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清朝皇帝的能力，就像過山車：康熙比順治強，雍正比康熙強，然後就是乾隆不如雍正，嘉慶不如乾隆，嘉慶以後，就是黃鼠狼下豆鼠子，一輩不如一輩了。

也有人說清朝之所以出現這種過山車，始作俑者就是雍正皇帝，他要為清朝皇帝能力下降負主要責任，因為是他制定的一項制度，讓清朝從乾隆開始沒落，到後來一潰千里不可收拾。

從1735年10月8日到1850年2月25日，清朝一直在執行一項制度，這項制度把封建皇權推向了極致，而關於這項制度利弊的討論，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定論。

熟悉清朝歷史的讀者都知道，在這兩個時間節點上，駕崩了兩個清朝皇帝，他們分別是清世宗憲皇帝愛新覺羅·胤禛和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他們另外兩個稱號，大家更熟悉：雍正皇帝和道光皇帝，這兩個皇帝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都比較勤政節儉，他們不同點就是一個很受後人稱道，另一個經常遭人吊打。

咱們今天說的這項制度，就是雍正皇帝創立的“秘密立儲”，從1735年雍正駕崩時正式開始執行，到1850年是最後一次執行——其後的皇帝不是隻生了一個獨苗，就是顆粒無收，立儲已經毫無秘密可言。

縱觀清朝從後金算起的二百九十六年，立儲制度大致有三種：從清太祖努爾哈赤欽定的“八貝勒”推選，到康熙前期的嫡長子繼承，再到雍正的秘密立儲。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皇位繼承權的人越來越少，決定皇位傳承的拍板這也越來越少，最後乾脆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直到皇帝駕崩那天，才知道誰是繼承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被矇在鼓裡。

其實雍正訂立秘密立儲制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他是被九子奪嫡骨肉相殘嚇怕了，生怕後世子孫也像他一樣遭受這種過五關斬六將的磨難。

1723年（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龍椅剛剛坐熱乎，就急忙召見王公大臣，親筆寫下了皇位繼承人的名字，並且當著大家的面密封好，放在了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面。雍正一邊看著大內侍衛往匾額後面放密函，一邊跟大臣們開玩笑：“這個匣子，可能要在這後面放好幾十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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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沒想到的是，沒用幾十年，連二十年都沒用上。1735年，也就是雍正十三年，這個匣子就打開了，因為沒有人站出來反對，這項秘密立儲制度就算正式實施了。

之所以說秘密立儲制度是從1735年10月8日開始實施，是因為即使到了那年10月7日，這個制度還是可以被雍正取消的——在清朝，皇帝權力已經大得沒有任何制約，這一點可比受太監和文官夾板子氣的明朝皇帝幸福多了。

放下明清兩朝皇權對比不說，咱們還是來從三個方面來說一下這個秘密立儲制度。

一、秘密立儲制度的產生背景

可以說雍正是清朝皇帝中的佼佼者，在勤政和反貪方面，無人能出其右，但是他榮登九五，走過的路，已經不能用艱難坎坷來簡單形容了。

康熙皇帝受儒家思想影響極深，所以他既不像其曾祖祖父那樣遵從八貝勒推舉，也不像父親那樣選一個可能長壽的兒子接班（玄燁之所以被選上，是因為他出過天花，不會夭折），而是要一心復古，“立子以嫡以長”。

但是康熙十分看好並極力培養的嫡長子胤礽好像不太爭氣，或者是急於接班，或者是幹不過一個大哥十多個弟弟，反正胤礽的名聲不太好，最後康熙失去了耐心，兩次廢儲，讓太子之位虛懸，這才有了九子奪嫡。

雍正能從九子奪嫡中勝出，也是費盡了心力，可不像他說的那樣恬然淡漠——這倒不怪他貪戀權力，畢竟皇權的誘惑，是任何一個男人都無法抗拒了。

雍正即使坐上了龍椅，也感覺明黃坐墊下面有錐子：老八胤禩老九胤禟老十胤？梗著脖子不服氣，斯斯文文的三哥胤祉眼珠子亂轉，不敢公開硬頂，就在腳下使絆子。

雍正十分清楚：九子奪嫡時結下的冤仇，幾乎已經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自己就是封他們親王雙俸也無濟於事，因為即使拿十倍俸祿，也不如自己給別人發工資的感覺爽。

兄弟成仇，是雍正揮之不去的陰影和難以言說的隱痛，更倒黴的是，他的嫡長子只活了八歲，在康熙四十三年就夭折了。剩下的弘時弘曆弘晝，都不是嫡子，所以立嫡肯定無從談起，要是立長，弘時又比弘曆大，這就難辦了：康熙老爺子就是因為喜歡小弘曆，這才把大位傳給了自己，而且他老人家好像也暗示了讓我傳位於弘曆。

