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2018年的中國人都能感覺到，人類歷史又到了一個重大關頭。昨天有人在微信裡給我發了一段話，說短期變化，大家看到的是事件。中期變化，大家看到的是趨勢。而長期變化，我們必須能夠看到結構。

對，2018年，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現象，比如中美貿易戰，有人熱衷於談論事件本身，有人看到了背後的趨勢，但是，真正影響我們這代人生存方式的，是那些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

人類歷史的結構性變化，發生了很多次，但是對我們今天影響最大的一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大戰結束時候的巴黎和會。那一代人，和我們今天一樣，分明知道自己處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參加巴黎和會的政治家，和我們今天一樣，也分明知道自己有機會對未來的人類結構做出建設性的安排。那麼，他們做得怎麼樣呢？

今天我們先簡單說說第一次世界大戰。

我們這代人中國人對二戰比較關注，超過了一戰。道理很簡單，二戰，中國自己就是戰場。二戰也奠定了今天生活的世界格局。再加上二戰的過程本身也更有戲劇性。所以，我們往往不太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但是歷史學界有一個說法，一戰和二戰本質上是同一場戰爭，分了兩次打而已。它們可以看成是一體的。所以，回到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才能觀察那個巨大結構性變化的開始。

你想，歐洲自從拿破崙戰爭之後，已經有100年了，沒有發生全面戰爭。這100年間，大家全部看到的是，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繁榮還有理性的昌明。國際貿易的數額也在不斷地擴大，大家在經濟上都互相依存了嘛，還打什麼仗？所以，當時的人有一切理由相信，大規模的戰爭是不會發生的了。

當時的人怎麼會想到，到了1914年，那頭已經沉睡了100年，而且被捆得越來越緊的戰爭怪獸，會突然掙脫繩索，傷人害命呢？

當時的人只想到到過去100年，我們人類有了技術和理性的發展，這兩個的發展會制止戰爭。他們始料未及的是技術和理性的一系列副產品。

舉個例子，當時鐵路技術在歐洲已經非常普及。德國的施裡芬計劃在制訂的時候，就是打算靠鐵路的快速運兵能力，能夠速戰速決。德國人這麼想也很正常，幾十年前沒有鐵路的時候，普法戰爭也就打了幾個月。現在有了鐵路這個好東西，就可以迅速集中兵源、迅速投放戰場。

所以施裡芬計劃覺得40天內解決西線和法國的戰鬥是可能的。理論上確實是這樣吧？但是，沒想到，技術的發展是普遍開花，還帶來另外一樣東西，就是機關槍，有了遠距離精準射擊的機關槍。這就讓進攻者的優勢蕩然無存了。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法德邊境就演化成一場叫“塹壕戰”，帶來無休止的投入人力，是非常殘酷的戰爭。

再比如說，因為電報技術的發明，人們會覺得，這會增加大國和大國之間交換資訊的速度，政治家之間的交流也變得方便，這也會減少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理論上確實是這樣吧？但是沒想到，通訊技術還催生了大眾媒體。當時報紙是主要的大眾媒體，當時報紙的發行量驚人。

舉個例子，當時俄羅斯是歐洲列強中最落後的，大眾媒體也相對如此。即便如此，在1914年的莫斯科，最大的日報每天可以賣出八十萬份，有時一天還有兩三份特刊，就是號外。這八十萬份可不是八十萬人看，歐洲很多咖啡館的窗戶上會貼當天的報紙，讓大家趴在窗戶上看新聞，後來就演化為城市裡到處都有的閱報欄。80萬份報紙，至少有上百萬人看。

報紙會登什麼訊息？當然是渲染各種愛國主義熱情啊。所以，在大眾媒體的煽風點火下，歐洲的民族主義情緒迅速被點燃。這帶來什麼？政治家在小房間內的算盤打得再精已經沒有用了，他們說了已經不算了，他們不得不迴應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

比如說，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左派政黨啊，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多年，他們是一貫主張，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不要參與資產階級發動的戰爭。但是戰爭一開始，他們還是投票贊成軍事預算。保衛祖國的熱情，把自己原來的政治主張一掃而空。

之前是技術，我們再來說理性。

到了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一年，歐洲實際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調解國際爭端的機制，國家之間已經習慣了透過仲裁來解決爭執。也就是說，國家之間一旦發生爭執，他們都同意讓第三方——往往是強國來仲裁，並接受仲裁的結果。

1914年前的一百年裡面，國家之間有大約三百多次國際調解和仲裁。這些仲裁中有一半都發生在1890年之後，所以你可以看出和平力量、理性力量的趨勢是上升的。

這是好事。但是人類理性發展還有一個側面，就是催生了官僚制。社會有了發達的分工，這當然會讓效率總體提升。但是這也帶來的了一個副作用，就是每一個人都只會在自己的分工裡思考問題。全域性性的視野越來越喪失，全域性性的擔當越來越沒有人去擔當。

比如說，當時德國的總參謀長小毛奇。他是普法戰爭時代的德軍參謀長老毛奇的侄子。但是，這兩人間有巨大的差別。老毛奇是個軍事天才，也是一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但是到了他侄子小毛奇的時候，其實他的判斷力並不差。剛剛上任的時候，小毛奇就對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說，“你可能不會走運兩次。”什麼意思？德國當時要兩面作戰嘛，既要打西線的英國和法國，又要打東線的俄國，兩次都贏的機會不大啊。所以，1914年開戰的時候，小毛奇是不想打的。他好幾次表達了消極悲觀情緒，戰爭開始後他果然精神崩潰，很快被調離了。

但是，這時候的小毛奇是職業軍人啊，他是當時社會分工的一環。一個社會分工裡的人，總是要回應這個職業本身提出的要求。所以，一旦宣戰，毛奇嘴上總是說，我們軍人，打勝仗是我的義務，而且打就要打贏。他厭戰，出於理性。他全力推動戰爭，也是出於理性。二者居然可以並行不悖，你說荒唐不荒唐？

這種分工帶來的視野狹窄化是全面的。不僅是軍人覺得，我就得打仗。老百姓也覺得，打仗是軍人的事，我們應該信任他們，軍人肯定能贏。甚至當時德國的皇帝威廉二世，本來應該對民族和國家命運負責的，也被這種社會分工給綁架了。

1914年8月的一次會議上，威廉二世問能不能不要雙線作戰，只打俄國，小毛奇說不行，因為我們沒有作戰計劃。我現在手頭只有一套施裡芬計劃，這套計劃已經啟動了，回不了頭了。今天我們回看起來，這個理由太荒唐的。因為這只是在說，軍隊這個社會組織的分工沒有做好準備，和宏觀的政治判斷本來是沒有關係的啊。但是沒辦法，皇帝威廉二世也覺得要尊重軍人這個社會分工的判斷，所以他讓步了，德國只好陷入到雙線作戰的噩夢裡去了。

你看，理性的發展，帶來的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帶來認知的狹窄化，沒有人知道全域性，也沒有人有膽量打破分工的隔膜，對全域性負責。

後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慘敗。那怎麼收拾殘局呢？在戰爭的廢墟上，人們有沒有能力吸取那些已經明擺著的教訓呢？這就是巴黎和會的故事了。

好了，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家有什麼想說的，歡迎大家點贊，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