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換人生案”的帷幕是被“割肝救子”拉開的，可直到現在，除卻姚策的癌細胞沒有得到“遏治”，就連最初可能的“兩家親”也失去基本的可能性。因為就“姚家父母”掀起的“偷換風波”來講，已經走向無限失控，而接下來“姚郭兩家父母”能做的也只有“硬著頭皮，追逐真相”。

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即便姚策跟養父母就他身後事：“房產的分配產生分歧和爭執”，可僅憑養母當初“割肝救子”的魄力及勇氣，還是可以實證28年的愛是確切的。說到底，如果姚策真是姚家的骨肉，那麼可能在“割肝救子”的加持下，他還是有希望得到救治。只可惜，所有的假設在“錯換人生”的現實面前，終歸顯得蒼白無力。

當然，順著“姚家父母割肝救子”的鏈條，有媒體也追問過“郭家父母”為何沒有選擇“割肝救子”，而姚策的生母也作出迴應，大概的意思是：其一，姚策的生父年齡較大（60歲）不允許（割肝救子會嚴重影響壽命）；其二，姚策的生母認為自己身體也不好，女兒也有病，也需要人照顧，如果姚策的生父“割肝救子”，家裡就沒有健康的人，真是生不如死。

就“其一”來講，從理論上而言確實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回到情理上，既然當初“姚家父母”有“割肝救子”的決心，那麼“郭家父母”要是考慮的後果太多，自然就會受到“姚家父母”及“外圍輿論”的苛責，因為有句話講得好“不願意的背後，應該是愛得不深”。

而“其二”的問題屬於“其一”的延續，也就是姚策的生母把所能想到的負面後果都已經盤算過，所以才得出不打算“割肝救子”的決定。不得不承認，論感情的深厚，養育之情往往更甚一籌，就如姚策生母面對媒體時所說：“現在是DNA（匹配）擺在那裡，也覺得是真的，意識裡面是真的，但心裡面還是不相信”。

從某種層面上而言，姚策生母的這段話應該是“真誠的表達”，因為“親緣勾連”更多的存在是之於“執念”而言的，也就是親緣關係如果不被點破，就算是擦肩而過的母子或父子，也並不能感知到彼此。而對於“養育勾連”來講，就算鬧騰過後，想必還是心存感念的，最不濟也會是“愛得深，恨得多”，但誰也抹不掉曾經存在過的養育事實。

所以回到“姚策生母生父沒有割肝救子”的問題上，還是應該從兩個層面去考量：其一，他（她）們對於後果的預見性審視是“自由選擇”；其二，他（她）們對於跟姚策的情感構建確實沒有姚家父母那麼深厚，這是基於情感累積而言的。

就“其一”來講，如果放到局外人的站位上，應該是比較理性的選擇，但是放在親緣關係裡，總還是顯得有些“冷冰冰”。一般來講，要是“割肝救子”，絕大多數父母應該都會奮不顧身的，但是要是割肝救母（父），多數時候，即便子女願意，父母往往也會遲疑。

畢竟在樸素的壽命考量上，讓年輕人活得更久，已經成為世俗圭臬。當然，之所以“姚策的生母生父沒有割肝救子”，應該還不只是姚策生母所談到的這些問題，也可能包括病情的後續加重，確實不適宜“割肝救子”的操作，總之對於姚策的命運來講，確實也是“福禍相依”，“一言難盡”。

另外，要承認“姚策生父生母沒有割肝救子”，“姚家父母”肯定是會存在微詞的。所以，“錯換人生案”進入下半場後出現“兩家反目”的局面，也是可預見的結果。因為作為“姚家父母”來講，即便發現姚策不是自己親生的，可作為養育之情的考量，總還是希望姚策能被有效救治。

可這樣的追問，也只能停留在姚家父母的站位上進行考量，而回到輿論場域中，我們只能對“不割肝救子”感到遺憾，而對於“割肝救子”抱以敬畏。因為只有“無情的選擇”被允許，才可能最大限度的激發“有情的選擇”。這對於情感互動，行為實踐都是有現實意義的。

可對於“姚家父母”來講，他（她）們是當事人，所以是有權利進行不滿表達的。因此，“錯換人生案”進行到下半場（偷換風波），應該也是綜合因素所推動的結果。畢竟作為“兩家親”的考量，“郭家父母”和“姚家父母”肯定是能想到的，只不過有些事情上，“彼此都看不上對方，只能淪落到死磕的地步”。

與此同時，作為輿論場域的評價涉入來講，從“偷換風波”開始，不少人就已經不能“就事論事”，以至於在“姚策生父生母沒有割肝救子”的問題上，就會進行清算式的聲討。甚至，還會進行綜合性的前後勾連。不得不說，在是非較量上，看似有餘地的“無情的選擇”，到最後也會被釘在恥辱柱上。

薩特堅信：“自我欺瞞的同時，我們也在否定個人自由選擇的能力。”所以回到那些篤定的輿論聲浪裡，我們其實更要強調資訊是否對稱的問題，要不然聲音越篤定，越可能傷人傷己。當然，這已經是眼下社交秩序的常態，要怎麼辦？該怎麼辦？沒有人給出答案。

就像沒有一個人生來就是“無情人”和“有情人”一樣，我們只是選擇性地認為自己和他（她）者是其中的一種，以至於我們是不確定的，道德規則也總是不斷翻新的。所以，誰又能保證自己的尺度可以一直有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