雍正很為難：想立弘曆為太子，可是他既不嫡也不長，要是學曾祖那樣搞一個八貝勒推選，老八他們給我選出一個窩囊廢來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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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貝勒推選搞不得，立嫡立長搞不成，雍正只能另謀出路，這出路就是秘密立儲，我弄一個天不知地不知人不知只有我知的詔書，這樣就能避免兄弟相殘，也能斷了那些朝秦暮楚的王公大臣的念想。

於是《清史稿·世宗本紀》留下了這樣的記載：“雍正元年八月甲子，召王大臣九卿面諭之曰：‘建儲一事，理宜夙定。去年十一月之事，倉卒之間，一言而定。聖祖神聖，非朕所及。今朕親寫密封，緘置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額之後，諸卿其識之。’”

由此可見，秘密立儲制度，與後來的胤禩胤禟胤？非暴力不合作無關，因為這件事是雍正剛一即位就辦成了，那時候老八他們表面上比較恭順呢。

我們可以說雍正建立秘密立儲制度，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甚至他可能早就知道了康熙一定會把大位傳給自己，沒準兒這主意就是康熙幫雍正想出來的。

那麼雍正這條秘密立儲妙計，真的很妙嗎？這就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

二、秘密立儲制度與八貝勒推舉制和嫡長子繼承製的對比

秘密立儲制度，真的避免了皇子之間同室操戈了嗎？恐怕未必，因為《清史稿·列傳七》還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弘時，雍正五年以放縱不謹，削宗籍，無封。”

那麼弘時為什麼要被“開除家籍”呢？原因只能有一個，那就是觸碰了雍正皇帝的底線，而這底線是什麼，讀者諸君心知肚明。

有學者提出，秘密立儲讓內定的太子人選缺乏歷練，倉促繼位，很難一下子掌控朝局，這就不如眾人推舉的“賢能”更有優勢。還有學者提出，秘密立儲實際是“立長”“立賢”之外最不可取的選擇，這叫“立愛”。

甚至還有學者指出：不立長不立賢而立愛，這種沒譜兒的事，袁紹就幹過。雍正搞的這個秘密立儲，並不比袁紹高明到哪去。

這時候就需要我們來進行一番比較了，關於八貝勒推舉，《清史稿》的記載是“太祖以上（皇太極）為和碩貝勒，與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為四大貝勒。太祖（努爾哈赤）崩，儲嗣未定（沒有指定繼承人）。代善與其子嶽託、薩哈廉以上才德冠世，與諸貝勒議請嗣位。上辭再三，久之乃許。”

而《清朝全史》則有另外一種說法：努爾哈赤臨終前安排了多爾袞繼承汗位，因多爾袞年幼，以大貝勒代善攝政。但是努爾哈赤死後，諸子未遵遺命，皇太極在代善等大貝勒支援下奪取了汗位。

不管怎麼說，這兩本史料都記載了同一件事：繼任皇帝是誰，先帝說了不算，太后說了也不算，真正說得算的，是王公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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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貝勒推舉制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大人（貝勒的本來就有大人的意思，不是皇子也能稱貝勒）們想自己掌權，那就可以推舉出一個窩囊廢來當大汗（後金稱大汗），如果貝勒中有一個人兵多將廣佔有絕對有事，那他就可以憑暴力上位。

雍正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王公大臣或貝勒推舉制，因為這種事情康熙搞過一回，那時候大家選出來的是皇八子胤禩。要不是康熙一票否決，胤禛也就沒有機會被稱為雍正皇帝了。

雍正當然不會說自己的能力威望不如八弟，他只能認為是胤禩使用了收買手段賄選——很多時候，臣民的選票，是可以用金銀收買到的。

至於嫡長子繼承製，就不用多說了，很多時候，即使嫡長子是一頭豬，皇冠也只能戴在豬頭上。嫡長子繼承製的弊端，在晉朝表現得最為明顯，司馬衷就是個白痴，但他是現存的嫡長子（他哥哥司馬軌兩歲夭折），所以不管是不是白痴，皇帝就是他了。

八貝勒推選和嫡長子繼承雖然各有弊端，但也不能證明秘密立儲就有優勢，因為秘密立儲僅憑皇帝個人好惡，難免會出現偏差，而康熙放任諸子奪嫡，也有“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的意思，胤禛參與了比賽並且跑贏了，這說明這種賽馬形式，是有可取之處的。

如果皇帝是一位英察之主，秘密立儲倒也無可厚非，可是一點老皇帝昏聵，選了一個馬屁精出來，那結果可就大大地不妙了，比如道光皇帝旻寧的第四子奕詝，明顯不如第六子奕訢，但是奕詝有個好老師，教導奕詝藏拙而忽悠了道光，這才有了苦命的咸豐皇帝，奕訢則成了救火隊員“鬼子六”。

