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和他的學生柏拉圖，以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影響了整個歐洲的文明，可是蘇格拉底卻在古稀之年被判處死刑。

蘇格拉底為什麼被處死？

在當時的雅典，蘇格拉底特立獨行，生存在自己的哲學世界裡。他宣稱心中有“神明指引”。他所說的神明，實際上僅僅是他自己個人能感知到的，是他自己的“神明”，並不是這個國家和民眾所奉行的神明。這也為他後來被判處死刑，埋下了禍根。

有著自己神明的蘇格拉底必然會和現實發生衝突。在他看來，雅典就是一匹駑馬，而他就是一隻神派來的牛虻。他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叮咬雅典這匹駑馬，從而使她煥發生機和活力。

他“叮咬”的方式是辯論。辯論什麼呢？這需要了解蘇格拉底的哲學理念。

蘇格拉底不像他之前那些哲學家那樣在自然中尋找答案，而是收回目光，審視自己的內心。因為他認為真正的智慧只能來自心靈。他常常為思索，為聆聽內心的神明的聲音而發呆，有時甚至能由早晨呆呆地站到中午，更有甚者能站到第二天的早上。

那麼蘇格拉底聽到了怎樣神諭呢？他說：“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無所知。”

他是如何論辯的呢？不妨把他和我國古代的孟子作一些方面的比較。

孟子對齊宣王說：“大王，如果你的一位臣子到楚國去，臨走前，將妻子兒女託付給朋友照顧。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卻發現妻子兒女竟然挨餓受凍，那麼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很乾脆地說：“和他絕交。”

孟子又說：“如果主管司法的官員，不能辦案，那又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不假思索地說：“免他的職！”

孟子進而追問：“一個國家沒有治理好，那該對國君怎麼辦呢？”

齊宣王這才知道孟子真正的用意，尷尬不已，好在他老於世故，裝作沒聽見，回頭和身邊的其他人談別的事去了。

蘇格拉底是怎樣辯論呢？他會問辯論的物件，修鞋去找誰。人家自然回答：找鞋匠啊……最後他會突然問：國家這隻船，該誰來修理呢？這和孟子有著驚人的相似。

不同的是，孟子以“當今之世，捨我其誰”浩蕩之氣和自信，走進朝堂，勸誡諸侯貴族，希望透過他們自上而下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

蘇格拉底則不同。他關注的是個體，不分貴賤。這個衣衫邋遢的“赤腳大仙”哪怕是遇到一個奴隸，他也會認真地談上半天，爭得面紅耳赤。

辯論的場所通常就是雅典的市區廣場。辯論什麼呢？蘇格拉底到處承認並宣揚自己的無知，他也要在這大庭廣眾之下，不斷地揭露別人思想上的缺點，知識上的無知，絲毫不顧及別人的感受。他執著地依從心中神明的指引，卻招致了愈來愈多的憤怒和嫉恨。

蘇格拉底儘管在很多人的眼中是另類，但他的思想在富有的貴族子弟中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的學生柏拉圖就是一位貴族子弟。這讓不喜歡他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不安，危險不斷地向他迫近。

他還對當時雅典的政治制度說三道四。

最終，蘇格拉底被送上法庭，儘管法官們在和他的辯論中節節敗退，但是他還是被判處死刑，罪名是“宣揚新的神明，腐化青年人”。在和朋友告別後，他從容飲鴆而亡。

他可以不死。如果，他能按照法庭意思，與之妥協；如果，他能選擇流亡，不再讓他們感到芒刺在背。

但是，他沒有。

蘇格拉底之死說明了什麼？

他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他認為他的死亡，最大的受害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雅典人民，包括宣判他死刑的那些人，因為這世間失去了那隻牛虻。

他忠於他的神明。他尊敬雅典人，熱愛雅典人，但他要遵從他心中的神明，因為他相信人辨別是非的能力存在於人的理性之中。理性，或許就是他心中永恆的神明。

死亡是他對哲學的一種詮釋。死亡只是一場沒有夢的睡眠，只是靈魂到了另一個世界。

“死別的時候到了，我們各走各走的路吧——我去死，而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死亡，是他給世間留下的哲學懸思。

當然，歷史早就清楚地給出了回答，莫須有的罪名可以殺死一個偉大的人物，但是一場醜陋的審判，根本無法遮掩一位偉大哲學家的光芒。

過去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