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老城建設的頂層思路

中國古代城市建設有獨特的正規化，通常風格統一，整齊劃一，建

城思想體現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禮樂觀、尊卑觀、自然觀、祭祀觀、防禦觀等。

即由神到人，先天后人，先尊後卑，禮法並用，天人融和。

著重體現民族的哲學觀、宗教觀、道德觀、政治觀，輔以陰陽玄學、風水堪輿等。

建築體式標準化、通用化、實用化、個性化，建築構件符號化，建築佈局意境化，建築追求以山水審美為前提，做到藏風納水，有利個體生命的健康，甚至個體靈魂的安定和智慧的增益。

比如儒家經典《周禮·考工記》對古代城建是這樣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廟，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意思是：建築師營建都城時，城市平面呈正方形，邊長9裡，每面3個城門（設立兩個側門），合計12城門道。城內有道路南北9縱和東西9橫，合計18條大街道。街道標準寬度為能同時行駛9輛馬車（72尺）。王宮的左邊（東）是宗廟，右邊（西）是社禝，左右對稱。宮殿前面（南面）是群臣朝拜的地方，後面（北面）是市場。市場和朝拜處各方百步（邊長一百步的正方形）。

這種佈局是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最理想的設計

：“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於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於王宮之右；朝者義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立朝於王宮之南；市者利之所在，必後而背之，故立市於王宮之北。”

當然，《考工記》這裡的“國”，指國都，是京城待遇，記錄的是西周豐鎬的城市規劃。如果是州郡，城門只能開2個，縣城只能開1個。

所以城池的規模和形制，都有一定的層次標準。在大小、用材、顏色、數量、尺寸等方面，有嚴格的尊卑禮制等規定。

就城市本身而言，則可分為四個方面。

首先是城市地形風水的檢視。

什麼地方可以建城，什麼地方不可建，建哪裡，怎樣建，如何選址，建成什麼形式，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操作程式，包括祭祀等宗教儀式。

從城市設計來說，一方面要“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保證民眾住房需求；另一方面還要盡得自然之趣，“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城來”，有生活意境。

第二是城市中心位置的確定。

體現中華“原點”及四方拱衛思想，然後才是“仰觀天象，俯察經緯”，框定城市的總體範圍。

第三是以中心位置構建城市“中軸線”。

官署、壇廟等重要建築皆於其上，並以此佈局左右對稱的街道建築和功能分割槽。比如北京的故宮中軸線（長約7。8公里），唐長安城的朱雀大道，成都的天府大道，洛陽的天街，廣州的北京路等。

西漢、東漢之際城建制度出現一次重大轉變，整個都城朝向由“坐西朝東”變為“坐北朝南”，

由西城連結東郭或者西南城連結東北部的佈局，變為東西南三面郭區環抱中央北部城區的佈局。

隋唐長安，左右對稱，東北角的大明宮是後來修建，早期城市設計，幾乎是一張可以對摺的城市，同時北區中央的

（圖注：隋唐長安，左右對稱，東北角的大明宮是後來修建，早期城市設計，幾乎是一張可以對摺的城市，同時北區中央的皇宮，被東西南三面環繞。）

第四是城市住宅區和商業區的規劃管理。

注重衛生、治安、交通、排汙等實用功能，城市管理由宋朝前嚴格的裡坊制，向宋代後開放的街巷制轉變。

紅框即為東西市，只有此處能夠貿易。

當然，都城策劃也有守正創新者。

比如明代的南京城，設計者是“尤精經緯學”的劉基，他以《周禮》為指導思想，根據“三垣、二十八宿”星象，結合南京虎踞龍盤、依山傍水的地理優勢，一改以往都城牆取方形或矩形的舊制，按照星象佈局，根據山川、湖泊、河流的地理形勢，

從防禦的需要因形隨勢而建，將南京城的城牆設計為天象中的“南鬥”和“北斗”的聚合形態，將皇宮置於北斗的鬥勺內，然後在其中修建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符合天象意蘊。

京城13座城門分別對應南鬥6星和北斗7星的13顆星。南鬥鬥勺內為傳統民居區（老城南），北斗鬥勺內為新建皇城區，兩勺柄之間為軍屯區，既符合當時的經濟條件和民心所向，又保護了南京城最繁華的兩大區域，

更重要的是道家隱喻在南京城牆建築語言中的設計思想，秉承了帝王皇權“至高無上”、“永為人主”的原則，體現了設計者“天人合一”與“皇權神受”的天道觀與正統觀，是遵循禮制、呼應天象、順應自然的傑作。

設計理念：天象中的“南鬥”和“北斗”的聚合形態

中國歷史上，歷經戰亂，許多城市毀於兵災，毀後重建，但基本結構一脈相傳，難有變化。

一 、油溪與僰溪：最早的風水吉地

江津老城規劃，肯定要遵守《周禮·考工記》對古代城建設定的原則和它背後的哲學思想。

當然，就不得不看重風水，這是古代城建第一原則，並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進行選址。

