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歷史看，庸庸碌碌的草包君王大都混得還行，而能幹的反而大都失敗了。

歷史學家分析原因，草包知道自己無能，就不太敢肆意妄為，反而因禍得福。而能幹的君王，認為自己了得，就喜歡事必躬親獨斷專行，自以為是就容易逆天而動，自取其辱導致敗亡。

能幹的君王有兩類。一類是自以為自己很厲害，卻沒有得到當世或後世認可的；第二類是文武全才，舉世公認很厲害的。

第一類自以為自己很厲害的君主，喜歡獨斷專行，導致國家大衰敗。在歷史上比較著名的有周幽王、漢武帝、唐玄宗、明崇禎。周幽王，廢申後立褒姒，失西部屏障，敗了西周；漢武帝，窮兵黷武30年，全國人口銳減一半，西漢從文景之治的國泰民安就此轉向沒落；唐玄宗，從廣納眾議開創開元盛世，到晚年任人唯親剛愎自用致使安史之亂，大唐差點就此滅亡，從此一蹶不振；明崇禎，勵精圖治，明察秋毫到無人可用，居然在江南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僅僅被農民軍搞亂了北方，就掛掉了自己。

第二類是真正很厲害、文武全才的君主，竟然成為大禍害。如夏朝末代國王夏桀、商朝末代國王商紂王、秦朝秦始皇、西楚霸王項羽、隋朝末代國王隋煬帝。夏桀、商紂王皆是文韜武略之人，當世無雙，手能抓飛鳥，赤足奔跑能擒獲野馬。大臣剛開口，就能知道大臣想說什麼，並給出解決方案。由於能力太強，由不得自己不剛愎自用，然後國破身戮，改朝換代；秦始皇和西楚霸王，一時英雄，但卻自矜其能而狂妄無比，前者焚書坑儒，後者所過焦土，皆成中國歷史殘暴的代表；隋煬帝，滅南陳、伐西狄、破北戎，開疆擴土5萬里，開科舉奠定三公選取人才之路，修運河溝通南北澤披後世。但自以其能，奢靡無狀，征伐上癮，勞民無度，終於舉國造反，被屬下給作掉了。

歷史上，本身無能，或者懷疑自己，甚至故意遏制自己才能的君王，大都把國家治理得不錯。

第一類本身認為自己無能的，劉邦、呂雉、漢文漢景帝、唐高宗、武則天、宋太宗等等。鄉鎮派出所所長出身的劉邦，剛開始起兵就認為自己無能，想把領導權交給比自己能力強很多的縣城政法委書記蕭何，可蕭何怕被滅族沒敢接這個活，後來劉邦遇到點屁事都要諮詢左右，不斷招賢納良，竟然開闢了中國歷史最強王朝大漢。呂雉、文景都認為自己對治理國家沒什麼認識，混混沌沌的，蕭規曹隨延續前期治理模式，竟然開創了從公元前1000年西周建國到公元元年西漢滅亡的千年唯一太平盛世——文景之治。

第二類是本身挺厲害，卻懂得陰陽之道，認為厲害蘊含危險，要靠群眾給自己糾偏才行，他們廣泛接受社會不同意見，大力抬舉諫官，開創中國歷史盛世。如唐太宗、宋太祖就屬於這一類。唐太宗是歷史上最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之一，不僅不剛愎自用，且海納百川廣招人才，“以史為鏡，以人為鏡”，尊重社會各界的非議和直諫，兼聽則明，即使對囚犯依然如此。《資治通鑑》記載，貞觀6年12月，唐太宗視察監獄，詢問死囚們有什麼期望，390名死囚希望最後一次過年能夠回家團聚，唐太宗跟犯人約定，准許他們回家與親人團聚，但前提條件是第二年秋天要回到監獄，被執行秋決，也就是砍頭。死囚都答應第二年秋決前回來的要求，唐太宗就把死囚都給放了。第二年秋決前，390名死囚悉數回到了監獄，竟然一個不少。連唐太宗都對死囚們的誠信感到訝異，他跟死囚講道理：人無信不立，既然能講信義，如能身心懺悔，有益社會為自己贖罪，就放他們回家。死囚集體答應了有益社會的建議，唐太宗就把他們全部免罪釋放了，這批人後來果然對社會有益。這種強大的自信和對他人的信心，奠定了泱泱大氣、絲路花雨的大唐風采。

陰陽轉換，“強者反動，弱者道用”，強弱逆襲，損己反贏。這是怎麼個情況？老子解釋了這個現象。老子教育君王們說：

“過去那些得道的情況。天得到道而清明，地得到道而寧靜，神（人）得到道而英靈，河谷得到道而充盈，萬物得道而生長，侯王得道成為天下的首領。

推而言之。天不得清明，恐怕要崩裂；地不得安寧，恐怕要震潰；神（人）不能保持靈性，恐怕要滅絕；河谷不能保持流水，恐怕要乾涸；萬物不能保持生長，恐怕要滅亡；侯王不能擺正自己的位置，恐怕要傾覆。

因此，貴要以賤為根本，高應以下為基礎。古代的侯王們 都稱自己為孤、寡、不穀，為什麼要用孤苦下賤的稱謂來稱呼自己？這是以下賤作為君王的根本啊！難道不是嗎？所以，最高的榮譽無須讚美稱譽。

不要像美玉那樣琭琭晶瑩，自以為明辨道理且左右逢源，卻沒有堅守，那是敗亡之道；寧願像山石那樣珞珞堅硬，自以為自己愚鈍無知且虛懷若谷，卻有原則，這才是國民幸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