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的四月，註定是一個寒冷、悽惻的春天，北宋的國都開封在戰火的洗禮下，一片狼藉。呼嘯而來的金軍終於又呼嘯而去，只不過他們帶走了徽宗、欽宗父子、大量皇族、後宮妃嬪與貴卿、朝臣，卻留下了一個傀儡的偽楚政權和一個不知如何自處的“大楚皇帝”張邦昌。

自從被金人選中做這個楚帝，張邦昌就已經清楚地知道了他最後的命運，必將是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他也用自己的方式抗爭過，比如裝病、絕食和自殺來拒絕，但這無疑是無力和徒勞的，如狼似虎的金人固然不容杵背，而身邊為求自保而指望著他擔起這份不光彩的擔子的人同樣大有人在，雖然立場不同，這兩類人卻有著一致的目標。

張邦昌只餘罵名

像張邦昌這樣的人，沒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絕，卻有著儒家以仁為本的惻忍之心，所以當金人給出了三天的期限，否則就施以屠城，

"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

他沒有了退路。

三天之後，金人如約而至，索要張邦昌即位的“擁戴書”。此時的張邦昌仍是真的不願意做這個註定不光彩的皇帝，人們勸他：“金軍攻城的時候沒有壯烈犧牲，被推舉的時候不自殺，現在不當的話，是要讓滿城百姓一起被屠殺嗎？”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了，張邦昌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

"眾人泣勸再三方從。"

況且還有虎狼一般的金兵在旁邊，讓人在“擁戴書”書上簽名，官員、僧道、耆老等被迫同意。據說秦檜等人稍有異意，即被逮捕到金營扣押。

其實很多時候，無論是高高在上的上位者，還是芸芸眾生的小人物，都有他的無奈。張邦昌進士出身，儒家的倫理綱常肯定是有的，身為臣子，忽而為君，實乃大逆不道之舉，千古罵名註定是逃不掉的了，唯一的自我安慰是還能拯救一城的性命。

這裡真的不是為張邦昌分辨什麼，只是有時會想，如果換了別人放在那個位置上，又能比他多做點什麼呢？

金國軍隊

最終張邦昌不情願地當上了這個皇帝，但他堅決恪守自己的底線。

首先辦公地點選擇設在文德殿而正常皇帝都在紫辰殿和垂拱殿理政，張邦昌的辦公桌椅取西向放置，有別於皇帝的座位面南背北。

他堅決制止朝廷官員向他行跪拜大禮，當有的官員為了巴結討好而對其跪拜時，他必定“東面拱立”。

他與朝廷官員開會聊天時自稱為“予”而不是“朕”，公文往來時用“手書”而不是“聖旨”。

王時雍是推舉他成為皇帝的首席功臣，也可以說是他的心腹和死黨，可是當王時雍以皇帝專用的“陛下”稱呼他時，他絲毫不留情面地將其狠狠訓斥了一番。

當金國大軍準備北返，身為“皇帝”的張邦昌身服縞素，率領滿朝文武，親自向其時已身陷金軍牢籠的徽、欽二宗遙拜送行，並且傷心欲絕，涕淚俱下，完全是為人臣子的禮儀。

張邦昌旨在透過以上的種種表現，告知天下，這個皇帝我不想做，現下只是替趙家人代管而已。

當金兵在撤兵前夕提出留兵為其護衛時，張邦昌找個藉口拒絕了。

對於這個“撿來”的天下，此時的他根本沒有心情享受帝王的待遇，相反，這個皇帝位置對他是個噩夢，他整日裡想的一件事就是怎麼能安全的從這個位置退下來。

所以四月初一，金軍北撤，張邦昌立刻做出了選擇。當呂好問勸張邦昌還政康王。而王時雍，徐秉哲卻告誡他騎虎難下，還政必無善終的時候，張邦昌還是毅然還政。

四月初五，張邦昌派蔣師愈為使趕赴濟州，向擁兵此處的康王趙構陳訴稱帝緣由及過程。他在手書中闡明

"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

靖康之恥

四月初七，張邦昌派國舅韋淵獻出大宋國璽，正式向趙構稱臣，並在隨後請出孟太后垂簾聽政。

不久，康王趙構自濟州移師商丘即位稱帝，張邦昌則在還政當天，伏地慟哭請死。

因為張邦昌為帝一事事出有因，他“在位”理政期間，也沒有什麼僭越行為，並且金人一離開，他很快就交還了皇位，所以高宗當政後，雖然朝中也有聲音要殺張邦昌，高宗並沒有什麼舉動。

也許上書諫殺張邦昌的大臣裡面，就有當時哭泣著擁戴他當皇帝的人，只不過新皇即位，馬上就表現出一副正氣凜然的面孔，站出來指責張邦昌是竊國的賊子了。

張邦昌身居高位已久，怎能沒有城府，自打被金人相中的那一刻，估計他對日後的結局就已經洞如觀火了吧，但是此題近乎無解。

如果不是李綱重新得到重用，張邦昌可能會逃過一劫。

高宗即位後，為了表明自己的抗金決心，於六月重新啟用了主戰派代表李綱。

李綱對張邦昌昔日之舉極其痛恨，上位伊始就上表彈劾，

"邦昌已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為故天子哉？

“，高宗念其對於自己即位也算是有功勞，

"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

，只是把張邦昌被貶為節度副史。

說是節度副史，實際是貶至潭州（今長沙）”安置“，

"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

，飲食起居等一切行止都要向尚書省報告。

高宗趙構像

事情當然沒有結束，九月的時候，高宗賜死張邦昌的詔書還是送到了張邦昌手中。據說他讀罷詔書，徘徊趨避不忍自盡，執行官逼他就死，最後張邦昌只得登上平楚樓，仰天長嘆數聲，自縊身亡。

張邦昌被賜死的罪名也很有意思，《金史》記載：

"康王已即位，罪以隱事殺之"

。這和”莫須有“的罪名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人說張邦昌之死是李綱主導的派系之爭所致，也有人說是高宗趙構豈能容曾經當過”皇帝“的張邦昌存活於世，不管怎樣，張邦昌還是沒有逃脫死亡的宿命，並且可恥地成為了大宋《叛臣錄》第一人，現在連後世子孫也不肯承認是張邦昌的後人。

其實據史學家考證，這個張邦昌倒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甚至是忠於大宋的，也許是國人心中的精神”潔癖“不容有汙，像評定貞節烈女一樣，對烈士和忠臣的評定更是採用極為嚴苛的道德標準。

張邦昌肯定是沒有遇難即能自殺、殉難的貞婦烈士那種剛烈志氣，在國土淪陷的時代，張邦昌這樣的人其實是軟弱的大多數群體，所以歷史上像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英雄更顯得彌足珍貴。

該怎樣看待張邦昌呢？無論是貼上”叛國“的標籤遺臭萬年，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張邦昌終究也只是那個戰亂時代的一個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