從歷史來看，江津作為縣政府衙門治所，一共有四個地方

：益州牧劉璋設樂城縣，縣治油溪（一說龍門）；公元487年，江州縣的縣治遷往江津順江僰溪口，西魏（553-557年）改江州縣為江陽縣，縣治仍在僰溪口；北宋置鼎山縣，縣治在鼎山，旋廢，正史不載；公元598年置江津縣，縣治在幾江鎮。

這四個地方各有特色：油溪與僰溪口，都是兩河交匯。

油溪是北邊縉雲山脈璧南河與長江的交匯處，後來成為貴州經遵義和李市，到成都的陸道轉運中心；順江僰溪口，長江與綦江的交匯處，是東下重慶，西通成都，南到遵義的交通要道。鼎山就在幾江半島南端，只是位置有微小距離。

為什麼不選址兩江交匯處，偏偏選擇一個幾江半島呢？

不如先看其他兩處的地形，看看是否符合中國傳統風水追求：

山明水秀，實現人居環境和山水意境的融合。

油溪地處長江北岸，北邊是西南縉雲龍脈與長江的山水交匯；東面和南面臨江，西面是以明燈山為中心的聖鍾坪，形如圓珠。如果說這裡風水不錯的話，那麼風水最佳處肯定是它西邊的聖鍾坪。

縉雲和雲霧兩條龍脈之間，聖鍾坪猶如龍珠。油溪處其中。

油溪處重慶境內縉雲山和雲霧山兩大龍脈之間，這區域還有吳灘鎮、朱揚鎮、金剛鎮，歷來是風水師馳騁才華的地方。

傳說劉備曾準備建都聖鍾坪

，

沿聖鍾坪建了十八道城門

：天生門、太平門、乾安門、德聖門、佛耳門、永勝門、監江門、南紀門、朝天門、地利門、安里門、側耳門、永安門……。後因戰事，建都失敗，改建成都。

當然正史無載，所以只能當野史看待。不過它透露的玄機，卻說明這裡真有“龍穴”。

從風水來講，聖鍾坪恰恰是兩大龍脈之間所戲的寶珠，所以風水上佳。

換一個角度，這裡有開國元勳聶帥的祖墳（騎龍穴），江津人都知道的風水故事。另外，該處有一“玉印寺”，現為“護國寺”，建於山蓮之中。

玉印寺所在位置，如盛開的山蓮花。

玉印寺衛星雲圖，如三層蓮花盛開。

這裡成為江津縣治最初的選址，肯定在古人眼裡有上佳的風水。雖然只存在54年，但還是值得研究。畢竟，重慶第二機場落地璧山正興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這兩條龍脈之間的區域，機港大道直通長江，成為未來新興產業佈局的最佳選擇。

順江僰溪口，最大的優勢是水道。綦江直通遵義，相當於僰溪口上通成都，下達江陵，南及貴州，三省通渠。

僰溪口交通及地理形勝

這樣的地方如果放棄，實在太可惜。

何況水口是好風水，旺財旺人。

從地理形勝來看，它東面是中梁山脈穿江而過到達江南的餘脈，為青龍方位，遠高於西邊所有小丘陵（白虎方位），屬於吉地。

從北方看，銅罐驛形成的弓形煞氣斜對僰溪口，卻被長江大中壩遮攔化解，同時對東去的長江進行分流，一內一外，如都江堰的魚嘴，形成一條內江回水沱，儲水儲財。綦江衝入長江時，又遇一小中壩在前方形成案山，阻緩水勢，鎖住吉氣，是難得的兩江匯合的絕佳造型。

此處風水象極長江入海口的上海灘：

在江海匯合處，崇明島靜處其間，成為羅星鎖水口的風水格局，滾滾長江水汽盡聚於此。

但僰溪口大、小中壩卻更有意思，大中壩將長江一分為二，內儲財水；小中壩鎖住綦河水口，形成雙星鎖江格局。

但最終江津城址卻放棄了這兩處風水，選擇了更好的地方：幾江半島。

二、風水陣塔：三塔連青龍

幾江半島對岸最大的龍脈是縉雲山。

如果城市建在對岸，雖然北方位是高大的縉雲山脈，靠山極佳。

但縉雲山脈是西南-東北走向，它同時屬於城市西方白虎位，大凶。

所以對岸叫德感——以德感之，使之勿動。這是江津鄉鎮中最佳吉名，對化解白虎兇星，效果極好，可見當年風水師們的智慧。

有德感這一名字化解白虎，加上脈氣遇水則止，幾江半島易完全處於玉水環抱之中，自然風水上乘。

當然，任何吉地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幾江半島也是如此

，它的軟肋在白虎位鼎山高於青龍位塔坪路。

對於這種城市格局，到清朝時，風水理論已日漸成熟，經過佛教與道教長時間的整合，堪輿界倡導建風水塔以彌補。

“中國營造學社”對中國古域進行調研，彙集成《中國營造學社彙刊》。

梁思成的助手張馭寰先生出過風水塔專著《中國風水塔》，是目前國內唯一一部研究風水塔的專著。對風水塔的歷史沿革和分佈、風水塔的分類、建築材料、尺度、藝術裝飾、各部件做法等，進行了論述。

