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前後相繼的五代作為“一個”階段，把文職臣僚作為“一個”群體來看，那麼，在這一時期中重武輕文的極端事例舉不勝舉；假若我們著眼於不同的時期、著眼於不同類別的文臣，將這一個個“板塊”拆解開來，更加逼近地予以考察，或許能將文武關係以及文臣能力素質的調整脈絡看得更為清晰。

就最高統治者而言,對於文職官吏的利用與依靠,事實上不容或缺。而在文臣群體中,通常居於主導地位、作為被關注中心的,是其中的“文士”。

研究者通常所說的“輕文”，主要是就輕視文士的狀況而言。五代時期，經歷著一個自重用“文吏”向重用“文士”轉化的過程。

伴隨著這一過程的,一方面是半個多世紀中官僚制度的演變與權力重心的調整,一方面是文士自身的痛苦改造與調適,是發生於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文臣群體的轉型。

這一時期的文臣群體，其性格特質的塑造，其能力結構的調整，其人員組合的方式，實際上都處於開斂整合的過程之中。從表面上看，尚武的浪潮將無數士人及其前程吞噬席捲而去；而實際上，從正常軌道拋擲出來的文士，卻在調適自身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改變著周圍的武人與所處的環境。

從唐末到宋初的文臣之遭際，與官僚政治制度的更革有直接的關係。從宰相職任的一度“虛儀化”到中書門下權力的逐漸迴歸，從樞密院自內廷走向外朝到機要、行政事權的分任，制度的變遷，給予文士們日益增多的展示作為之機遇。

強化君主集權的努力，使得“職系禁庭，地居親近”的翰林學士、備應對問的端明殿學士、得以“升殿侍立”的樞密直學士等，有了接近皇權的更多機會。給這般身任“近職”的所謂“文學之臣”創造了直接或間接參與決策的可能。時而有一些“好讀書”而“擅吏能”的綜合式人物出現。

我們可以觀察到文臣群體中“文士”與“文吏”式的角色素質在碰撞中的融通,注意到其邊際的不斷模糊化。

例如，梁太祖稱為“必辦吾事”的李珽，“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在緊急被召草檄之際，“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為太祖嗟賞”。

後晉宰相和凝“文武全才”而修飭嚴整、管理有序。馮道“好學能文”且擅長政務，於萬民倒懸之際歷任四朝而自詡“長樂”，其曲逢韜晦實不足稱，但就能力結構而言，應該說他屬於過渡型的人物。

《資治通鑑》卷二：

周太祖廣順元年(951年)六月: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範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辭氣慷慨,善譬諭以開主意。到世宗時,更是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

顯德年間的幾位宰相中，範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為相，廉慎守法”；李穀“厚重剛毅”而“辭氣明暢”；王溥“刀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而“嘗為小史”的魏仁浦，則不僅“善書記”，且“以寬厚長者著稱”。明經出身而曾任吏掾的景範，被任為宰相且判三司，在命相制詞中，稱之為“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為君子之儒”。

幾位樞密使中，王樸“好學善屬文”，既有器識又善理庶務備受世宗倚信；“右職”出身的鄭仁誨，“為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於禮”；本系郭威親校的吳廷祚，讀書好學而“謹厚寡言”。

儘管這批人出身、經歷、特性各異，卻大都謹慎端方而熟悉吏道。這使我們看到，此時的朝廷重臣，素質與能力結構已經與唐末相當不同。廉介自守的範質，入宋之後，曾被太祖稱道“真賢相也”；他儘管從來不是新皇帝親近信賴之人，卻始終受到禮遇。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與唐末以來“衣冠殆盡”相先後，一些饒有實踐經驗、兼具文字與治事能力計程車人之崛起，成為惹眼的現象。經過數十年由個別而擴充套件的歷程，逐漸現出了

綜合型人才

的端倪。

這一過程事實上並非出於某種自覺的“右文政策”之推動,而首先是以文士在生存壓力下個人吏能的提高、在實踐中對於吏道的熟悉為突破口的。

數十年間，人們的觀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範質所作《誡兒侄八百字》詩中，自稱“吾家本寒素，門地寡公侯”；而且諄諄告誡兒孫們說：“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王溥的《詠牡丹》詩，辭句淺白而寓意鮮明：“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不僅“科舉制度汲引寒士之效用，愈久而愈見”，而且，吏能突出者自下層的升進、藩府對於賓幕校吏之闢署，都為寒士的崛起提供著更多的機會。在文士們自我能力素質再造的歷程中，“清流”“濁流”、“文學”“吏治”、“文章”“經術之類傳統分野受到了強烈衝擊。

個人家世背景的淡化、能力素質的凸顯、不同特長的兼納以及內部關係的調整,為北宋時期文臣群體面貌的形成創造了前提條件。

較之前代，宋初的文臣確實獲得了相對寬鬆而可以有所施為的環境。但與此同時，我們瞭解太祖對於“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的感嘆，也瞭解即便如趙普般居於高位者，也並未因自己的“書生”身份而意氣風發。

趙普告誡其子弟說：

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逾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

這種謹慎低調的語氣,人們並不陌生。這不僅與宋初帝王對“書生”的估價和態度相關,也與五代以來“書生”們的自我定位有明顯的承繼關係。

凡此種種，既體現著書生們對於自身責任的認識，又反映出他們對於自身地位不穩定的感覺。即便是“太祖皇帝既定天下”之後的情形，充其量也不過是“白袍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

北宋初年，執政的文臣們雖然往往以進士起家，但多數精通吏道，具備豐富的基層實踐經驗，他們更為關心的是社會現實而反感於浮泛的高談闊論。他們中的多數以鎮重勤勉著稱，例如“習吏事”而“晚年手不釋卷”、果斷深沉的趙普，“少好學，有大志”而修政事、任寬簡的薛居正，“清介醇謹”、“有祗畏謹守之美”的沈義倫、博通經史、“淳謹”儉素的劉熙古等人，都是趙宋開國後一系列政策的參預制定者和忠實維護者。

這正如朱熹所說：“國初人材，是五代時已生得了。”不過，真正形成為具備明確的主體意識、道德責任感張揚、兼具才學識見與行政能力的新型士大夫群體，還是要到11世紀的前中期。有宋一朝士大夫與帝王“共治天下”的格局，也直至此時才終於確立。

這既與朝廷政治體制的調整與規範化過程有關，也與文臣群體綜合型素質的成熟有關。

可見，過渡政權一旦轉危為安，人才條件標準也會隨之改變，能夠順勢而為做出順應改變的人，最終才能不為時代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