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宋庚一的關於歷史的錯誤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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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震旦職業學院宋庚一，課堂上信口開河：“中國歷史學家解放之後不是瞎胡亂造了一個上下五千年，但沒有這麼多歷史，上不到五千年下不到三千年”。不嚴謹治學，錯把無知的胡說當言之有理持之有據的獨立思想。在此我不從品德和政治立場，只從歷史專業知識角度予以批駁糾正。

一、中華上下五千年的說法不是解放之後才有，17世紀、清末民國時期就有。

中華五千年這個概念最早是耶穌會士衛匡國17世紀提出來，他編撰的中華史從伏羲開始，將伏羲時代的起始年定為元前 2952年，這一看法基本為稍後耶穌會士撰寫中國史採納，從而奠定中華大約有5千年歷史的框架。

清末黃遵憲曾在《逐客篇》寫到：

“軒頊五千年，到今國極弱。”

意思是說我國從黃帝和顓頊到今天有五千年的歷史。民國時期，

孫中山於1912年初寫的黃帝贊：“中華開國五千年，神州軒轅自古傳。創造指南車，平定蚩尤亂。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梁啟超曾在《民族浩歌》中寫到：“彬彬哉我文明！五千餘歲歷史古，光焰相續何繩繩。”

夏曾佑在《

《中國古代史》中說：“中國五千年之歷史，以戰國為古今之大界。”錢穆1941年說：“

中國文化是世界上綿延最久、展擴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來不斷綿延不斷展擴之歷史事實，便足證明中國文化優異之價值。”

宋庚一說中華上下五千年是歷史學家解放之後瞎胡亂造，是對解放前歷史研究成果的無知，是對解放後歷史學家的汙衊、貶低。

二、截止到2019年，對於

約公元前1600年—約公元前1046年商朝，

殷墟發現後，西方史學界普遍認可，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史學家普遍認可；

對於約前2070~前1600年的夏朝，

二里頭文化發現後，西方史學家有的認可有的不認可，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史學家普遍認可。

例如：

1。拉夫爾《世界文明史》：

“過去，學者們曾長期認為商朝幾乎純粹是傳說。然而20世紀30年代的發掘證明商朝是非常真實的，而且發掘出很多製作精緻的工藝品。……商民族在種族上同其征服地區的較早期的居民，或者同較晚時期的漢族都沒有重大差別。他們的文化也是新石器時代農耕公社文化的繼續和發展。”

不提夏朝，認可商朝。

2。湯因比《歷史研究》：

“在公元前二千紀前250年的黃河流域，地區性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從仰韶文化時期進入龍山文化時期……至少有一個定居地已經修築了土坯城牆用於防衛……東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並不象蘇美爾文明與前身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那樣有過明顯的斷層……中國古代文明初創時期的三項突發性創新：馬拉戰車的使用、商代文字的發明、青銅工具的使用。”

未提夏朝，認可商朝，認可仰韶文化、龍山文化。

3。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早期商朝文明之所以會出現在黃河流域北部，證實因為這一地區是各類文化的交匯點，它同時受到來自西北的遊牧民族、來自西邊的農耕民族以及來自南方的森林居民的影響。”

未提夏朝，認可商朝。

4。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

“我們無法證實中國早期歷史家所傳給我們有關夏朝的種種記載。由記載得之，遠在公元前2165年，天文學家便已聲言確知日蝕。但能幹的評論家們，早已詰難過這些記事，而認為不可靠。在河南所發掘到的甲骨，列有許多君主的名字，通稱是商朝諸君；又有一些遠古的青銅色的器皿，年代不可靠，也暫時歸屬於這個時代。”

對夏朝質疑，認可商朝。

5。赫·喬·威爾斯《世界史綱》：

“五帝之後，相繼出現了一系列王朝，它們的史實因距今愈近而愈來愈準確可信。首先中國與蘇美爾和埃及一樣，是一個城邦制國家。最初是諸王侯的統治，後來象埃及人那樣變為在一個帝王統治下的鬆弛的封建體制……商和周是封建時期的兩大朝代。這兩個古代王朝的青鐧器皿既美麗又壯觀……而且毫無疑義，甚至在商朝以前，一種很高境界的文化早已就存在了。”

未提夏朝，認可商朝，認為商朝之前存在很高境界的文化。

6。威廉·麥克高希《世界文明史》：

“大約公元前2000年，中國的文明在早期新石器文化出現的地方發展起來……夏及後來商的統治者在黃河流域建立了王國……第一座城邦二里頭，建於公元前1900年，同其他地方一樣，由於財產的原因，社會階級分化嚴重。王國為領土而戰，最為強大的一些佔有了中國北部的領土。在商朝，馬拉戰車投入戰爭……夏、商、西周，這些帝制以前的王朝，作為王國，在中國西北對其鄰近國家享有霸權，它們持續至公元前771年。”