總體來說，南方風水塔多於北方，四川地區張馭寰介紹了28座名塔，數量上遠高於其他地區。

風水塔在隋朝已出現，作為佛塔的附屬產品，但性質形象已大變。

張馭寰說：“既不屬於佛教系統的各式塔樓，也不能列為墓塔的範圍，把它們歸納起來早已成為一個獨立體系。”

佛塔在宋以前是“一寺院建造一座塔，不建大殿，以塔作為主要崇拜物。”但佛教世俗化後，塔與寺院分離開來，“塔的佛性蘊涵向完全世俗繁華方面轉變”，

風水塔大行於世，“實際上就是由佛塔轉型而改變了宗教性質的一種新的建築型別”。

這種風水塔，民間稱之為文峰塔、文筆塔、文昌塔、文塔等，是對天地人關係探討與實踐的產物，它強調了“三才之間，地道為獨尊”。

風水塔的修建，四川重慶因山脈丘陵為多，成為風水師率先實踐的土壤。

清代乾隆時期重慶府只修建了3座風水塔，均在江津。即大塔（文風塔）、小塔（文風塔）、文塔。

清代風水塔修建數量，江北廳和豐都均為4座，居第一。江津3座，排名第二。

四川重慶風水塔地域分佈圖，江津居重慶第二位。

不同的是，

江津這3座風水塔，結成的是風水陣， 目的是補東南地勢低窪，增強青龍地位。

這與其他長江邊的風水塔建造目的大不相同。

古人認為“大江東去，浪淘盡”的地形不利於文風。大江東流往往“披沙淘金，竭盡英華，科名之不振，職是之故”。

堪輿家們便想盡辦法來彌補這種地理缺陷，於是借塔來阻止“水去沙盡”之困，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風水塔往往建在兩河交匯處的岸邊，即風水學的“水口”處。

所以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等沿江分佈著19座這類風水塔；長江流域在重慶內共有23座；嘉陵江流域從廣元算起，共有9座；渠江流域共有19座；涪江流域共有29座。

但江津不是。

江津以城南鼎山文塔（白塔）和江津北岸高家坪文塔，加上城中心位置建造的奎星閣，兩塔一閣，結成風水陣塔，“補山水之形勝，助文風之盛興”。

兩塔一閣風水陣圖。

清代四川一帶建風水塔的目的，是為了“壯黌宮”，即教育。一旦進士人數減少，必須立即從風水上找出問題，並快速補進，這已經成為一方官員的政績。

江津這3座塔，《縣誌》圖示為：南部的白塔，東部的文星閣，北部的文塔。

而白塔位置，從地圖上看，大概在今天的小塔位置。

東部的文星閣，更象在名豪步行街，而並非現在的奎星廣場。透過《縣誌》圖，文廟北端有一“魁樓”，此魁樓極有可能是現在遺存的魁星樓，

而文星閣在進士蹇滋善《修兩文塔碑記》中有專門的記載：那是風水專用。

兩塔一閣風水陣在乾隆版城圖上的位置

根據《縣誌》記載，城南文塔在鼎山下，明代崇禎8年曾修建，乾隆甲寅年在公募與政府補貼的組合方式下，終於籌集資金，重修新塔，與聖廟（文廟）相對，此方為元魁星。江北文塔在聖廟的八卦艮方，與城南文塔丙艮相映，為薦元星，叫催官方。由於處長江北岸，又在山頂，工程量極大，費十數年方成。

乾隆版新建兩文塔目的：培護風水。

建成之後，《縣誌》敘述：“津邑文運較前數十年頗盛。”為此江津籍進士蹇滋善專門為建塔寫《修兩文塔碑記》。

該記開篇即道：“風水之說儒者弗道，而山川形勝或有缺陷。古人陟巘降原，相度之際，未嘗不繼之以人力。”

意思是可以透過人的主觀能動性，來彌補山川風水之不足。

蹇進士所寫《修兩文塔碑記》

“粹然儒者”曾受一縣長，對於培植江津文風非常用心，“尤三致意焉”。最後在乾隆丁酉歲（公元1777年），“

於聖廟落成之後，環視地脈，謂東南北三方稍陷，必大為培補

，始足以崇禮勢而壯黌宮。

先於東門內建奎星閣，立著成效。

侯曰未已也：

鼎山之南，大江之北，當建兩文塔。侯親為卜地，諏吉興工。”

