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第十六章《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學》末尾，註解了一篇《關於中國人的民族觀念》，旨在迴應佈德博士對於本章《中國的統一》一節末段的反駁。我們來理一理他們的對話，同時來看一看馮友蘭思想下的中國民族觀念。

《中國的統一》一節末段：

從孔子時代起，一般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政治思想家，就開始考慮世界範圍內的政治問題。所以秦朝的統一中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們心目中的統一全世界。秦朝統一以後的兩千多年，中國人一直在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之下生活，只有若干短暫的時期是例外，大家都認為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況。因此中國人已經習慣於有一箇中央集權的機構，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又被拖進一個世界，其國際政治局面，與遙遠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局面相似。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已經被迫改變了其思想和行動的習慣。在中國人的眼裡，這一方面又是歷史的重演，造成了現在的深重災難。

關於中國人的民族觀念

對於“中國的統一”這一節末段的論斷，佈德博士提出懷疑。他寫道：“六朝（3世紀——6世紀），元朝（1280——1367），清朝（1644——1911）實際上為時之久，足以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對於分裂或異族統治感到司空見慣，儘管這種局面從理論上講也許不是‘正統’。況且即使在‘正統’的統一時期，也還是常有懷柔或征服一系列的外族，如匈奴等，以及鎮壓國內叛亂的事。所以我不認為目前的內憂外患是中國人在春秋戰國以後所不熟悉的局面，當然目前的憂患的確具有世界規模，其後果更加嚴重。”

佈德博士所提到的歷史事實無疑都是對的，不過我在這一節所要講的不是歷史事實本身，而是中國人直到上世紀，甚至本世紀初，對於這些歷史事實的感受。強調元朝、清朝是外來的統治，這一點是用現代的民族主義眼光提出來的。從先秦以來，中國人鮮明地區分“中國”或“華夏”，與“夷狄”，這當然是事實，但是這種區分是從文化上來強調的，不是從種族上來強調的。中國人歷來的傳統看法是，有三種生靈：華夏，夷狄，禽獸。華夏當然最開化，其次是夷狄，禽獸則完全未開化。

蒙古人和滿人征服中國的時候，他們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國文化。他們在政治上統治中國，中國在文化上統治他們。中國人最關切的是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繼續和統一，而蒙古人和滿人並未使之明顯中斷或改變。所以在傳統上，中國人認為，元代和清朝只不過是中國歷史上前後相繼的許多朝代之中的兩個朝代而已。這一點可以從官修的各朝歷史看出來。例如，明朝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反元的民族革命，可是明朝官修的《元史》，把元朝看做是繼承純是中國人的宋朝正統的朝代。同樣，在黃宗羲編著的《宋元學案》中，並沒有從道德上訾議諸如許衡、吳澄這些學者，他們雖是漢人，卻在元朝做了高官，而黃宗羲本人則是最有民族氣節的反滿的學者之一。

民國也有一部官修的《清史稿》，把清朝看做繼承明朝正統的朝代。它對於有關辛亥革命的一些事情的處理，政府認為不妥，把它禁了。如果再有一部官修的新的《清史》，寫法就可能完全不同。可是我在此要講的，是傳統的觀點。就傳統的觀點而論，元朝、清朝正如其他朝代一樣，都是“正統”。人們或許說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但是我認為這正是要害。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慣於從天下即世界的範圍看問題。

中國人歷來不得不同匈奴等非華夏人搏鬥，對於這件事，中國人歷來覺得，他們有時候不得不同夷狄搏鬥，正如有時候不得不同禽獸搏鬥。他們覺得，像匈奴那些人，不配同中國人分享天下，正如美國人覺得紅印地安人不配同他們分享美洲。

佛教的輸入似乎使許多中國人認識到除了中國人還另外有文明人存在，不過在傳統上對印度有兩種看法。反對佛教的中國人相信印度人不過是另一種夷狄。信仰佛教的中國人則認為印度是“西方淨土”。他們對印度的稱讚，是作為超世間的世界來稱讚。所以佛教的輸入，儘管對中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也並沒有改變中國人自以為是人世間唯一的文明人的信念。

由於有這些看法，所以中國人在十六、十七世紀開始與歐洲人接觸時，就認為他們也是與以前的夷狄一樣的夷狄，稱他們為夷。因此中國人並不感到多大的不安，即使在交戰中吃了敗仗也是如此。可是一發現歐洲人具有的文明雖與中國的不同，然而程度相等，這就開始不安了。情況的新奇之處不在於存在著不同於中國人的人群，而在於存在著不同於中國文明的文明，而且已有相等的力量和重要性。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期有與此相似的情況，當時的各國雖不相同，但是文明程度相等，互相攻戰。中國人現在感覺到是歷史重演，原因就在此。

如果讀一讀十九世紀的大臣如曾國藩、李鴻章的文章，更能夠證實他們對於西方衝擊的感受，的確是如此。

（節選自《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