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移居國外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當年在潮州沿海參加張世傑的“義軍”和隨同陳植等護送宋王的潮州的“義勇”敗退往廣東新會一帶，其中一部份隨陳植、張世傑逃往越南，後來元兵攻越南，他們又轉移暹羅（泰國）。明代在潮州沿海流亡的“海寇”和明末抗清志士，也很多流往南洋各地。清初實行禁海遷界期間，也有大批潮州貧民冒險出洋，往東南亞各地定居。其中大部分人沿廣東廣西海岸至越南、柬埔寨等地，為泰國十八世紀吞武裡五朝的國王“昭·達信”的父親鄭鏞，就是澄海華富村人，於雍正年間乘帆船往暹羅的。那時暹羅與緬甸長期戰爭，人口大減，廣大的肥沃土地沒有人耕種，豐富的資源沒有人開發，到那裡種植謀生甚易，且入境手續簡單，當時在國內境況極為困難的潮州貧民，紛紛往暹羅謀生。因此，潮州人民在暹羅成為一支開發建設的積極力量。另外，從1767年至1782年的暹羅王鄭信（泰名昭·達信），有一半潮州血統，他組織以潮州人為骨幹的武裝隊伍，驅逐了佔領暹羅的緬甸入侵者，而被推薦為暹羅王的，這也提高了潮州人在暹羅的地位。當時在暹羅的潮州人，被當地人稱為“皇家華僑”。《海國圖志》暹羅條稱：“潮州人在此為官，封爵、理國政、黨財賦……”。在暹羅都城曼谷，潮州人為數極多，也有相當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以至潮州話成為曼谷通用的一種語言。

明末清初，許多明朝官吏和漢族士大夫，不願受異族的統治，紛紛出國到南洋各地定居。臺灣鄭氏抗清失敗後，也有大批抗清志士移居東南亞各地。

由於明末清初的戰亂和“斥地遷界”，粵東各地受到嚴重破壞，許多人流離失所，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就紛紛往南洋各地謀生。其時正當西方殖民者開發南洋各地，需要廉價勞力，因而對勞工入境，手續較為簡單。於是潮、梅各地居民、鄉族宗人、親屬朋友，互相介紹，接踵而行，成批成批往南洋謀生，這個時期，潮人出洋地點就在澄海樟林港。那時到樟林港乘坐紅頭船出洋的人，大多數是貧苦人民，他們所帶的行李很簡單，幾件舊衣服，一罐淡水，幾個冬瓜和一批“甜粿”。那時出洋的船利用風力行駛，有時遇上風勢不順，在海上滯延數日，安全是沒有保障的，所以他們蒸制“甜粿”（糯米糕），這些東西較好儲存，隨時可以取吃，是很好的乾糧。冬瓜既可壓載，又可在缺乏淡水時食用，甚至還可以利用其浮力作為救生器具。這此都是多年漂洋過海的人總結出來的經驗。那時潮州人有句俗語“無可奈何蒸甜粿”。它表達了因生活所迫，貧民百姓冒險出洋的苦衷。

樟林有一種叫做“水客”或“客頭”的，專做帶居民出洋這一行的生意，做“客頭”的人，都是在南洋經過一段時間，對情況熟悉，且與當地社會建立關係，凡要往南洋各地尋親謀生的人，多是請“客頭”帶領。他們先由“客頭”代辦目的地入境手續，名曰“做字”，做完字後，按船期由“客頭”通知到樟林來集中，安排住宿，然後乘紅頭船出發。到達目的地後，“客頭”還通知其親友，有的還能代其找工作。他們為服務的“客”收取一些報酬，有的則以“包”的形式（旅客船租及沿途食宿均由“客頭”包乾）。乾嘉年間，旅客從廈門乘帆船往暹羅需八塊錢，而紅頭船隻需六塊錢。這些“客頭”，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有一些淪為帝國主義掠奪拐騙華工的“豬仔館”，但對於當時樟林港來說，卻是視為工業，那些孤身出洋奮鬥，並已站住腳跟的華工，往往請“客頭”代帶其在原籍的眷屬出洋，他們都是本村或鄰村的人，互相認識，比較可靠，“客頭”的業務非常旺盛。

“客頭”除了帶人外，也帶物，他們對南洋各地潮籍華僑及其在家鄉的親屬很熟悉，出洋時，代僑屬僑眷帶去客信或土產之類的物品，回程則帶回錢銀批信，他們深入窮鄉僻壤，將批信銀錢送上僑眷家門，所以很受群眾的歡迎。在未有建立郵政和匯兌體制的當時，這些“客頭”對溝通國內與南洋各地，爭取僑匯，促進海外移民，起了重大的作用。據統計，至1858年（汕頭開埠之前），在暹羅（泰國）華僑已約有150萬人，其中約有60％系從樟林港乘紅頭船到達的。在正常年代，每月透過樟林寄回的僑匯約4萬元，正因為如此，當時樟林在南洋華僑社會很有名氣。

作者： 陸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