曾受一縣長“歷官四川閬中、綦江等知縣，1762年任四川珙縣知縣，乾隆三十年（1765）調任江津知縣，四年後升任合州知州”。在文廟建成後，隨大家一同檢視江津龍脈，有堪輿家認為東、南、北三方稍陷，受西方白虎位的鼎山壓制，文風不振。所以提議在東門內建奎星閣，馬上可以見效。

特別強調，

這個位置不是現在的奎星廣場，那是文廟所在地。

文星閣在縣圖的東門位置，即現在的名豪步行街。

魁星樓與文星閣不是一回事。魁星樓在文廟後，城圖標註為魁樓。

文星閣在縣圖的東門位置，即現在的名豪步行街。

文廟建築群標註有兩座房屋，

最北端有一座“魁樓”，即現在的奎星廣場。而廣場對面，是縣衙門所在地，即現在的江津老公安局位置。

所以風水塔“文星閣”，是風水專用。現在的江津地方學者沒有審圖，弄混淆了。

曾受一卻認為不止於此，提出在鼎山南部，長江北岸，當建兩座文塔，才能達到效果。

並親自占卜取地，挑選吉時吉日動工。那時的文人，《易》是必修科目，對於堪輿之事，極易貫通。

但好事多磨，“曾侯以致仕回籍，未獲竣事。後復致書於邑人，期在必成。然屢興屢廢，訖無成功。”曾受一離職退休回原籍後，仍然未能成功。後來寫信給江津縣人民政府，希望建成。但提案屢提屢廢，因為沒有人民幣，願望無法實現。

終於在公元1794年，進士蹇滋善同志未經縣人民代表大會提案，直接訴之當時的一把手塗縣長，並獲得成功

：“歲甲寅，餘

言於邑侯塗公，請公項若干，復募費重修，南塔先成

。惟江北之塔，厥功甚距，費尤不貲，歷數寒暑，而功始竣。制軍孫補山先生，題其額曰：標建奎躔，自是而文風亦蒸蒸日上矣。是役也，曾公倡之，塗公繼之，趨事者明經程詩鐘、張光組，太學生何繡裳三君之力居多。捐貲以建碑亭者，則司馬戴君登霄也。”

該工程倡導的人是曾受一，落地的人是塗縣長，出力的人是程詩鐘、張光組、何繡裳，出錢最多的人是司馬戴。

塗縣長，全名塗長髮，江蘇江寧舉人，乾隆54年任江津縣長，在任5年，公正廉潔，1795年升任眉州。

《民國版江津縣誌》對塗縣長的介紹

司馬戴同志家裡很有錢，

霍來宗同志在《團練鄉勇碑記》中記載，戴君不僅“捐棄多金”，還“顧備丁壯數百餘人親為訓練”、“製造槍矛千餘件”、“鑄大小炮位七十餘尊”送給江津和重慶府江北廳，甚至“辦蓑、苙各五千件，腳馬兩萬件送營中”。

但可惜，司馬一姓在江津的姓氏大族中還排不進前十。

參與《乾隆江津縣誌》修纂的江津幾江人王家駒，乾隆37年（1772年）賜進士出身，行政級別為正七品散官文林郎（類似現在正處級），曾官廣西平樂知縣、任奉節夔州府學教授，

《縣誌》收錄了他寫遊城南文塔的文章《遊鼎聯寶塔記》。

公元1779年夏初，王家駒帶領40多人登南城文塔，地點在離城半里的聚寶山，也就是現在“雲鼎陽光”到 “園丁大廈”一線。

雖然剛剛進入夏天，換算成農曆，相當於現在5月，氣候已暖，有人打傘遮陽，從南安門到聚寶山這一段路，居然走得汗流浹背。

王家駒進士的《遊鼎聯寶塔記》

走到塔下，塔前有大樹，樹蔭廣達數畝，樹下還有小條石，可供休憩。塔很高，“望塔頂高數十丈”，以當時的測量工具，不易計量。塔基很寬，“周圍約數丈”，“層有十三”，每一面都開有窗戶。整個塔給人的感覺是“崢嶸拔地，突兀撐空”。

第一層塔額上“嵌石刻四大字，所謂‘鼎聯寶塔’者也”。

《遊鼎聯寶塔記》對塔外觀的描述

登樓過程，路徑狹窄，拾級而上，“後人持前人腳，前人履後人項”，頗為艱難。塔樓每層四面門洞大開，越上光線越好，“披襟擋風，覺透體清涼”。

登上最高層俯瞰，“下地煙靄霏微，杳若無際，飛鳥過者，延視其背”。攀窗四望，“遙見鼎山聳峙，幾水環流，華蓋諸峰，如翠屏羅列。城堞參差，田廬隱見，盡在其下。吾津勝觀也！”