三、秘密立儲制度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施

咱們開頭說了，從雍正駕崩的1735年開始算起，到旻寧駕崩的1850年最後一道秘密立儲詔書當眾宣讀，這項秘密立儲制度總共執行了115年。但是我們翻閱清朝史料，就會產生這樣的疑問：秘密立儲制度是否真正的得到了實施？答案是：除了雍正之外，沒有人把秘密立儲當回事兒，該爭的還是爭，立儲詔書根本就沒有秘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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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咱們來看清高宗乾隆皇帝弘曆，他就只信爺爺不信爹，他多破壞秘密立儲制度，把雍正的話當成了耳旁風。

乾隆想學爺爺康熙，在自己活著時候就立個太子，但是他想立誰誰死，在端慧太子永璉、哲親王永琮夭折之後，乾隆這才知道自己違背父親遺命是不對的，受到了上天的懲罰：“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紹承大統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清史稿·列傳第八·高宗諸子》”

乾隆好大喜功，心裡根本就藏不住話，早就把立顒琰為太子的訊息透露了出去。乾隆過年發紅包，諸皇子人人有份，偏偏不給皇十五子顒琰，還當著大夥的面說：“你要錢有啥用？”這話的意思很明顯：將來天下都是你的，你還缺這個紅包？

讀者諸君都知道，嘉慶繼位可不是根據什麼乾隆遺詔——他繼位的時候，乾隆還活著呢，那叫“內禪”，所以在乾隆一朝，根本就沒有執行什麼秘密立儲制度，也不存在什麼遺詔。

嘉慶皇帝的繼任者就是那個以節儉著稱的道光皇帝旻寧，嘉慶看似不折不扣地執行了爺爺雍正制定的秘密立儲制度，在嘉慶四年就寫好了傳位遺詔，確立了旻寧的繼承人身份。

我們要注意一點：嘉慶立旻寧，既是“遵守祖制”，也是“立子以嫡以長”，因為旻寧既是嫡子也是長子（有個庶長子，連名字還沒來得及取就夭折了）。同時也有史料證實，嘉慶傳位給道光的詔書，並不是從正大光明匾額後面取出來的，而是“據說”是嘉慶皇帝身邊的小太監從自己身上拿出一個小金盒，說那裡邊就裝著嘉慶的遺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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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道光即位這一點，《清史稿》也難以自圓其說，只好語焉不詳地記載：“嘉慶二十五年秋七年，戊寅，仁宗不豫，己卯，大漸，御前大臣賽衝阿、索特納木多布齋，軍機大臣託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總管內務府禧恩、和世泰公啟鐍匣，宣示嘉慶四年御書，立上為皇太子。”

同樣是在《清史稿·本紀第十七》，還留下了這樣的文字：“癸未，奉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皇次子智親王仁孝聰睿，英武端醇，見隨行在，自當上膺付託，撫馭黎元。但恐倉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諭，而皇次子秉性謙沖，予所深知。為降諭旨，傳諭留京王大臣，馳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上奉懿旨，恭摺覆奏，並將御前大臣等啟鐍匣所藏嘉慶四年四月立皇太子硃諭進呈。”

矛盾吧？矛盾就對了，這說明那個秘密立儲制度，經乾隆帶頭違背，到了第三代，已經不太管用了，所以才有“奉太后懿旨繼位”的說法。

奕詝奕訢爭儲奪嫡，前面咱們已經說過了，就不再贅述，而秘密立儲制度，到道光皇帝那裡，就算徹底打住了——道光是最後一個書寫立儲遺詔的皇帝，他的兒子咸豐，已經沒有機會搞什麼傳位遺詔了。

《清史稿·穆宗本紀》寫得很明白，咸豐即位根本就沒有秘密可言：“咸豐十一年七月，文宗不豫，壬寅，疾大漸，召御前大臣載垣、端華、景壽、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宣諭立為皇太子。命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贊襄政務。”

咸豐倒是來得簡單，連遺詔都沒準備，直接當眾召集顧命大臣宣佈了。這樣看來，秘密立儲制度始於雍正，終於道光，往後的清朝皇帝不是隻生一個就是連一個兒子都生不出來，秘密立儲制度就更無從談起了。雍正無需為清朝皇帝水平下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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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漢太祖高皇帝劉邦，還是明明神宗顯皇帝朱翊鈞，都拗不過立子以嫡以長的規矩，但是元朝和清朝前期卻很少（不是沒有）有嫡長子繼承皇位的，他們基本是立子以賢以能。

立子以賢以能，就要綜合考察廣泛聽取意見，也就是說，皇帝和大臣的意見都很重要。

秘密立儲制度，是皇帝乾綱獨斷，也正是雍正的這項制度，把皇權推向了巔峰。那麼雍正這一做法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不管秘密立儲是好制度還是壞制度，雍正都無需為清朝皇帝水平下降負責，因為這個制度除了雍正本人，從來就沒有誰真正執行過，後來更是想執行也執行不了：沒有繼承人可供選擇。即使想“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也沒有馬可以拉，都是騾子驢子，還怎麼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