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的書學，其主調是從根本上舍棄宋人尚意的書風，承接元代趙孟所倡導並施行的復古主義書風，全盤接受趙孟對晉唐書法的闡釋，並視其為正宗。甚至可以這樣說，此時所說的書宗“二王”，承接“魏晉”，事實上都是師法趙孟。明初皇室為加強封建法制，旨在推行一種形體雍容、整齊劃一的書體—臺閣體，規定無論是公文謄書或是舉子試帖等官方文字，皆須以此為範。如此一來，朝野合一、千人一面的書法風氣籠罩了整個書壇。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被尊稱為“白沙先生”。他是明中前期心學的開創者，又是極富個性的重要書法家，其首創的茅筆書因其迥異之風和獨特魅力而備受推崇。陳獻章所處的年代，正是在師承宋人抒發意氣、表現個性的書風衝擊下，板滯的臺閣體開始為人們所厭棄，其影響逐漸式微的年代。然而，與之伴生的打著恢復晉唐傳統旗號，卻仍是以承續趙孟順書法為主的復古書體依舊肆行其道。陳獻章洞察這是一股有害變革的逆流，多次向世人發出“不要鐘王居我右”的警語，如《答徐侍御索草書》詩：“寒窗弄筆敢辭難，也得先生一破顏。不要鐘王居我右，只傳風雅到人間。”，又《題攜琴訪友圖》詩：“松崖日暮水聲深，何處攜來綠綺琴？不要鐘王居我右，只傳風雅到人間。”心等等。我認為這裡提到的“鐘王’，是針對書法領域中，把經過趙孟順作出符號般診釋的晉唐書法當作傳統的全部來學習的所謂的復古書風。

明初程朱理學被奉為官學，士人多為科舉利祿，於經學詞章字句中用功，不求甚解、不明大義，孔孟精髓忘卻殆盡。陳獻章洞見了此種弊病，認為要突破此種死讀經書的藩籬，呼籲`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狗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他認為按程朱理學作聖功夫，讀書求理，總覺無所收益，心與理不能相契，所以他主張首先要進行涵養，在靜坐中進行內心體貼。黃宗羲認為白沙學的“吃緊功夫，全在涵養”，陳亦自言“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他認為涵養在於自身，不論搜尋、記誦了多少古籍和聖人語錄，如未有內心體貼，便是枉然。此涵養猶如孟子之“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之意。

那麼如何獲得涵養功夫？陳獻章認為，首先要在“靜中養出端倪，，透過靜思達到心理同一。據載陳獻章初學於吳與弼而未有得，後獨坐春陽臺，潛心修煉十年，方有得於孔顏之樂。靜坐是陳獻章入學的必要法門，透過靜坐與自思達到“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幹，神遊八極”與湛民澤，如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與林緝熙，才能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而有自得。此種涵養之法是學道、理經的功夫，道之顯晦在心得。當有了此種涵養功夫，胸次澄徹，才能於日用間處處合理。

陳獻章的涵養功夫完全滲透到了書法藝術中，在談及自己的書法時他頗為自賞“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吾所以遊乎藝也。”

陳獻章早年書法已得晉人意趣，超然不拘形似，後參宋人筆意，意態飛動，卻平和自然，自謂有熙熙穆穆之風。他學古而不泥古，將古人書法精髓化為己有，並從心性出發，自得意趣，而不是筆筆究根、字字尋源，這是陳獻章與當時復古派的根本區別。清人屈大均《廣東新語》評價了陳獻章書法之價值“夫書而至於熙熙穆穆，豈非超聖入神，而手與筆皆喪者乎此與勿忘勿助之間，同一天機，非神會者不能得之。學者因先生之書以得夫自然之學，毋徒役耳目於翰墨之間，斯為可貴焉耳。”正是這種重內心體驗的涵養功夫，賦予了陳獻章獨特的藝術趣味，使他不拘泥於法度，撤百家藩籬，追求自得意趣。他在書法藝術中真正達到了宇宙在我，心遊八極，率意而為的自由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