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心殿位於紫禁城西六宮南側，始建於明代嘉靖時期。清代雍正朝以前，養心殿在紫禁城內並沒有特殊之處，只是後宮一座普通的院落。從雍正朝開始，養心殿成為一處重要的宮殿。康熙六十一年（1722）農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於暢春園。按照規制，為大行皇帝治喪的二十七天內，嗣皇帝在倚廬身穿喪服居住，之後再正式入住寢宮。雍正帝以乾清宮東廡為倚廬，為康熙帝守孝二十七日後，不顧諸王大臣的反對，仍堅持遵循古制，守孝二十七個月，並決定守孝期滿後，移居養心殿：“諸王大臣僉雲持服二十七日後，應移居乾清宮。朕思乾清宮乃皇考六十餘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實不忍。朕意欲居於月華門外養心殿，著將殿內略為葺理，務令樸素。朕居養心殿，守孝二十七月，以盡朕心”。於是，雍正帝在持服二十七日之後移居養心殿，繼續素服持齋，守孝二十七個月。

雍正三年（1725）二月，守孝結束，雍正帝選擇繼續留在養心殿。自此，養心殿成為了清代皇帝的寢宮，也因此取代乾清宮成為皇帝日常政務活動的中心。此後直至清末，這裡一直是清朝政務決策地，所有的關乎軍國大事的決策幾乎都是在此處產生並宣佈於天下的。雍正朝是清代歷史中的重要時期，養心殿作為雍正帝日常起居、處理政務的地方，與雍正帝的政治密不可分，是雍正朝政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養心殿內曾懸掛著多幅雍正帝的御筆匾聯，有的在養心殿懸掛至今，有的已經無存，僅檔案中可見，每一幅都是他為政思想的集中體現。

一、中正仁和

養心殿正殿寶座上方的“中正仁和”匾為雍正帝御筆。“中”與“和”取自儒家經典《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是儒家重要的哲學範疇，是一種不偏不倚、恰如其分的適中狀態；“和”意為協調、和諧、統一。“仁”更是儒家思想的總綱，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因此，雍正帝御筆“中正仁和”四字型現了他以儒家正統思想治理國家的理念。

清朝建立之後，滿漢文化衝突一直存在，是否需要接受儒家文化，還是繼續保留滿族的家法舊制，這些都是滿族統治者需要面臨的問題。最終，在康熙時期，清朝確立了正統儒學作為統治思想。雍正帝即位之後，繼續推崇儒學，以儒家思想治天下。首先，他大力推崇孔子。雍正元年（1723）三月，雍正帝下令追封孔子先世為王：追封先師孔子五世祖木金父為肇聖王，高祖祈父為裕聖王，曾祖防叔為詒聖王，祖伯夏為昌聖王，考叔梁紇為啟聖王，啟聖祠改為崇聖祠。上諭：“五倫為百行之本，惟天地君親師，人人所至重者。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教以發明。自古師道無過孔子，皇考崇儒重道，邁絕千古。凡所以推崇孔子者，典儀靡有不備。朕蒙皇考教育之恩，自幼讀書，以心景仰，更加推崇，固無可增加。是以敕部追封孔子之上五代。”

雍正帝按照順治、康熙朝的慣例，賜封孔子後裔。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衍聖公孔毓圻病逝，雍正帝命加祭二次，並諡為“恭愨”。同時，封孔毓圻的長子孔傳鐸承襲爵位。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下令對先師名字避諱，“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惟祭天於圜丘丘字不用迴避外，凡系姓氏、俱加偏旁為邱字。如系地名，則更易他名……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用邱字，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偏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先師至聖之意”。

雍正帝對修葺孔廟十分重視，他在修葺過程中下令提高孔廟的規制。雍正二年（1724）六月，闕里文廟發生火災，雍正帝引過自責，親詣太學文廟虔申祭告，並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親自指授，“凡殿門廊廡，悉仿帝王宮殿之制，易蓋琉璃黃瓦”，將文廟的規格提升到帝王宮殿的等級。

