，巴夏禮極為蠻橫無理，雙方互相爭執中，一個水勇一怒之下打了巴夏禮一巴掌。

巴夏禮旋即轉而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施壓：要求無條件放人，並在他本人在場的情況下，由梁國定出面送還被扣押水手，同時公開道歉。葉名琛在迅速審訊後，照會英國領館：茲查明12人中有梁明太、梁建富兩名水手為海盜，並另一人吳亞作為證人，他們三人將繼續審訊，其餘9人可以送還。

多次交涉中，葉名琛據理力爭，有禮有據。宣告“亞羅號”是中國的船，其港英執照系船主花1000 洋銀購買，且船上並未懸掛英國國旗，無侮辱國旗之事。巴夏禮將此事稟報英國公使包令，包令隨後查出此船的香港執照果然已過期兩個禮拜。但包令、巴夏禮和英國海軍商議後，決定拒不承認葉名琛所說，並由巴夏禮發出最後通牒，限葉名琛24小時內釋放全部水手，並正式道歉，否則將動用軍事手段。

面對英國的最後通牒，葉名琛斟酌再三決定讓步，當天他答覆可以交換除了海盜的另外10人。次日，巴夏禮繼續堅持原見。葉名琛只好派南海縣丞許文深親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國領館，但堅決不道歉。此時英國人目的達到，已無心再談，拒絕接收人員，英海軍開始炮轟廣州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我們現在從純粹的外交手段來看整個事件，葉名琛可以說處理的相當不錯，有理、有利、有節，符合國際外交事務交涉原則。1857年1月23日，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以社論形式發表了《英中衝突》一文，中肯的評價了此事：“在全部事件過程中，錯誤在英國人方面。”在西方輿論的一片譴責聲中，只有馬克思點名讚揚了葉名琛。馬克思還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的社論中說：“葉總督有禮貌地、心平氣和地答覆了激動了的年輕英國領事的蠻橫要求。他說明捕人的理由，並對因此而引起的誤會表示遺憾，同時他斷然否認有任何侮辱英國國旗的意圖。”他還說，面對英國人的蠻橫無禮，“中國官吏心平氣和，冷靜沉著，彬彬有禮”。

作為一名地方官員，葉名琛可以說盡了他能做的最大努力。然而“亞羅號”事件終究不是一件單純的外交事件，是英帝國再次侵略中國的藉口而已。弱國無外交，你做的再好沒有強大的國家做後盾終歸徒勞。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在一名叛徒的帶領下攻陷廣州城，廣東巡撫柏貴和廣州將軍穆克德訥投降。葉名琛忠於職守，不離督府，拒不投降，最終被俘，押在英軍艦“無畏號”上。

戰敗後，時人譏之以“六不總督”：“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但他聲言：“欲面見其王以理論”，並且自備糧食，恥食敵粟。《香港紀事報》載：“偶然有人上艦，都向葉脫帽致意，他也欠身脫帽還禮。”

48天后，“無畏號”駛離香港。英國人將其送往印度加爾各答，暫被囚禁在威廉炮臺，後遷往托里貢的住宅。他淡然日誦《呂祖經》不輟，自書“海上蘇武”。囚禁中，多次要求面見大英帝國女王維多利亞，遭到無情拒絕後，自知使命已失敗，便開始絕食抗議。1858年4月9日戌時，餓死於囚所。死時“雙目炯炯，怒容未息”。可以想象他並不是怕死，而是有多麼的不甘心和無奈，但何嘗不是當時整個中國的無奈？

英法聯軍攻擊廣州過程中，葉名琛確實有很多做的不當的地方，比如迷信和自大，想當然的認為英法聯軍會久戰不下而退，導致貽誤戰機。但把整個鴉片戰爭的罪責都歸到他身上有失公允，他的“六不”總督的罵名實際上是棄國而逃的咸豐皇帝推卸戰爭失敗的責任，是在轉移視聽，找替罪羊。澳大利亞籍學者黃宇和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一書中做了深入的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雖然書中觀點個人並不完全認同，但其中很多論點還是很有道理的。黃宇和先生在書中逐條迴應了12字的定評：“不戰”，其實是無兵可戰，正規軍正在討伐“洪兵”，非正規兵由於無薪可支，多數已經解散；“不和”，是的，一直不和；“不守”，守了，當然犯了不少錯誤；“不死”，未必，他可能就是自殺的；“不降”，是的，不降；“不走”，是的，沒有走，更準確地說，是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