突然就發現：

王家駒登聚寶山“鼎聯寶塔”是1779年夏天，塗縣長建南部白塔是1794年，前後相差15年。這15年“鼎聯寶塔”不可能就垮了重建。

意思就是，“鼎聯寶塔”與風水白塔應該同時存在。

那麼問題來了：

風水白塔在哪個位置？蹇滋善《修兩文塔碑記》中雖未明確指出，但《乾隆縣誌》記載是：“在鼎山下與聖廟相對”。

按照《乾隆縣誌》“在鼎山下與聖廟相對”，

那麼從南安門往山上遙望，必在現在塔坪路與燕窩穴街向南部延伸的兩條線之間，也就是現在的江津融媒大樓到生活林之間的範圍。

這裡就是聚寶山。

從園丁大廈，經燕窩穴街上，到達南門，這一線，曾經是江津傳說中的風水寶地，楊氏家族從放羊娃，到重振家族雄風，成為江津望族，靠的就是祖墳埋在這一線的風水穴位上。

從現在奎星廣場向聚寶山望去，“鼎聯寶塔”位置在塔坪路園丁大廈以下。“小塔”應該是新建白塔位置。

“鼎聯寶塔”，《乾隆縣誌》未載，

但距南安門，僅僅“一里許”。當年這裡是一片荒山，甚至是墳山，直線距離短，但羊腸小道，爬上去還是要費一番周折。

換一個角度，如果聚寶山已經有一座13層的寶塔，是不是某種程度上已經充當了風水塔的角色？這種情況還有必要新建一座麼？

《乾隆縣誌》記載，南部文塔有新塔和舊塔，舊塔建於明崇禎八年（1632年），沒有明確標註地點。新塔建於1794年，相差162年。

幸好《民國江津縣誌》對舊塔有記載：“明崇禎八年建，今撤毀。”

那麼“鼎聯寶塔”呢？《乾隆縣誌》未載。

重新查《民國版江津縣誌》，赫然出現“縣文塔有三”字樣。

（一）“一踞鼎山，其形較小，

中實，俗名‘小塔’

。”這是當年曾受一卜定的風水塔位置。現在高德地圖上還可顯示“小塔”地點。

（二）“一峙武城後，

俗稱‘大塔’。中有蹬道盤旋而上，如入雲霄。

”這與王家駒《遊鼎聯寶塔記》所載吻合，為“鼎聯寶塔”。

（三）“一屹立大江北岸高坪，近石佛山。勢極崢嶸，與峙武城後者，相競崛起。”

同時記載了城中塔池勝景

：“天日清朗時，三塔之影鹹倒入城內菱塘中。自塘岸觀之，一一可見。故邑中風景，夙稱‘菱塘塔影’為勝。”

江津確有三塔，但即便《民國版江津縣誌》，也未解釋“鼎聯寶塔”的來由，殊為可惜，說明編輯極為粗糙。但“菱塘塔影”，作為江津勝景，留下了史記文獻。

民國版江津縣誌對三塔的記載

《江津乾隆縣誌》的編修，脈絡很清晰，從明朝開始，歷經四次才完成。

《四川地方誌》570頁至571頁載：

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

楊元吉縣長拜訪本縣名士楊彝（明正德十四年舉人，翌年成進士，歷官雲南道監察 御史、浙江清軍御史、貴州巡按御史、江西吉安府知有、河南按察司副使等}，請他出面總領纂修縣誌，當時纂成縣誌二卷，