雍正帝尊孔崇儒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便是開經筵，守孝期滿之後雍正帝立即舉行經筵典禮。雍正三年，雍正朝的首次經筵大典在文華殿舉行，經筵講官張廷玉等進講《中庸》“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一節。雍正帝也發表了他的觀點：“天人之道總是一誠。載物、覆物、成物，皆誠中之功用也。所謂誠者，不在語言文詞之間，必性分功夫實到至誠地位，則博厚、高明、悠久之理自然洞徹矣。”講官勵廷儀等進講《易經》“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一節，雍正帝發表議論：“元即仁也，德即理也，先天而天弗違，德從元也。後天而奉天時，理本仁也。天人之道，原無二致，若岐而為二，聯以為不然。”

雍正一朝十三年，共舉行了十三次經筵，他十分重視這項文化制度，深知經筵作為一種文化政策的重要性。雍正帝也十分注意皇子們的教育培養，他延續了清初以來確立的以儒家文化為主導進行皇子教育，雍正元年，雍正帝命鄂爾泰、張廷玉任上書房總師傅，又命朱軾、張廷玉、徐元夢、嵇曾筠為諸皇子的師傅。不僅如此，雍正帝十分強調“尊師”，規定了皇子拜見師傅禮：“諸皇子入學之日，與師傅備杌子四張……皇子行禮時，爾等力勸其受禮。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師儒之禮相敬。如此，則皇子知隆重師傅，師傅等得盡心教導，此古禮也。”

二、勤政親賢

養心殿東暖閣曾懸掛雍正帝聖訓：“敬天法祖，勤政親賢，愛民擇吏，除暴安良。勿過寬柔，勿過嚴猛。同氣至親，實為一體。誠心友愛，休慼相關。時聞正言，日行正事。勿為小人所誘，勿為邪說所惑。祖宗所遺之宗室宜親，國家所用之賢良宜保，自然和氣致祥綿宗社萬年之慶。”養心殿西暖閣內懸掛有他的御筆“勤政親賢”匾額，因此，常常稱西暖閣為勤政親賢殿。故宮博物院現藏有雍正帝壽山石“勤政親賢”印璽。雍正帝以勤政著稱，這一點在他留下的大量的硃批奏摺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雍正帝一生批閱了大量的奏摺，收錄於《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的硃批奏摺約35000餘件，另外還有未公佈的滿文硃批奏摺約6000餘件。在這些奏摺中，雍正帝的勤奮與高度自律躍然紙上。雍正帝幾乎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與臣工商議政務，晚上在養心殿批閱奏摺。在很多時候，雍正帝在奏摺中的批語字數多達幾百字甚至千字。如雍正七年（1729）雲南提督郝玉麟奏請入京見請訓，雍正帝在奏摺中寫下了近500字的硃批。硃批中，雍正帝苦口婆心，對郝玉麟諄諄教導。首先，勉勵郝玉麟“朕雖尚未見卿，覽汝數年章奏、所交你辦理的事件，便可知你居心為人。你雖身在滇遠，體朕用人行政之心，亦可知朕之訓諭之意，如見面然也”；接著，訓導郝玉麟“惟務不欺不隱，秉公執政。旗人風習操守，著實當慎。察吏務須嚴明，廣東惟彌盜一事最為切要”；最後，要求郝玉麟以鄂爾泰為榜樣，“如鄂爾泰者，可為師範……朕所喜者，如此大臣……責任中事，當虛心領教鄂爾泰”。

雍正帝也經常告誡督撫大員要勤勉，如雍正二年（1724）六月，湖廣巡撫齊喀奉命回奏密查湖廣邪教一事，雍正帝在硃批中訓導他要“勤慎”：“爾身膺封疆重任，凡此有關風化人心、利益國計民生之事，當日日留心，博問廣諮，應奏聞請旨者奏，應行者秉公執政而行，時刻疏忽不得的。少偷一時安閒，即廢弛一時之政務。勤慎二字，方寸中一刻也放不得的。勉之。”雍正四年（1726）四月，升為貴州巡撫的何世璂上奏摺請示政務，奏摺中，雍正帝連用了八個“不可”來告誡他，不外乎要求他誠實奉公、勤慎辦事。再三強調“勤之一字、實之一字，要緊，勉之”。雍正七年（1729）六月，鄂爾泰的侄子鄂昌作為寧夏道員向雍正帝上奏摺謝恩，雍正帝在大段的批語中教導鄂昌作為地方官員的為官之責任，最後，雍正帝勉勵鄂昌要向叔父鄂爾泰學習，要做到為政勤勉。

