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囊括了丹麥的宗教改革和其後在哲學與神學方面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在日常生活方面呈現出來的許多反映，持續了大約一百年。這時，科學探奇的新精神已經滲透西歐，人們已經開始衝破教會權威的限制，鑽研學間。

就在這個時候，一種新的世俗文化開始在丹麥嶄露頭角、這種文化雖然有其世俗的性質，但並沒有真正地和前一個世紀佔統治地位的神學思想割斷聯絡。新的世俗性並沒有產生清一色的世俗文學，而是產生了這樣一種文學，它爭取自立，但仍然固於傳統的即使己加改造的宗教信念。十七世紀的兩位偉大詩人都是宗教詩人，幾乎是必然的事。

宗教改革動搖了生活的寄託，進而強調了探討生活哲理的重要性。這就是說，宗教改革賦子世俗文學以一種新的倫理功能和任務。文學逐漸擺脫了教會的統治，它的哲理的重要性在十七、十八世紀繼續提高，直至世俗文學在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和問題方面，終於取得了比教會文學更為重要的地位。十七世紀初期，有權威、有影響的德國批評家馬丁奧皮茨在他的《德國詩論》中，簡明地表述 了文學家的教諭態度。

他說：“詩歌首先是隱蔽的神學。”然而，橋是橋，路是路。文學的世俗化也產生了一種辭章文學，即把詞語巧妙而富於藝術性地組合起來的文學，但這是一種比喻和思想並重的文學。這種文學我們稱之為巴羅克文學

自基督教橫掃異教文學以來，詩歌如今是第一次獨立生存，它面臨三十年戰爭①所造成的浩劫。現在大大小小的詩人不計其數。從本世紀三十年代起，詩歌的閘門大開，許多寫景詩、教諭詩、詠史詩、山水詩，主要的還有即興詩，既用丹麥語寫作，又用拉丁語寫作。到一六五二年，一位使用低地德語的諷刺作家漢斯·勞勒姆貝爾（1590-1658）頗有感觸地嘲笑了那些為婚禮、洗禮、葬禮和莊嚴場合而作的大量詩篇。似乎當時的人不迫使某個詩人苦練他的才智，就討不到老婆，靈魂就不能超度。這類詩歌大都不可能出版。

從政治上說，十七世紀是一個專制的時代。教會已經喪失了它在宗教改革前所享有的權威，宗教問題絕望地和“三十年戰爭”前及戰爭期間的政治問題糾纏在一起。懷抱壯志的作家只能寄希望於政治舵手和富裕而有影響的贊助人的賞賜。這種情況使得許多鄙陋的獻給權貴的詩篇得以問世。雖然這類詩篇毫無倫理價值，但回想起來也不無某種美學意義。這說明一個事實，即詩歌已自行成為一門藝術，其中語言的藻飾自得其所，而且作者可以隨意加以鑄造，雖說有-部分作品帶有教諭的意味。前面提到的馬丁。

奧皮茨的德國詩論，在確立文學體裁及制訂押韻和重讀規則方面，不僅對德國文學，而且對丹麥文學，都有綱領性意義。其他德國作家（著名的有格奧爾格。菲利普·哈斯德費爾）也產生過影響，但奧皮茨是最高的裁決者。這個世紀的丹麥作家，對德國的文學傾向和風尚仍然極為敏感。因此，可以用於十七世紀德國文學的許多評論，對它的丹麥搭檔也同樣適用。奧皮茨的新詩學及其他，對丹麥作家和學者來說，似乎比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困擾德田的戰爭的一切軍事策略更有意義。

如果丹麥詩歌維續受外國（主要是德國）模式的黑陶，那就根本不會有一種真誠而自覺的獨創的嘗試。所謂巴羅克詩歌的實質就在於它試圖尋求新的表達方式。幾個世紀以來所感覺 到的題材侷限業已破除，個別作家能隨心所欲地發揮主觀想像的作用這可以與二十世紀的某些現代詩歌作一比較，它同樣試圖擺脫傳統詩歌的陳詞濫調的窠白，使詩歌表達以前未曾表達過的東西。

誇張，隱喻，首語重複法，都是巴羅克詩人感興趣的東西。比較、對照和反襯，都是他們喜歡用的手法。同語反覆和雙關諧語（通常並無幽默之意）反映了一種純粹的行文的樂趣和追求獨創性的不懈的嘗試。巴羅克詩人偏愛使用形容詞、描繪法和重疊句法。他們贊同S。P。戈特倫諾（見《丹麥詩學綱要》的說法，認為“形容語”宛如“戒指上的估石”。戈特倫諾還深信高雅語言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