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4 月 28 日，就在德國投降的前幾天，當來自德國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女囚犯抵達瑞典馬爾默港口時，其中一名囚犯引人注目。她是中國人。

圖中右二是 Nadine Hwang，43 歲，曾經是一位大美女，但現在明顯被經歷過的恐怖所籠罩。儘管如此，在她從德國集中營解放出來後的幾周裡，她還是對拍攝她的照相機微笑著。

Nadine 1902年出生於西班牙馬德里。父親是中國外交官，母親是比利時人。她在中國和西班牙的上流社會長大。她畢業後成為一名律師，並於 1920 年在中國軍隊裡擔任名譽上校。

“當然，我從來沒有經歷過任何實際的戰時情況，”幾年後她告訴一位西方記者，“儘管在北京和上海，人們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動亂和戰爭在一些地方几乎每天都在發生。”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她搬到了巴黎，並最終成為了沙龍界的明星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 （Natalie Clifford Barney） 的情婦。各種訊息來源表明，她熱情地接受了巴黎提供的波西米亞生活方式。在關於巴黎歷史上這個特殊時期的一個描述中，她被稱為“海盜”，而另一個則將她描述為一個易裝者。

1936 年底，Nadine 以貿易代表團的身份訪問了英國，在當地的一份報道中，她被描述為“迷人、有吸引力、穿著最新設計的巴黎時裝。”這位記者顯然對她的外表印象深刻。她解釋了她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律師，在芝加哥漢密爾頓學院獲得函授課程學位，並“出色地畢業”。據報道，她的中文、法語、西班牙語、英語和義大利語的口語同樣出色。

“今天中國的年輕人以前所未有的國際化教育和常識為目標，”她被引述說。“他們放棄了我們幾個世紀以來的古老文學傳統，轉而採用現代商業方法。”

Nadine 似乎被捲入了 1940 年德國入侵法國的事件，並在巴黎度過了多年的佔領時期。1944 年，在盟軍解放法國大部分地區前不久，由於某種未知原因，她被關押到拉文斯布呂克的全女性集中營。

在那裡，她與雷切爾·克勞斯 （Rachel Krausz） 和她 9 歲的女兒艾琳 （Irene） 成為朋友。Nadine於 1945 年 4 月 28 日與雷切爾和艾琳一起抵達馬爾默。她們住在馬爾默胡斯博物館，當時這裡被用作難民隔離區。許多年後，當艾琳有了自己的女兒時，她以Nadine的名字命名了她。

上圖為1945 年 4 月抵達瑞典馬爾默港後的 Nadine Hwang 個人檔案

Nadine的臉是電影《每一張臉都有一個名字（Every Face Has a Name）》和《希望之港（Harbour of Hope）》中最知名的一張，很多人都想知道這個神秘的女人是誰，抵達馬爾默後發生了什麼。

斯德哥爾摩中國大使館的一份檔案稱，Nadine抵達瑞典後，並沒有停留多久，同年夏天7月回到了中國。她消失得無影無蹤。經過多年尋找更多線索，我們在巴黎找到了一位名叫 Alexandra Lovera 的女士，她的父親 Jose Rafael 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認識了 Nadine。實際上，她在 60 年代就在照顧亞歷山德拉。Jose Rafael 回憶道：

“我第一次見到Nadine是在 1960 年代初期。她在委內瑞拉的一家銀行擔任秘書。見到她後不久，我就意識到Nadine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她流利地掌握了多種語言，包括西班牙語、英語和法語。我也知道她是法學院畢業生，經常聽到她的老闆和其他同事稱讚她的專業知識。”

從拉文斯布呂克獲釋後，Nadine穿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到達布魯塞爾。在那裡，她遇到了她母親那邊的一位親戚，他有一個女兒Claire Mousset，她曾以 Nelly Voss 的名義參加了抵抗運動。兩人同居在布魯塞爾，但二戰的恐怖以及越南戰爭的爆發驅使她們尋找新的目的地。克萊爾小姐曾在委內瑞拉駐布魯塞爾大使館工作，由於該國作為和平國家的有利地位，她們認為這將是一個合適的目的地。

“當我遇到 Nadine 時，她已經在委內瑞拉定居了。她和克萊爾經常邀請一群朋友，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妻子。法國總領事和他的妻子以及時裝設計師蓋伊·梅利埃特（Guy Meliet）也是這個群體的一部分。Nadine和克萊爾在他們的新家舉辦了新年晚宴，我和妻子在會上拍了一些照片。”

何塞·拉斐爾回憶起Nadine向他描述的戰爭中的其他故事。她一直對軍事感興趣，甚至學會了駕駛飛機。在巴黎期間，她與許多著名人物交往過，包括格特魯德·斯坦 （Gertrude Stein） 和 TS 艾略特 （TS Eliot）。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她住院治療，在此期間無意中聽到軍官和納粹蓋世太保討論的許多微妙問題。

“Nadine是一位出色的廚師，她有一種特別的優雅；我記得她曾經以如此細膩的動作表演過一首中國舞。她傑出的智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才能是她個性的另一個強大特徵。”

上圖為委內瑞拉戰後照片，右二

禿頂的早期跡象是Nadine非常關心的問題，並迫使她戴上假髮。她被開了一種強效藥物，並在完成治療之前中風。這大大削弱了她的能力，並迫使她和克萊爾返回布魯塞爾。何塞·拉斐爾和他的妻子在Nadine去世前最後一次拜訪了她們。

Nadine被捕和被關押在集中營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亞歷山德拉發現了一個丟失的鞋盒，裡面有照片和信件，包括與蓋世太保官員的信件，為案件提供了新的線索。

“當我十幾歲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盒子，裡面裝著她的一些物品（信件、照片等）。當時談論她的性取向是禁忌，所以很不幸的是，我的父母丟掉了這個盒子。我設法讀了一些信件，英文和法文的，其他的是德文。我記得有一張她和一個年輕人的照片，他們都穿著德國軍裝。”

有傳言稱Nadine可能是間諜，但沒有具體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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