雍正帝嚴於律己，時刻做到勤政，他還命人制作“朝乾夕惕”印璽，時刻提醒自己不可怠惰。故宮博物院現藏有雍正朝的壽山石“朝乾夕惕”印璽共五枚。他曾寫詩：“聽政每忘花月好，對時惟忘雨陽勻。霄衣旰食非幹譽，夕惕朝乾自體仁”。此外，他還命人制作“兢兢業業”璽，故宮博物院現藏有三枚雍正帝“兢兢業業”璽印。

三、惟以一人治天下

養心殿西暖閣“為君難”匾兩側懸掛有“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對聯。檔案中有相關記載：“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怡親王交御筆‘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對一副，高五尺八寸五分、寬九寸五分。”“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這句話

並非雍正帝的原創，而是出自唐朝貞觀二年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張蘊古給唐太宗的《大寶箴》，原文是：“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闢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雍正帝將張蘊古規諫唐太宗的勸誡文稍作改動而變成自我砥礪的警句。“惟以一人治天下”是雍正帝“人治”思想的體現，這句話並不僅僅說明皇帝要君臨天下、乾綱獨斷，還有另外一重涵義，即：皇帝受命於天，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這對帝王的才能、操守勢必有極高的要求，帝王的才幹、操守決定了天下是否可以得以治理。雍正曾強調：“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得人辦理，則無不允協，不得其人，期間舞文弄法，正自不少。”“有治人，無治法”出自先秦思想家荀子。《荀子》曰：“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

雍正帝揹負重新整理吏治、懲治貪腐的責任，他堅定不移地貫徹人治思想，在用人方面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與舉措。關於雍正帝的用人方面的言論，最著名的莫過於他在鄂爾泰的奏摺中的硃批：“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在用人方面，雍正帝更多的看重官員的實幹才能，換句話說，在“德”與“才”之中，他更看重“才”。雍正帝曾說：“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潔為本。但封疆大吏職任甚巨，洪範所稱有猷有為有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察吏、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儻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奸，貽害甚大”。可見，在雍正帝看來，只知博取名譽之清官反不如操守平常的能吏。這也是雍正帝選拔官員的一個重要準則。在這樣的標準下，才出現了雍正朝督撫的典範：鄂爾泰、李衛、田文鏡。他們三人的晉升之路均不符合官員提拔的常規程式，期間常有破格，並且有的職位是雍正帝為他們量身打造的。以李衛為例，李衛於雍正二年（1724）以捐納員外郎擢為布政使，三年升為浙江巡撫，五年授為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而在此之前並無浙江總督一職，此缺則是為李衛專設。他們作為督撫大員，在地方行政改革等方面作出突出的貢獻。時人這樣評價田文鏡：“自簡任督撫以來府庫不虧，倉儲充足，察吏安民，懲貪除弊，殫竭心志，不辭勞苦，不避嫌怨，庶務俱舉，四境肅然。”李衛在浙江五年，“蒞政開敏，令行禁止”，大改浙省的人心風俗。特別是在清理各省倉庫虧空過程中，李衛屢擔重任，吏事民政皆無憂。而後在直隸六年，蒞政一如在浙江。鄂爾泰則是西南改土歸流的功臣。雍正帝曾說：“若各省督撫皆能如田文鏡、鄂爾泰，則天下允稱大治矣。”

