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脈延袤千里，百嶺互連，千峰聳立，萬壑溝深，它是華北平原與黃土高原之間的一條縱向山脈。許多條河流橫切穿越太行山，形成了許多能夠穿越太行山的峽谷，這些峽谷中最著名的當屬“太行八陘”。“八陘”最北的峽谷是北京市昌平區的“軍都陘”，軍都陘現在的名字叫“關溝”，長約40裡，在昌平區西北的軍都山。軍都山又名居庸山，軍都陘在漢代時期就有了關城～居庸關，此關是古代華北平原進入晉北去內蒙塞外的咽喉之路。

“關溝”，顧名思義，就是有關隘的峽谷。在四十里的關溝中矗立著南口城、居庸關城、上關城和八達嶺四座關城，關溝的南端為南口城，北端即是八達嶺關城。八達嶺關城坐落於延慶區；南口城、居庸關城、上關城均在昌平區域內。同八達嶺，居庸關摩肩接踵的遊人相比，上關城顯的十分落寞，猶如蟄眠多年的璀璨明珠，遠不為人所知。

關溝的老照片

古居庸關，即現在的上關城，位於京藏（原八達嶺）高速公路西側，北距八達嶺七八公里左右，南距居庸關北門3公里，在南口鎮四橋子村地界。這裡是四十里關溝最狹窄處，漢代時，便在此地設定關隘，稱為居庸關；北齊時，稱為納款關；隋唐之後一直到元代，一直都是古居庸關。有史書記載：明代的上關城，南北城牆上跨東西兩山，城堡兩山之間，將關溝一截兩半。城牆周長約1公里，有南北兩座城門樓，敵樓二座，偏左為東西水門。在上關城東西兩側的山頂上各有兩座瞭望臺”該城堡於永樂二年（1404年）重修，設南北城門，有守軍30人。古居庸關山勢險要，易守難攻，只有當年據險守城的將士才有切身體驗。

已經消失的明代的上關城

上關城的南北城牆，在山頂相交A形

明初，大將徐達、常遇春北伐元朝，將元順帝驅除至蒙古草原。為了防止元朝殘餘勢力騷擾北京地區，決定加強關溝的防禦工程。他們看到元代的居庸關城雖然山勢險峻，但過於狹窄，不能駐守大量的軍隊防護。他們又來到居庸關以南八里處的元代雲臺，看到這裡山間地勢開闊利於大量駐軍。於是，就決定這裡重建居庸關，將舊居庸關城，改名為上關城，成為新居庸關的前哨陣地。

不同季節中的上關城殘牆

1982年修八達嶺高速路，拆掉了上關城的南北城門及東城牆。城牆既斷，始有斷城之俗稱。在上關城居住的村民就近遷到了四橋子村。如今，京藏高速公路上行線、輔路、京張鐵路及水道都是從上關城中透過。上關城西山坡上的兩段殘城牆成“Λ”形半隱半現於灌木叢中，斜臥在山脊上。透過樹叢灌木，殘垣上的垛口、射孔清晰可見。2003年，昌平區人民政府在此豎起文物保護碑，上面介紹：“上關城於明洪武元年（1368）建築，曾經是關溝內一道重要的軍事防線。”

上關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居庸關作為軍都陘上的重要關城，它是漢代幽州地區通往上谷地區的主要通道。北魏時期的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溼餘水》中對居庸關曾經發生這樣的感慨：“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古居庸關山谷幽深、林木蔽日、溪澗旁流、獸啼鳥鳴，行人商旅，來到此處，無不暗生思鄉之情，匆匆加快了行進的腳步。

山高林密，幽深狹長的關溝中的居庸關，除了引發行人的思鄉之情外，還給行人帶來了不安。這裡溝深林密，野獸時常出沒襲擊人畜，於是，人們請來工匠，在溝旁的石巖處雕刻佛像或梵文咒語，行人過此或參或拜，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緩解緊張的情緒。在上關城西北側的半山處，有一面長約12米，高約11米的花崗岩石壁，上面並列雕刻著三尊佛像。三尊佛像盤腿端坐於蓮花座上，中間佛像高約1。64米，寬約1。3米；左側佛像體態較瘦，右側佛像體態稍胖。三尊佛像造型古樸，雕刻技法精練，是昌平區在關溝內為數不多的摩崖造像。

古代帝王將相的出塞入關，鐵甲將士們沓沓聲碎的馬蹄聲，似乎已經成為居庸關歷史的主題，但這僅僅是它的一部分，最為重要的，它還是中國古代各民族進行融合的見證者。在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明的發展史上，各個民族能夠相互融洽，相互團結的生活在中華民族這個溫暖的大家庭中，離不開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多次民族大融合。

明代的新居庸關

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的民族融合，其中規模較大的兩次民族融合都有居庸古關的身影。在1800年前，西晉經過短期統一之後，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爭鬥，又出現了分裂，生活在中國北方的古代少數民族，開始沿長城關塞，包括居庸關，向中原內遷（內遷各民族主要有匈奴、鮮卑、羯、氐、羌即“五胡內遷”）。少數民族內遷之後，同漢族雜居相處，改變了本民族遊牧的生活習慣，逐漸融合進漢民族中。北魏孝文帝繼位後，實施漢化政策，又從法律上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大融合。金代末期，活躍在中國北方的蒙古部落開始強大起來，趁金代統治階級的衰弱，從居庸關南下中原，統一了中國。邊疆各民族，蒙古、契丹、女真，部分阿拉伯人大批遷入中原和江南，同漢族人民雜居相處，形成了今天960萬平方公里的祖國版圖雛形。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之所以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有著悠久的歷史，燦爛發展的民族文化，與歷史上的多次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