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乘風（劉德華飾演）是一名拆彈專家，在一次執行任務時失去一條腿，但是潘乘風並沒有因此氣餒，在醫院認真配合治療，努力做康復鍛鍊，心裡想的是能夠儘快復職。可是命運偏偏不遂人願，經歷一系列事件，最終他加入恐怖組織，由拆彈專家變成恐怖分子，策劃毀滅香港的陰謀……

第1次受到刺激

但出於各方面考慮，上級找他談話，認為他現在是殘疾人士，不適合回到拆彈一線崗位，建議轉到文職崗位。這讓潘乘風有點無法接受，他滿心歡喜等待官復原職，可是等來的卻是被調離一線，他說：為什麼不讓我復職，我的體側各項指標都遠遠超過了警隊的要求指標，你們為什麼不按警隊的指標考核我？

上級回覆： “沒有必要”。（因為讓一個殘疾人士上陣拆彈，會讓市民質疑的，而且上級領導要承擔責任，何況，沒有讓殘疾人士做拆彈專家的先例）。一點機會都不給他，扼殺了他的所有希望，這下激怒了潘乘風。

第2次受到刺激。

後來在表彰大會上，潘乘風拉“警隊用過即棄，棄之不用”橫幅，最後新聞媒體發表的文章卻是他“襲警”。他的痛苦無處宣洩。他對體制失望了。

第3次受到刺激。

之後，身邊的好搭檔、好哥們董卓文（劉青雲飾演的拆彈專家）勸潘乘風，要理智一點，這時候他已經聽不進任何人勸慰，哥們覺得他太偏激了，不歡而散。

第4次受到刺激。

最後，潘乘風和女朋友龐玲（倪妮飾演反恐特勤隊督察）談話，龐玲覺得上級安排合情合理，建議潘乘風去看心理醫生。潘乘風覺得連他最親密的人都不理解他，說他有病，需要看心理醫生。

潘乘風說：“我不是有病，我是痛”。身邊最親近的人都無法理解他的痛苦，這一次，他徹底失望了，他開始性情轉變。

中國犯罪心理學專家李玫瑾說過：人在生活中，沒有事先強大的對他人的希望和期待，就不會有之後的失望和絕望。尤其是對別人抱有希望的人，如子女、配偶、好友等，最終基本都會絕望，因為別人不會按照你的意思去迎合你、去配合你！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思考、慾望和目的。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潘乘風就是對復職抱有滿心的希望，結果上級按排轉文職崗位。原來是一線拆彈專家，是人民安全的守護衛士，是人民崇拜的英雄，轉崗文職，他覺得自己的才能沒有發揮的空間，社會價值不被認可，這對他打擊太大了，就像是從高山上跌入懸崖，巨大的落差，讓他有點崩潰。

他開始認為是這個體制有病，錯的是社會，因此誤入歧途，加入“復生會”，開始實施報復社會的計劃，以此來證明自己。

人的轉變並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現實中有冤無處訴、有氣無處洩，才走向截然相反的道路。

潘乘風是如何一步步從拆彈專家變成報復社會的“定時炸彈”呢？

一是負面事件的刺激。他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造成他慾求不滿，變得壓抑，缺少安全感，最終變得偏執，就容易用有色的眼光看這個社會。

二是情感溝通障礙。他不願意和外界多交流，變得閉塞，情感方面得不到疏導，想法就會越來越極端。潘乘風他那時候已經聽不進去不管是上級、同事好友還是女朋友的任何勸告，固執己見，把自己的想法、感情封閉起來。

三是價值感認可低。他說：我不是有病，我是痛。他覺得的他即使缺少一條腿，仍然可以是一個特別的拆彈專家。但是在別人眼裡，他就是一個殘疾人士。

那我們在生活中遇到不幸的事，我們該如何面對呢？有沒有好的方法可以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卡耐基《人性的弱點》一書中找到答案：

一是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實，讓時間去治療傷痛。在人的一生中，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無法改變，我們要學會接受它，並且適應它，如果我們讓憂慮控制自己，那麼結果是我們會惶惶不得終日。

叔本華曾經說過：能夠順從，這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過的快樂與否，不是生活本身有多美好，而是我們對待生活的態度。

二是採取行動以抵制困境。有兩個人從鐵窗超外望去，一個人看到的是滿地泥濘，另一個卻看到滿天的繁星。

哲學家尼采說過：優秀傑出的人“不僅忍人所不能忍，並且樂於進行這種挑戰”。

有的人就是因為自己身上的缺陷激發了潛能。貝多芬耳聾之後完成更加動人的音樂作品；如果柴可夫斯基的婚姻不那麼悲慘，就難以創作不朽的《悲愴交響曲》；科學家達爾文說：如果我不是這麼無能，我就不可能完成所有這些我辛勤努力完成的工作。他坦誠自己受到弱點的刺激。

三是轉移注意力。面對生活中小的煩惱，我們可以透過運動解憂，強迫自己保持體能的忙碌，透過打球，跑步，游泳等運動，相信所有的挫折憂慮都會隨著汗水流逝。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都是人生的必修課，重要的不只是我們擁有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從不幸中走出來，斷了一條弦，還能以剩餘的三條弦繼續演奏生命的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