但未能刊刻印行。

到乾隆33年（1680）還能見到手抄殘本。

康熙十九年（1680）

，縣長王躄聘本縣名士龔懋熙（明朝崇禎進士，宮太常博士，入清不仕）出來總其重修縣誌事，書成

，仍未付梓。

雍正年間

，縣長王朝選曾依據龔懋熙版本，重輯縣誌五卷，至雍正十一年（1733）成書，

依然未能刊刻印行。

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1），

曾受一在縣中尋得以上各志的抄本，取而閱之，遂為補缺訂偽，纂成縣誌21卷，然後由進士王家駒參與校閱，

於次年夏天付之梓行，總算完成。

原刻印本迄今僅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收藏一部。

明朝兵災之後，《重慶府志》已殘缺，僅剩下長壽、南川、綦江、江津、永川五縣之志（當時重慶府共領三州十七縣）。

說明江津縣誌從明到清，一線貫之，未曾斷裂。

從嘉靖十九年（1540）到乾隆三十二年（1761），221年斷斷續續編修，居然都沒有註明“鼎聯寶塔”的建造時間和目的，實為一大疏漏。

成化《重慶府志》在明兵災之後，只剩下五個縣誌儲存，其中就有江津。

如此可確定：

新建白塔在鼎山腳下，地圖上的“小塔”，位於“鼎聯寶塔”西邊。而大塔，應該是可以攀登的“鼎聯寶塔”，在塔坪路武城後。

“鼎聯寶塔”雖然不是曾受一縣長親自卜定的風水塔，卻依然達到了培護東方青龍的效果，這說明前朝已經有風水師在做這件事。

另外，有少數江津地方學者，認為風水閣是奎星閣，則明顯錯誤。

此風水閣在《江津乾隆縣誌》上是文星閣，位於東門，是新建，不是南門文廟。現在奎星廣場上的奎星樓，是南門文廟建築的一部分，不是培植風水所建。

曾受一縣長在鼎山腳下查穴卜地所建白塔，自然選在龍脈穴位上，著眼於全域性。原有的“鼎聯寶塔”，也處風水線上，但當年建築理由，卻未明示，今人難以知曉。

可惜，三塔已不見蹤影，文星閣蕩然無存。荷池已毀，“菱塘塔影”，無一可見。

高家坪文塔因抗戰時成為日本軍機繞道江津轟炸重慶的航標，國民政府陪都防空司令部下令炸燬北岸文塔。2010年，江津第三次文物普查，將高家坪文塔遺址列為”抗戰遺址“，申報文物保護單位。

據說很靈，江津建塔後，立即文風昌盛，屢中進士。

三、太極河：江津老城的陰陽鎖龍術

長江在幾江半島溫柔地劃了一圈圓弧，就奔騰東去，“水去沙盡”，帶走多少吉氣財富？怎不讓風水師們扼腕嘆息？

這一圈半弧已是天賜，吉氣停留，讓龍脈浸淫土地。但終究遠去，無法阻攔。

如何才能鎖住萬里長江這條巨龍的精脈，讓它吉氣長駐？這對風水師來說，是難得的挑戰。

好在江津風水師眾多，很多流派的弟子從崑崙祖山一路追蹤龍脈，過米倉山、大巴山、秦嶺，分出東去一脈，走出河洛地段，在平原上成就帝業。又分出西南一支，從大巴山驀然回首，在四川大盆地東部，形成“五指拈花”的風水奇觀。

天下風水師，但凡想有一絲造詣者，巴蜀之地便成為他們研學提升的練兵場。堪輿界翹楚袁天罡，《隋綱

贇拓

》記載，他是隋朝雅士重慶津琨（江津）人袁守懿的次子。

也就是說袁天罡老家在江津石門，雖然戶口在成都。而袁天罡對相術和堪輿的精湛來源於巴蜀學習，可見當時巴蜀風水師的水平之高。

江津城市風水的頂層設計，同樣體現出難得的堪輿標杆。

縣誌記載，江津東門外有蓮池30畝左右，

於是元朝時風水師設計鑿渠引水鎖龍氣。

水渠經金釵井，流入南安門，正好成為文廟前的泮池。然後繼續由東向西，穿過天香街，流入小官山前的大水塘，繞一大圈，折而向北，經老米市街，過楊嗣橋（四不挨下面），從三通街又折而向東，快到新華書店，忽然又轉而向北，穿過大通橋，從北固門太極口注入長江。

這條河流，在城內幾次繞行後，劃出一個非常漂亮的太極圖，把江津內城分成不規劃的陰陽魚，與外圈的幾江，形成難得的內外太極，獨鎖山川吉氣，在中國的城市設計中，極具傳統文化底蘊。

長江繞一“幾”字，只是太極外圈。去水處的水口，建塔也能只起一定作用。

城內太極河設計，才是堪輿界難得的鎖龍術。

江津乾隆版老城圖，遵循道家法則，天機不可外洩，只在北固門出口處，標註“太極口”三字，未標註太極河，是堪輿界的潛規則。

但這種堪輿界的春秋筆法，為後人留下了解讀風水師天機的密碼。

城內太極河設計，最古老的鎖龍術。

江津南部鼎山雖是白虎位，卻流下了一條溪流，叫“砦溪”，該溪流從鼎山北面，經現在江津中學位置，由東北入城，“環學宮，注泮池”，與金釵井過來的溪水匯合，在城內繞行太極河後，注入長江。