在用人過程中，雍正帝又一次感受到為君之難：“朕自蒞位以來，兢兢業業，事事知其至難，用一人必曉諭以用之之故，去一人必曉諭以去之之故，似乎不勝其煩。然亦有所甚不得已者，且事無一定，又不可拘執，……是故或一缺而屢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後頓異。蓋朕隨時轉移，以求其當者，亦出乎不得已。”

四、戒急用忍

雍正時期養心殿中曾經懸掛“戒急用忍”一匾。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評論胤禛幼年時性格喜怒不定，並教育他要“戒急用忍”，於是胤禛即位後，在手寫此匾並懸於養心殿，“皇考每訓朕諸事當戒急用忍，屢降諭旨。朕敬書於居處之所，以警觀瞻”。雍正帝還常常命造辦處製作戒急用忍牌，如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命人做琺琅戒急用忍銅胎吊牌一件；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傳旨：“照做過的琺琅流雲戒急用忍牌做一件”。時刻不忘提醒自己。除了吊牌，他還命人制作相關的吊屏，懸掛在圓明園等處，如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傳旨：“將戒急用忍吊屏安在安寧居，欽此。”雍正帝曾就自己未能好好實踐“戒急用忍”而自責，如宗室阿布蘭一事。阿布蘭是廉親王胤禩的黨羽，由於胤禩的保奏，雍正帝特殊加恩，將阿布蘭由輔國公晉升貝勒。不久，雍正帝發現阿布蘭的種種問題：“阿布蘭自任用以來，並不實心效力，而且素行卑汙。前大將軍允禵，自軍前回時，伊特出班跪接。從來宗室公於諸王阿哥並無此例也。宗人府建立碑亭，翰林院所撰之文，阿布蘭以為不佳，另行改撰，並不頌揚皇考功德，惟稱讚大將軍允禵，擬文勒石。朕即位後，伊自知誣謬，復行磨去。”雍正帝反覆強調自己用人“善則用之，不善則退之，朕素性也”，雍正帝以自己在任用阿布蘭一事上過於著急草率，因自己沒有做到“戒急用忍”而自責：“今於阿布蘭，既不加詳查，任用太急，令伊自幹不可寬宥之罪，又難以容忍，則皇考訓誡之聖明益著，而朕亦知過矣”。

雍正帝急躁的性格決定了他為政過程中“嚴猛”的特點，這也對雍正朝的政治有很大的影響。以楊名時一案為例簡要論述。雍正四年（1726）吏部尚書、管雲南巡撫事楊名時誤將密諭載入了題本，受到雍正帝的嚴責，被解任。楊名時被解任之後，代之為巡撫的是朱綱，朱綱上任後，便參劾楊名時“在任七載，循隱廢弛，庫帑倉谷，借歉虧空”。楊名時在自陳的過程中又被雍正責為“巧詐”“沽名邀譽”，最終雍正“命名時留雲南待後命”。其實，雍正嚴懲楊名時的真正目的則是因為楊名時是當時的士人領袖，是雍正帝打擊科甲朋黨的一個步驟。雍正帝打擊科甲朋黨始於雍正四年（1726）間發生的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李紱最終失敗。之後，雍正開始嚴厲打擊科甲朋黨。在這年十二月十二日，雍正就漢人中的科甲朋黨一事諭科舉出身的眾官員：“國家開科取士，原欲得讀書明理之人，秉公持正共相砥礪以端風俗以正人心……今乃往來囑託，彼此營求，以朝廷取士之正途為植黨營私之弊藪。”楊名時是科甲出身，為名儒李光地的學生。此時，李光地已去世，所以在雍正的眼中，打擊科甲朋黨的物件便是李紱、謝濟世、楊名時等人。雍正帝在懲處楊名時過程中十分嚴厲，他的硃批十分犀利、極端，從中可以窺見他性格急躁的一面。如楊名時洩露硃批後，雍正說他是“怙惡不悛、大奸大詐全無人臣之禮”，楊名時也曾多次上奏摺認錯，並進行解釋。但雍正絲毫沒有原諒他，相反卻益加厭惡他；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楊名時上摺奏報護送陳時夏的母親前往蘇州一事。楊名時陳述了雍正帝對陳時夏母親安排之周詳，並以次稱頌雍正“曲體臣下，將母之情愛護安全備極周至”。但因奏摺最後的“殊恩洵屬人生稀有之遇，縉紳莫不羨為奇榮”一句，又觸怒了雍正。雍正將“縉紳莫不羨為奇榮”理解為科甲朋黨之惡習，並由此推斷“若罰一人則縉紳鹹以為恥而盡怨”，並斥責楊名時此言為“無理悖逆之言”。這樣，楊名時的話被雍正一分析就變了味了。此後，雍正似乎更加厭惡楊名時。當年六月十七日，在楊名時奏報辦理銅鹽課項折中，雍正在開頭竟然批道：“楊名時有顏言及鹽銅，亦可謂廉恥喪盡矣。”

