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21世紀美國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揭示道德提升或美與宗教衝動之關係的研究中探討的那種基於人性的宗教體驗不同。我們先前已經發現了公元前5世紀西西里賽利努斯的希臘定居者對鬼魂的畏懼。與如今的宗教信仰和活動不同，羅馬帝國早期的“超自然”或“超常”的風俗宗教更多的是一種不間斷的宗教譜系的一部分。

羅馬世界裡充斥著自由預言家、魔法師、術士、占星家、釋夢者、算命師等等。官方對這些活動的態度大體上比較寬鬆。事實上，皇帝們也在自己的宮廷內豢養著此類人物。正如我們在上一章看到的，據說拯救了馬庫斯·奧勒留的羅馬軍隊的奇蹟般的大雨，正是由一名宮廷隨從召喚來的。這個名叫阿努庇斯（Arnouphis）的埃及法師召喚了空氣之神墨丘利（Mercury），帶來了降水。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基督教創始人被釘十字架之後僅僅一代人的時間，羅馬皇帝就開始了迫害基督運動，這顯得極不尋常。至少，古人是這麼覺得。公元64年，一場大火燒燬了羅馬城。與1666年的倫敦大火非常相似，這場火災同樣肇始於商店，肆虐了數天，讓城市的部分地區化作一片冒煙的廢墟。兩場火災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是尋找替罪羊。1681年，倫敦市的高階市政官在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立柱上添加了一條紀念那場大火的銘文，將災難歸罪於“天主教派的背信棄義和惡意”［359］。而在帝國時代的羅馬，火災的罪過則指向了“基督教徒”。

為了平息（縱火）的謠言，尼祿找到了被告，並對那些人施以最適宜的懲罰，那些因其可恥行為而遭人痛恨的人是一幫基督徒……大批人被定罪，其中少數被控縱火，多數被控反人類……他們被裹上獸皮，被狗撕成碎片，或被釘在木樁（或十字架）上，在黑夜中點燃，成為晚間的一道景觀。

然而，我們能夠單憑一名羅馬歷史學家的敘述就相信關於尼祿的這件惡行故事嗎？該事件發生後過了大約兩代人的時間，塔西佗開始記錄早期羅馬皇帝的歷史。與修昔底德一樣，他也是一位傑出的古代歷史作家，對於任何想感受古羅馬歷史書寫高度的人來說，他的作品都值得一讀。

塔西佗無意間寫下的，有可能實際上是他那個年代流傳的關於該事件的添油加醋的版本。撇開基督徒不談，尼祿或許的確試圖找出“肇事者”，安撫民眾。透過對犯人施火刑，他踐行了一種羅馬式的懲罰。懲罰方式並非如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釘十字架，而是對縱火犯以眼還眼——活活燒死。如果“基督徒”這個元素是後來才被加入故事的，那麼有可能是因為在公元2世紀初期，這個新興教派正漸漸滲透進羅馬人的觀念中。

這是基督教發展的結果，不過不是在羅馬城發展，而是在羅馬東部地區說希臘語的行省。基督運動早期勸人改宗的使徒們在那裡留下了詳細的資料，比如先前提到的以弗所的例子。公元79年8月24日，那不勒斯灣的維蘇威火山爆發。目擊者中有個羅馬博學家，據他外甥的說法，他每天下午都會曬日光浴——這算是日光療法的早期記載。對火山噴發的痴迷要了舅舅的命，他還沒能安全地靠近火山便死於濃煙。

後來（公元110年左右），這名外甥，也就是羅馬執政官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被派往位於如今土耳其北部的黑海行省出任總督。一些當地人向他告發另一些當地人是“基督徒”，一時間令他不知所措。他對控告的調查為現存最早的關於基督運動的“官方”立場提供了資訊。他聽說，人們向基督祈禱，發誓遵守諸如不通姦、不說謊之類的道德約束，還共同進餐。

這場運動在城市中產生了一些影響，城鎮中的基督徒數量已經多到了足以引起市場祭祀用肉類價格明顯下跌的程度。基督徒厭惡動物獻祭，拒絕參加任何形式的此類活動。對於羅馬帝國的居民而言，無論他們的地方文化傳統怎樣，祭祀多多少少都是一種共同的宗教實踐。在那樣一個時代，基督徒的做法顯得格格不入。普林尼認為鄉村也有基督徒。他做了個簡單的測試，讓被告“用酒和薰香祭拜”，他特意帶到法庭的一尊皇帝雕像。綜合考慮當時羅馬社會基於身份地位的法律特權，他處決了沒有羅馬公民身份並拒絕放棄基督信仰的外省人。

他在不確定是否需要以及該如何處罰這些人時，曾寫信給皇帝尋求進一步指示。該信件以及圖拉真皇帝的回信都被儲存了下來，極具歷史價值，在此值得整段引用：為所有此類案件制定一般性規則是不可能的。無須特地去尋找他們。

倘若他們真的被帶到你面前，且罪證確鑿，就必須受到懲罰；但是，若被告否認自己是基督徒，且透過援引我們的神明為證，就讓他（雖然之前有嫌疑）在懺悔後得到寬恕。任何起訴都不接受匿名舉報，否則將會開一個非常危險的先例，且與我們的時代精神相悖你只需想一想那些近代宗教排斥的例子就可以意識到，帝國的這種立場是相對“溫和的”。皇帝雖然是國家宗教的總監督人，但似乎並沒有從“神學的”方面反對人們成為基督徒。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以個體權威身份出現的、在公眾場所“說教”［362］的人，無論他們宣揚的是宗教還是哲學觀點，早年的皇帝們都會定期鎮壓。除了各類法師和其他神棍，異族神明的祭司及其追隨者也會時不時成為羅馬當局打壓的目標。出於相似的原因，新興的基督運動中的流浪傳道者和聚集在他們身邊的人們會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

此外，由於帝國當局懷疑各類團體聚會具有潛在的顛覆性，更加劇了上述情況。宗教監督的群體性使得早期基督教團體始終缺乏安全感。根據普林尼的記錄，在他統治的地方，即如今的土耳其西北部，私人團體被圖拉真嚴令禁止，基督徒甚至不敢舉行晨禱會。另一個涉及政治因素的問題是，皈依基督教的人拒絕承認現有神明的神性。由於皇帝本人也是神，因此在羅馬人看來，這種抗拒便帶有政治色彩，似乎暗示著對羅馬帝國的敵意。

此外，基督徒與他們所在的城市與鄉村日漸疏離所帶來的危險也不容小覷。人們透過參加宗教節慶等活動來確立對本地神明的認同，這是當時社會構成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因如此，早期的基督徒會在較大社會範圍內不受歡迎。

這或許也可以反過來解釋，為何人們把基督徒視作“他者”，且向當局檢舉。在如今的里昂（Lyon），層層疊疊的道路與建築環繞著古羅馬殖民地盧格杜努姆（Lugdunum）的露天劇場遺址。公元4世紀初，首次為基督教徒作史的一名作者提到了公元177年發生在這裡的事情，這則故事也是關於羅馬高盧省基督教的最早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