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的嗓門比我還大得多。小時候我的高音還不錯，和母親好有一比，但長大成人之後就不行了。母親的音域寬，高音部至少比我高八度以上；她音量大，聲音有穿透力；她音色美，打個比方吧，我的聲音小時候好似一面小銅鑼，現在這面鑼已經有點破了，若干年後李副院長所說的洪鐘，那只是溢美之詞；而母親的聲音則直到現在還猶如銀鈴。

大躍進年代，母親帶著學生去鋼鐵廠慰問演出。在一、兩千人的大會場裡，母親可以不用擴音器，把她的歌聲和讀慰問信的聲音，傳遍會場的每一個角落。

在小學，她負責上低年級三個年級的複式班。每天從早到晚，講個不停。年年如此，除了寒暑假，每週六天，天天如此。母親嗓子從不生病，嗓音從不嘶啞。說母親是金嗓子，一點都不為過。

人逢喜事精神爽，遇到高興的事兒，母親的金嗓門就更敞亮了。母親給我找到工作的訊息，已經透過聲波傳遞到四周。在學校對面，相距只有三十來米的潘醫生家，肯定能聽得清清楚楚。即使在百米開外的常貴家，只要豎起耳朵順著風，肯定也能聽得到。那麼，在百米之內的老隊長家、老支書家，那就更能聽得到了。

老隊長正在進行田間管理的巡查。他扛著一把鋤頭，正從北邊往南邊水田方向走去。

老隊長走到學校門口時，恰好與我母親迎面相遇。老隊長樂呵呵地笑著和我母親打招呼：“老師真有本事啊，這麼快就給兒子辦好了招工手續了。”

星村小學雖然小，但也是一所完小。雖然上級沒有任命校長，但是大家都公認我父親是校長，預設我母親是老師。因為這所小學只有一位校長和一個老師，所以大家在稱呼前面就省略了姓氏，直接就稱呼老師、校長。

我父親確實是縣教育局正式任命的小學校長。我剛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已經被任命為小學校長了，不過是副的。

因為父親在歷史上有汙點，不夠入黨條件，所以，最多隻能被任命為副校長。不過，實際上他是被作為正校長使用的。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做以副代正，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不管是學生家長、同事、還是上級領導，都直接稱呼他為校長，略去這個副字。

縣教育局是科級單位，其任命的小學校長為股級幹部。這樣推演下來，父親就是行政級別最低的副股級幹部。

象父親這樣股級幹部的小學校長，一般來說，在一個公社這麼大的範圍內才能分到一個。公社是一九五八年才開始的建制。在此之前，仍然沿用解放前的稱呼，叫鄉。從五零年成立互助組開始，逐步向農業合作社、初級社、高階社發展，直到成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取代了鄉。

在六六年上半年，學校停課了。父親作為珍溪完小的校長（以副代正，略去一個副字），是本單位最大的當權派。當權派自然就是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父親被奪了權、靠邊站。從此之後，父親就失去了這個權力。

六八年，父親被解放之後，就被調到牛街公社和平小學（開始時叫夏灣小學，後來改名為和平小學）。那所小學，也是和這所星村小學一樣，是一所規模最小的完全小學。從那裡開始，父親實際上並沒有被任命為校長，但是，老熟人、老同事、老領導見了他，仍然稱呼他為校長。在學校當地，也被大家公認為校長，母親也同時被預設為老師。一位校長、一個老師，以現代人稱之為夫妻老婆店的方式，服務於這樣最小規模的鄉村完小。

老隊長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他的女兒玉蓮和我妹妹是同班同學，兩人是好朋友。

自從我生病之後，家裡燒的柴火就緊張了。因為我父母親的身體不比以前了，妹妹畢竟是個女孩子。

這裡畢竟是山外，打柴遠沒有在牛街方便。柴山（允許砍柴的山頭）還在河對面，要趟水過河，還要走好幾裡山路。而且，那座山上還有毒蛇。上次常貴被蛇咬傷，就是在那座山上。

我在生肝炎之前，都是利用暑假，打完足夠一年用的柴火。

上山打柴，苦和累我都不怕，最怕的還是毒蛇。鄭立剛的母親就是因為被毒蛇咬傷而失去生命的；常貴也因為救小王姑娘而被毒蛇咬傷過。

在夜送牛玲的那天晚上，我曾經向曹劍國學到了一些打草驚蛇的防護方法。但是，在山上打柴，這個方法可不好用。我主要還是靠自己的小心謹慎，灌木叢等過於茂密的地方不去；視野不好的地方不去；寧可少打柴，也不去冒險。也許這就是我的人生哲學？也許，這就是我一生碌碌無為的原因？也許吧，也許！