可見，雍正帝對於科甲朋黨過於敏感，對於楊名時抱有很大的成見。他為打擊朋黨，還作《朋黨論》一文，痛批官員結黨，“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聖祖飭戒再三未能盡改。朕即位以來，屢加申斥，而此風尚存”；他批評宋代歐陽修的“君子以同道為朋”，主張“君子無朋，惟小養心殿匾聯與雍正帝的政治舉措人則有之”。並接著寫道：“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他的憤怒之情顯然見於紙上。雍正帝在奏摺中的批語常常帶有很明顯的感情色彩，愛憎分明。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雲南總督鄂爾泰上奏摺奏報整頓雲南事宜，雍正帝對他大加讚賞：“卿所辦之事，朕實無一言可諭矣。在廷諸臣，朕皆與觀之，人人心悅誠服，賀朕之福、慶國家得人而已。朕亦惟以手加額，感上蒼、聖祖賜朕之賢良輔佐耳。……朕之慶祝之懷，實難筆諭。勉之一字，朕皆不忍書矣；嘉之一字，實亦有負卿之心也。”在批語裡，雍正帝都不知如何誇獎鄂爾泰了，說鄂爾泰是上蒼和聖祖對自己的恩賜，並說“勉”和“嘉”這些字眼都無法表達了。而他訓斥起來官員，用詞可毫不客氣。如雍正五年十二月，署江南總督範時繹上摺奏報江南得雪，文字十分華麗。此時雍正帝正值歲末政務繁忙之時，他十分生氣，斥責範時繹：“朕日理萬機，毫不體朕，況歲底事更繁，哪裡有功夫看此幕客寫來的閒文章，豈有此理！況朕屢有訓諭，只待秋成方可釋懷。今冬雪乃預耳，若如此誇張聲勢，則汝毫無主敬以待之心矣。下愚不移，奈何！”範時繹本來想向雍正帝奏報雨雪情形，沒料想被百忙之中的雍正帝訓斥一番，並罵他愚蠢的無可救藥了。雍正帝的批語常常十分犀利、直白。雍正十年（1732）九月，兼管廣東海關總督毛克明上折謝恩，雍正帝批道：“已用你副都統矣，有何可指示？但取出良心來辦事，銀錢不如性命顏面要緊，只此兩句粗俗之語。能行，諸凡保汝協當也；若不能此，便批示你千百錦繡文章，無益於汝也。勉之。”

雖然被批評性格急躁，但是，雍正帝性格中的剛毅果斷、是非分明的部分是值得肯定的。這種性格決定了他即位之後立即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改革中，他講求實效、雷厲風行，一改康熙朝後期以來的頹廢之風，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從雍正朝開始，養心殿成為紫禁城內的政務中心，成為諸多政令發出的地方。在這裡，曾懸掛多幅雍正帝的親筆匾聯，有的留存至今，仍然懸掛在養心殿內，有的已經無存，僅僅在檔案中可查得。這些匾聯所包涵的意義集中體現了雍正帝為政風格和他的多項政治舉措。雍正朝是康乾盛世中重要的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雍正帝可稱得上清代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皇帝，他性格剛毅，為政嚴猛，勵精圖治，尋求革新，在用人方面大膽嘗試，推動各項改革的進行，為以後的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