這條溪水在入城前，彷彿是南城護城河，所以稱“砦溪”。砦，同“寨”，解釋為“守衛用的柵欄、營壘”。

南門砦溪，是老城的朱雀位，也起城防作用。

兩股溪水，讓城內太極河水流充沛，河寬5-8米左右，水質清澈，河道兩岸，楊柳成蔭，生氣勃勃。

一抹綠痕，如一條優美的項鍊，得體地掛在城市頸項上。

江津人行走在這條項鍊上，俯仰之間，塔影雲鴻，藍天綠樹，流水潺湲，鳥鳴婉轉，何等愜意？

民國版老城圖，太極河清晰儲存。

太極河上，除泮池文廟處必有泮橋外，還有三座橋，載入《縣誌》：一是大通橋，俗名板橋。二是大中橋，也叫楊嗣橋，因楊氏族人聚集於此。三是太平橋。

遇長江漲水，小船可從北固門直接駛入小官山楊嗣橋。

城內太極河三座橋樑。

可惜，這條頂級風水河，毀在沒文化的這幾代官員手裡。風水師們當年的集體智慧，被全部壓在石板之下，成為暗河，僅作排洩城市汙水之用。

現在北固門濱江路長江邊，還可看到一條長石砌成的水溝，一直伸向江心，排放著生活用水。這條溝，就是曾經的太極河。

如果這條太極河保留至今，河岸重新整治，除了楊柳依依，微風徐徐，還有各種觀賞魚和鮮花盆栽、石桌石凳、古橋燈飾等等，對江津打造旅遊城市和風水城市，必有補益。

太極河雖然因為今人的無知而變成了暗河，但這條河流永遠流淌在江津人的靈魂深處。

如有條件，建議江津有關部門，在太極暗河上面，沿河做一個路標提示，告訴大家這條河流在城市之下，依然淌著千百年來城建者的智慧。

四、一場風水災難：《縣誌》記載“傷縣脈”悲劇

故事發生在明朝宣德初年（1426年），當時的縣長兼縣委書記袁旭同志，

“以水東洩，築堤攔水”，想引東洩之水，向西入太極河。

《縣誌》記載，袁縣長是江西臨川縣人，

永樂乙未年進士。

該人政聲頗佳，“廉明公勤，增大縣治，重新學宮，政務修舉，訟息民安”，並且“庚子入覲”，

即庚子年入朝進見帝王，估計是到人民大會堂領取全國勞模之類的獎勵。

所以當新派領導“代者至”時，江津人民不答應，“父老德其政，相率懇留”。

這樣優秀的官員，肯定是希望江津更美好。

但這樣做是否正確？

蹇滋善進士在乾隆年間寫了一篇文章，叫《開復東門水道碑序》，專門講述這事，留下了江津城市風水的歷史記憶。

《開復東門水道碑序》，講述江津風水故事。

蹇進士開篇論述氣脈風水與科舉的關係，再講述蓮池左右水道原來的走向，然後說明朝末期（避開了袁旭同志，袁縣長生活在明朝第5位皇帝時期，明朝一共16位皇帝，是否為賢者諱？不得而知），江津地方一把手誤信“形家”風水師指點，以為是龍脈，便築堤攔水，引水東流，造成江津科舉不振的悲劇。

在曾受一縣長的倡導下，司馬戴捐金出錢，右邊水流故道得以疏浚。

事成當年，江津科舉立顯神威：

在當年的秋闈鄉試（清朝是三年舉辦一次）中，有4人中舉人，其中一人為“經魁”，即五經取士中的第一名。

換成今天的語境，就是重慶市高考狀元。不，那時重慶屬於四川省，應該是重慶和四川的高考狀元。

蹇同志也在第二年中進士。這離江津考中進士的歷史，已經有29年了。盼了幾十年，終於開胡了，全縣人民普大奔喜，熱淚盈眶。

江津人被曾受一縣長的堪輿術徹底征服！

不妨跟著蹇滋善進士的文章，走進江津老城文化現場。

（一）風水與科舉的關係。

“人文之盛衰，科甲之隆替，氣運為之而實地運司之也。”“地運司之”，意思是一個地方的科舉盛衰，由地理風水決定。

（二）江津風水龍脈走向。

“津邑龍脈自鼎山落坪，由金釵井左畔穿平田，逆大江而西上入城。

”當然，這條龍脈起自“黔播”，即貴州高原，來龍綿延幾千裡。與江北縉雲龍脈和雲霧山龍脈起自崑崙，經大巴山折向西南不同。龍脈由高山降入平地後，最終折而向西入老城。龍穴在何處？本文沒有講述。後面文章再專論。

（三）蓮池左右兩條水道

。“其平田之右水，停涵而東洩，從古關帝廟前出江。左水西流，繞泮池從太極口達江。此左右水之各東西流者也。”

（四）誤信風水師築堤改道。

“晚明因當事者誤信形家言，於古關帝廟前，右水出江之處築堤壅塞，誤作龍脈，而右水不能出江矣。”本來水流逆西而上，穿太極河而入江，確為當年風水師的智慧。但為什麼卻傷了縣脈呢？

（五）改道造成縣脈被衝傷。

“於是春夏漲溢，右畔之水橫流而左，而縣脈之穿平田處汩沒被衝。”原來是右水不能出江後，只能向左，造成春夏漲水時，左流的水太多，將由鼎山落坪，折而向西的這條縣脈（龍脈）淹沒，造成縣脈被沖壞。