暑假期間，烈日炎炎。我避開中午的烈日當空，利用清晨六點到上午十點，以及下午三點半到七點半這兩個時段，上午和下午分別馱回一木馬硬柴（棍子一樣粗的柴火），每一馱大概八十斤到一百斤之間。途中趟過從山谷中流淌而來的寬寬淺淺的白洋河的涼爽河水，頓覺一陣舒適。就好似在縣城街頭，我灼熱的大嘴在貪婪地吮吸著糖水冰棒時所帶來的愜意。

就不用說在上海那樣的大都市了，就算能在縣城生活，那該有多好啊！在酷熱的街頭，總會站著一位賣冰棒的老大娘。你遞給她三分錢，她就摸索著從包著厚棉絮的木箱中，取出一根糖水冰棒遞給你，你接過來趕緊剝去包裝紙，忙不迭地塞進冒著熱氣的大嘴巴里，一種舒適感會像電流一般流遍你的全身。人們只知道雪中送炭，難道暑中送冰的感覺不好嗎？

當然，我們這裡沒有冰棒，只有涼爽的白洋河水，這是上天的恩賜。過了河，穿過柳樹林，再走一段田埂小道，就到家了。

到了家，我一抖肩膀，將木馬上的柴火嘩地一聲傾倒在學校門口的小操場上。

吃過晚飯之後，休息片刻，趁著朦朧的月色，我端過一個木頭墩子，拎起大砍刀（砍柴用的刀），把一根根棍狀的柴火，剁成一尺半長。然後和妹妹一起，把它們碼成柴火垛子。

妹妹，我只能讓她幹這些手邊活。現在，正值妹妹如花似玉的少女時代，象砍柴、挑水這些粗活是絕對不能讓她乾的，以免影響了她花季的生長。可是，現在她下放了，聽說她還要參加什麼鐵姑娘戰鬥隊，這真讓我擔憂！

在暑期，我大概利用十多天的時間，打下二千多斤柴火。學校門口走廊的外沿邊和南北屋簷下，都堆滿了一人多高的整整齊齊的柴火垛子。這些柴火，足夠我們家一年的用量了。

從我生肝炎算起，馬上就一年半了。我讀高二時的那個暑假打下來的二千多斤柴火，早就已經用完了。這半年多以來，我們家用的柴火，都是靠鄰居們接濟的。其中，老隊長支援了我們家不少。她女兒玉蓮每次來找我妹妹玩的時候，都抱著滿滿一抱上好的硬幹柴，放在我家的鍋灶旁。

現在，老隊長就站在母親面前。母親神采飛揚，興奮地笑著。老隊長也咧著大嘴，為我有了工作而高興地笑著，並誇獎著母親的本領。

母親謙遜地回答著老隊長的問話：“老隊長啊，我哪裡有什麼本事呀？招工可沒有那麼快呢，這次找的只是臨時工作。”

母親一面說著，一面開啟隨身揹著的挎包，從包的底層掏出一個信封，然後從信封裡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張紙，遞給老隊長看。

老隊長把鋤頭放在地上，雙手撩起衣襟，使勁地擦著。其實，老隊長的雙手是握著鋤頭把子的，並不髒。

老隊長伸出雙手，小心翼翼地接過這張紙，放在眼前，對著遠光，一面看，嘴裡一面唸叨著：“……縣勞動局介紹信……”。

“乖乖隆地洞，這工作還是縣勞動局介紹的呢？做個臨時工也不容易的。”老隊長讚歎著。他怎麼一讚嘆就冒出一句南京話呢？我之所以知道乖乖隆地洞是南京話，也是從上海大舅嘴裡聽到的。

後來我才知道，在解放初期，老隊長還是一個毛頭小夥子的時候，曾跟著他父親到南京去販運過木材，和我外祖父當年做的生意是一樣的。

我聽到老隊長嘴裡念著縣勞動局的時候，也馬上把眼睛湊過去看。確實，這是一張縣勞動局的介紹信，和我那張留城證同樣的大小。介紹信的上邊沿，也是從存根上撕下來的。上面寫著我的名字，介紹我到地區茶廠，去做六個月的季節工。

那年頭就是這樣，哪怕你想做一份臨時工，都是需要縣勞動局來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