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北宋名臣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是蘇州吳縣人士，死後諡文正，後人多稱為范文正公。范仲淹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名垂千史，至今仍讓大家銘記。

仲淹父親也曾作過寧武軍節度掌書記。但範大人一生坎坷，沒能沾上祖上榮光。范仲淹兩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謝氏貧困無依，帶著仲淹改嫁到山東淄州長山縣一戶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從小就勤奮好學，但他畢竟不是朱家的親生的孩子，常常受到朱家人的歧視。母親為了使范仲淹幼小的心靈不受到傷害，就讓他去附近長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讀書。青年時代的范仲淹就這樣在醴泉寺埋頭苦讀。可是，有一天，范仲淹與朱家的公子發生了口角，在對方的惡言攻擊中，范仲淹知道了自己身世的秘密，本來就心氣高傲的范仲淹自然受不了如此刺激，他決定自立門戶，不再遭受朱家的白眼，他簡單收拾了自己的衣物，身上佩劍，帶上一把琴、幾本書，不顧母親的苦苦阻攔，流著眼淚毅然辭別母親，徒步前往南京的應天府書院求學，宋朝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二十三歲的范仲淹來到了應天府書院。應天府書院是當時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校舍一百五十餘間，藏書數千卷。這裡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眾多學子，而且在書院讀書是免費的。范仲淹十分珍惜在書院的學習，讀書也更加刻苦，以至於通宵達旦，他立志要出人頭地，博取功名，接母親離開朱家，不再過寄人籬下、遭人白眼的生活。

功夫不虧有心人，公元1105年，范仲淹果然高中進士一甲，也就是前名。27歲的范仲淹進士及第後，被任命為從九品的廣德司理參軍，很快又升任為從八品的集慶軍節度推官。他於是把母親從山東朱家接過來贍養，並恢復了範姓，自己改名為范仲淹，字希文。

范仲淹為官後，剛直不阿，施政清廉，體恤民情。他在泰州海陵任鹽倉監官時，看到當時沿海的農田民宅，屢次受到海潮的威脅，成千上萬的災民流離失所。他為民上書，建議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沿海，修築道攔海堤堰，以阻擋海潮。得到上級批准後，調他任興化縣令，全面負責修堰工程。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秋），范仲淹親率四州的數萬民夫修築海堰。修堰工程剛開工不久，便遇到了暴風，一個巨大的海潮撲面而來，一下子吞噬了一百多個民工的生命。但是范仲淹臨危不懼，堅定不移，始終堅守在修堰的工地上，最終完成了綿延數百里攔海長堤，從此沿海的鹽場和農田農舍不再受害。人們為了感激范仲淹的功績，把這條海堰叫范公堤”，遺址至今尚存

從公元1039年起，西夏軍隊就大舉進犯宋朝邊境，第二年正月，元昊大軍進逼延州（今陝北延安），延州以北的36個寨堡全部被西夏軍隊蕩平，延州岌岌可危，西北告急。在如此嚴重的形勢下，宋仁宗又想到了范仲淹，急忙召他入京，任命范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並調解宰相呂夷簡與范仲淹之間的過節，范仲淹在國家利益面前，高風亮節，以大局為重，主動寫了《上呂相公書》與宰相呂夷簡講和。當時52歲的范仲淹已經是霜染鬢髮，他臨危受命，毅然披掛上陣，趕赴西北前線。戰爭給宋朝邊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西北前線到處是狼煙四起、斷壁殘垣，范仲淹懷著沉痛的心情寫下了他著名的詞《漁家傲》。

三年後，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宋夏兩朝開始議和，西北邊境才得以轉危為安。范仲淹也被調回京都開封，升任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人朝後，宋仁宗親賜詔書給范仲淹，讓他起草慶曆新政改革方案。很快范仲淹向朝廷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年底，范仲淹從改革吏治入手，大張旗鼓地推行慶曆新政。他坐鎮朝廷，對不稱職的官員毫不留情，一筆勾掉。當時他的同學—樞密副使富弼對范仲淹說：“您筆勾掉這些官員很容易，你可知道？你這一筆之下可能使人家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聽後，用筆點著這些官員的名字憤慨地說：家人哭總比一州一縣的人哭要好吧！”當然，改革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一大批官僚的特杈，保守派對此恨之入骨，於是他們勾結在一起攻擊新政，誣衊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結黨營私，剷除異己，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以至於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最後宋仁宗終於動搖了，慶曆五年初，宋仁宗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

在鄧州，范仲淹撰寫了流傳千古的名篇《岳陽樓記》。告誡同僚看破個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為國為民始終做到“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千百年來，這句經典名句，被一代代為官者作為座右銘，而為之終身踐行。

後來，范仲淹又先後調任杭州知州、青州知州、潁州知州，但是他無論在何處為官，都是一心為民，始終堅持帶病工作，從不計較個人榮辱。

公元1052年，范仲淹又調任徐州知州，五月二十日，他剛到徐州就突然病逝，享年六十四歲。范仲淹死後，被葬在河南洛陽東南萬安山，朝廷諡號文正，封楚國公、魏國公。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統帥，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和教育家。他領導的慶曆革新運動，成為後來王安石熙豐變法的前奏；他對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線邊防穩固了相當長時期；經他薦拔的大批學者，為宋代學術鼎盛奠定了基礎；他倡導的先憂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是中華文明史上閃灼異彩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