風水改造立顯神效。

（六）搶救縣脈在行動。

“故邑侯曾公前志謂科甲之減，蓋由於此。急宜培復。侯卸任時，猶以開通故道為囑。歲戊午，適與戴司馬圖南，談及此。戴公素慷慨，急公者曰：‘是何難哉？計費幾何？當為成之。’遂親為相度，即捐囊，興作刻日。溝成，水循故道。”

“故邑侯”，指已退休的老縣長曾受一先生。“興作”，興造製作。“刻日”，指限定日期。得到戴公資金支援，很快完成溝渠改造，右水終於可以循原來的水道入長江。

（七）風水改造立顯神效。

“時值秋闈榜發，登鄉薦者四，一列經魁。予適以次年成進士。去前輩之發甲科計二十九年矣。”

“秋闈”，

是對科舉制度中鄉試的借代性叫法。明、清時在各省省城和京城舉行的科舉考試，通常安排在農曆八月，因此叫“秋闈”。

“鄉薦”，

唐宋應試進士，先由州縣薦舉，稱“鄉薦”。意思是通過了省考，是舉人待遇。“甲科”，指科舉考試。

蹇滋善同志第二年中進士，打破了江津縣29年來無進士的歷史。

（八）讚美為風水作貢獻者。

“至是，人始信公之言為不謬，而服戴公之勇於好義為不可及也。今恐歲久填塞，司馬復捐工價，浚使益深，功峻勒碑，垂後聊記數語，以為後鑑雲。”

曾受一縣長以儒生身份，卻是道家堪輿高手，實為江津縣史上的巔峰人物。

司馬戴家裡有錢，偏偏作為富翁還勇於好義，滿滿的正能量。

不過，查一下重慶地區歷代科舉情況，可以發現：

宋代江津中進士11人，居重慶市第7位。元代中進士5人，居重慶市第一。

明代中進士36人，舉人168人，五貢177人，居重慶市第二，僅次於主城巴縣。

清代中進士13人，武進士1人，舉人134人，武舉人22人，五貢190人，居重慶市第五。

清朝主要是奉節崛起，加上涪陵得程頤理學聖地，合川得周敦頤廉溪學脈，都有先天優勢。而長壽在涪陵之側，大打教育牌，進步神速。

重慶曆代科舉人才地理分佈圖，江津優勢突出。

也就是說，有明一朝，江津科舉其實相當厲害。只有到清朝，江津才出現落後傾向。

整體來說，從宋朝算起，江津科舉合計有功名者757人，居重慶市第四位，次於主城巴縣、理學聖地涪陵、廉溪學脈合川。高於從唐朝以來，處省政府地位的奉節。

但很可惜，去涪陵、合川，很少看見這兩座城市打科舉進士牌。這說明這兩地領導的地域文化意識很淡薄，或者說對自身地域文化的認識嚴重不足。

那麼蓮池右水循故道東流入江，是否是打破江津29年無進士的理由呢？或者說南北風水塔與東門文星閣結陣，是否產生了提振文昌的效果呢？

是巧合還是真有神效？無法透過科學的方法來實證。

不過從反面來看，城內文塔廢棄，太極河掩蓋，今天江津教育在重慶的地位，或者說高考成績，還居第四位麼？

至少今天江津的教育地位很悲摧！絕對無緣第四。

對

蓮池由元至清的變化，《縣誌》記載為：

“元時鑿渠引水入泮池，由大通橋注之江。宣德初（明朝），知縣袁旭以水東洩，築堤攔水。成化中（明朝），知縣宋潛構亭於上，後壅塞不常。嘉靖乙酉（明1525年），知縣王貢疏之。丁酉（明1537年），知縣楊元吉葺其舊亭，扁曰‘君子池’，建亭池中，扁曰‘水心亭’，有詩。邑副使楊發記並見藝文。國朝邑令宮殿對，建亭其上，後令郎嘉卿更加濬導。形家謂掘溝過金釵井，縣脈被傷，科第之減，以此亟宜培復。”

其中乾隆朝的縣令叫宮殿對，是江蘇泰州人。由藍旗國子監三年任，六年調閬中縣。

楊元吉是江津太和人，由舉人十五年任。

宋潛是廬陵人，由舉人十年任。《縣誌》評價較高：“公勤廉幹，百廢俱舉，四民悅服。”

對蓮池變化的描述，並記載形家認為江津縣脈被傷之事。

江津《縣誌》對建風水雙塔後的科舉提升，這樣表述：“津邑文運較前數十年頗盛。”這個評價總體還是較客觀準確。

作者：譚蘅君、譚雲籍。中國教育學會課題文化教學之地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