認可夏王國和二里頭城邦，認可商朝，中國文明起自公元前2000年。

7。傑弗裡·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歷史》：

“中國的城市文明則始於大約公元前1800年，……文字的發展幾乎在四個文明一開始就出現了。在中國，已知的最早文字用於占卜。……公元前1600年左右，青銅器時代的開端與得到考古證明的第一個王朝—商朝的出現是相一致的。”

未提夏朝，認可商朝是中國第一個王朝，中國文明起自公元前1800年。

8。皮特·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

“根據中國古代半傳奇性的記載，我們知道禹是修建華北堤壩和運河灌溉網的先驅，也是夏王國的締造者。由於至今尚未發現與夏朝直接關聯的考古遺址，所以夏可能只是後來一些作家虛構的說法。不過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的幾個世紀裡，已經有許多小王國出現在河套地區的南部以及華北平原的東部。”

對夏朝質疑，認可商朝之前幾個世紀為一系列小王國並立。

9。傑裡·本特利《新全球史》：

“直到20世紀末期，考古發掘最終證實了夏朝和商朝的確在歷史上存在過，並不是遠古想象的虛構。對夏朝的考古研究仍然處於初級階段。然而，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表明，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組織大規模公共生活的王朝。儘管夏朝不是唯一的早期國家，卻無疑是那個時代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傾向於認可夏朝存在且世襲王朝。

10、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

“從禹開始，中國歷史的可信度就強多了，他建立了夏朝，……夏桀無道，於是百姓在湯的率領下揭竿而起建立了商朝。”

認可夏朝和商朝。

11。大陸地區歷史教材：

“夏朝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開啟了君主世襲的家天下。大禹在公元前2070年建立了夏朝，至桀時被商朝所取代。”

認可夏朝為中國第一個王朝、開創世襲，更認可商朝。

中國臺灣地區歷史教材：

“夏朝自禹以後，共傳十四世十七王432年，其疆域的範圍大致在河南西部伊水、洛水流域，及山西南部一帶。”

認可夏朝，更認可商朝。

綜上所述，考古史料是實物史料和第一手史料，可信度最強，據此，中外史學家對商朝普遍認可，中國約3600年曆史是確定的；對於夏朝有一定的認可，中國約4000年的歷史有一定的確定性。

宋庚一說中國歷史下不到三千年，是對國內外史學家多年結論的無知。

三、2019年7月6日，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透過決議，將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專案“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透過科學測定的年代為距今5300-4300年，持續發展約1000年的

良渚古城遺址被認定為早期區域性國家和傑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中國五千年文明獲得實證，被國際普遍認可。這也證實

根據文獻史料認為中國有五千年文明的說法一直是正確的。

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傑出貢獻；此外，城址的格局與功能性分割槽，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臺地上的居住遺址分佈特徵，都高度體現了該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良渚古城遺址為中國以及該地區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認同、社會政治組織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無可替代的證據，同時揭示了從小規模新石器時代社會向具有等級制度、禮儀制度和玉器製作工藝的大型綜合政治單元的過渡，代表了中國在5000多年前偉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傑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遺址真實地展現了新石器時代長江下游稻作文明的發展程度，揭示了良渚古城遺址作為新石器時期早期區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遺產真實性和完整性要求。

考古意義上的“文明”，指人類已脫離野蠻、愚昧狀態，有了國家。國際考古學泰斗、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也說過，文明的評判標準因地而異，沒有規定一定要有青銅器、文字和城市這三要素。國家才是評判一個文明的核心。

有六十多個國家的考古專家到過良渚，看到這麼大的古城規模，都說：“這麼大的遺址，若不是國家，什麼是國家。”

國際考古學泰斗、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到良渚後也說，對於良渚是國家，已進入文明階段，他一點也不懷疑。

對於國家、文明標準的評判，我們要總結自己的特色，沒必要去套用。古埃及和西亞社會進入文明的標誌，可能是金屬、城市、文字；中國的標誌可能是玉器、有等級的墓葬、城市等。良渚申遺的意義也在於，讓西方瞭解到，中國的文明進化和埃及等其他文明是同步的。

宋庚一說中國歷史上不到五千年，是對近年國內外新歷史研究成果的無知。

宋庚一這類人，總是以外行冒充內行，不但不感到心虛、羞恥，反而振振有詞、自以為是，以誤人子弟始，以自食其果終。為師者當引以為戒，務必要嚴謹治學，言行充分有理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