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心力交瘁

1644年，大明王朝在過完第276個生日之後，終於走到了盡頭。雖然明史專家孟森認為大明王朝“實亡於萬曆”，黃仁宇甚至做了精準判斷：明亡於萬曆15年。但直到1644年，大明王朝才迎來了最終滅亡。

此前發生的諸多鬧劇皆預示了滅亡之象，可直到最後一刻，作為帝國主宰的崇禎依然有機會扭轉這一切，但最後都化作一聲“諸臣誤我”的憤慨。

吳三桂的要價

1644年正月，崇禎像往常一樣上朝，登基17年來，他沒有一日不上朝。《野史無文·烈皇帝遺事》 載：崇禎“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可即使如此，大明國力還是江河日下。雖是新年，但皇帝的臉上沒有絲毫喜色，因為李自成在西安稱帝了。

稱帝之後，李自成發出討明檄文，儼然天下之主，之後揮師北上。大軍壓境，崇禎唯有發動軍隊勤王方可延續國運。

李自成

當時大明手裡還掌握兩支軍隊，分別是左良玉的20萬大軍和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左良玉能征善戰，但驕縱蠻橫，聽調不聽宣。此前崇禎強令孫傳庭出潼關，最終驍勇善戰的“秦兵”全軍覆沒。

當下唯有調集吳三桂的“關寧鐵騎”護衛京師，為此，崇禎召見吳三桂父親吳襄，商議勤王之事。（蔣臣《無他技堂遺稿》）

關寧鐵騎

崇禎表明了自己的意願，希望關寧鐵騎入關，吳襄答道：“臣父子世守此土。惟以不能恢剿負國。萬死不足贖罪。豈敢更言棄地。”

崇禎回答：“非棄也。凡事須權緩急。此時寇急於邊。卿但度卿子果能辦賊否耳。”襄對曰。但恐逆闖不親來。來則保為陛下盡殲之……”

吳襄表明忠心的同時也說出了自己的顧慮：“陛下不憂臣子不能殺賊。臣但憂餉不繼耳。”說白了，吳襄想要3萬軍隊所需之餉。

吳襄的回答讓崇禎看到了一絲希望，欣然問道：“卿言兵至三萬費餉幾何？”而吳襄之後的回答則完全斷絕了崇禎的幻想，對曰：“少亦須百萬。必不得已亦須湊至七十萬乃可。”

軍餉

70萬，對於曾經富庶的大明朝來說不值一提，但此時的國庫只有7萬兩白銀。

崇禎沒有再說什麼，就連關寧兵冒領軍餉一事也沒有追究。不是因為寬容，而是因為絕望，史載“上佇思良久深然其語”。

重燃希望：南遷

勤王之事作罷，崇禎想起南遷。

事實上，遷都之事，自明朝建立之初就爭論不休，幾乎每一個皇帝都想過遷都。朱元璋定都南京，但歷史上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多為短命王朝，所以朱元璋想遷都西安。可建國之初百廢待興，遷都之事耗資巨大，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朱棣靖難之後定都北京，使京師“孤懸絕北”，將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放大數倍，前有蒙古，後有女真。從經濟角度來說也是極不划算，“江南之民命竭於輸挽，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郡燕之為害也。”最基本的物資運輸便需耗費大量財政支出。（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

朱棣遷都北京

遷都之事在早期還是一個能夠討論的話題，在北京保衛戰之後成為了一個禁區，發展到現在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任何膽敢言遷都者無異於叛國，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

崇禎深知這一點，因此最好由某大臣提出，經內閣審議之後決定，此等萬全之策才不會折損皇帝的顏面。

其實崇禎一直在謀劃遷都，但他初次提出遷都便遭到陳演、光時亨等人反對，崇禎不願意背此罵名，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

但崇禎沒有放棄，之後便與左中允李明睿商議南遷。崇禎言辭急切：：“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平寇志》卷八）。李明睿說：“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

繁華的南京城

崇禎和李明睿就遷都問題進行了初步交流，並且草擬遷都事宜，但如何將草議變為決策，還需要由內閣商討，經朝堂公開。崇禎看中了內閣首輔陳演，私下陳演說：“此事要先生一擔。（《清史編年 第一卷 順治朝》）。

就在大明王朝相互推諉之時，李自成已經佔領豫北，遷都之事刻不容緩。二月底，崇禎決定在朝廷上討論此事，

希望群臣共請而後行，使自己不承擔逃亡之名。

關鍵時刻，陳演變卦，閉口不語，南遷之事隨即陷入僵局。李明睿等人提出折中方案，史載“守庶子李明睿與左都御李邦華複議南遷，並請先以太子居南京，“號召東南，共圖滅賊”。（《清史編年 第一卷 順治朝》）。

崇禎皇帝

對於崇禎來說，殉國不是最可怕的，他最擔心的是南遷之後，自己將會和唐玄宗一樣變成有名無實的太上皇。他嚴詞拒絕，說道：“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清史編年 第一卷 順治朝》）。同時不許太子南下，罷免陳演。

之後，言官隨即大肆攻擊南遷之說，國家社稷已經不重要了，保住自己在北方的家產才是最重要的。

南遷之事未遂人願，崇禎距離死亡日期又近了一步。

最後的機會

公元1644年3月15日，李自成攻破居庸關，兵臨城下，輝煌的北京城就在眼前，而自己將會擁有一切。看著高大的城牆，李自成想起了自己的老家，相比較於眼前這個陌生的城市，他更想要回到陝西。

闖王李自成

一千年前的楚霸王說過一句話“富貴不歸故里，如錦衣夜行，誰人知之者？”李自成沒什麼文化，但同意項羽的觀點。

在他潛意識中依然存在著樸素的小民思想：皇帝是好的，只是被大臣矇騙。在《登極詔》中他寫道：“諮爾明朝，久席泰寧，濅弛綱紀，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李自成怒斥群臣 ，但對崇禎皇帝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他也不希望背上弒君之名，更願意讓崇禎“如杞如宋，享祀永延”。

他只想得到崇禎皇帝的認可，做個西北王衣錦還鄉，他甚至願意替朝廷徵繳八旗。如果皇帝再賞賜他一些銀兩，那就再好不過了，他認為崇禎皇帝肯定會答應，因為皇帝總是很有錢的。

李自成

史載：“闖人馬強眾，議割西北一帶分國王並犒賞軍百萬，退守河南……闖既受封，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勁兵助剿遼藩。但不奉詔與覲耳。”（《小腆紀年附考》卷四）

李自成的條件並不苛刻，但崇禎皇帝有著更深的顧慮，封地許王固可解眼前之急，但也意味著將祖宗之土讓給他人，而崇禎不願意背此罵名，

為了獲取支援，崇禎向內閣首輔魏德藻求助，希望他能夠主動開口，但魏德藻沒有表態。魏德藻之所以成為首輔，憑藉的便是察言觀色。

他非常清楚崇禎的心思，此等大事，一旦有紕漏，自己將會死無葬身之地。

崇禎皇帝

大臣都記得陳新甲，在那次議和事件中崇禎表現出了自己的苛刻寡恩，一旦事情敗露皇帝會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當做替罪羊。

事實上他們都做好了效力新朝的準備，不願意再為明朝出力，皇帝與臣子已經完全對立。

兩百年前明太祖廢除宰相，從此乾綱獨斷，大權獨攬，但朱元璋加強皇權的同時也埋下了亡國的禍根。宰相被廢，從制度層面來說，諸臣失去了法定保護，成為皇權的附屬物，而與此同時失去的還有對於國家的忠誠感。

朱元璋

由此造成了兩個嚴重後果：君臣離心，白熱化黨爭。許多有識之士希望加以改變，萬曆年間首輔申時行曾試圖彌合官員黨爭，進而消除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對立，但他失敗了。

之後皇帝和大臣成為了兩個陣營，君臣離心離德。再加上崇禎馭下過嚴，性格嚴苛，時至今日，已經沒有人願意為他分憂。

由此便不難解釋為何宋亡之時，文天祥等人拼死護國。但明朝養士三百餘年，背信棄義之人如同過江之鯽。社稷傾覆，諸多大臣卻在自作打算。

崇禎

大臣冷眼旁觀，而崇禎也不願擔負責任，就這樣雙方陷入了僵持。

而李自成的耐心是有限的。3月19日。李自成下令攻城。

在人生的最後時刻，崇禎已經完全陷入癲狂，獨自一人在宮中飲酒長嘆：“苦我民爾！”之後，崇禎命人將兒子送出，將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全部殺掉。

崇禎皇帝殉國

做完這一切，崇禎帝在景山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

最後，崇禎沒有等到吳三桂，沒有遷都，也沒有給李自成封王，大明享國276年。

如何評價崇禎呢？

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亡國之君，即位17年勤勞刻苦。但他的悲劇在於空有治國熱情，卻無治國方略，而嚴苛的性格更是放大了這個矛盾。他不願意放棄任何東西，土地，權力，最主要是對臣子的信任。

若在萬曆之前，體制尚未僵化，國家不會衰落至此。但在萬曆之後，國家積弊已久，君臣離心，再加上數十年的天災，國家的滅亡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孟森所言便是如此。

而談遷的《國榷》，或許是對崇禎最中肯的評價。

“（崇禎）聰於始，愎於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非淫虐，非昏懦，而卒與桀、紂、秦、隋、平、獻、恭、昭並日而語也，可勝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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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李文海等：《清史編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版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10版

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點校本

談遷：《國榷》 古籍出版社1958版

孟森：《明史講義》 中華書局2009版

蔣臣《無他技堂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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