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與周邊民族政權的關係是漢朝國家治理的重大課題，班固對漢朝建立後的對外政策得失做了許多記述與評論，對國家應該如何處理邊疆問題，實行怎樣的對外策略以及建立何種天下秩序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從宏觀戰略的框架看，班固的學說既有深刻的現實主義考量，又有儒家意識形態傳統，對帝國擴張的侷限性，內政和外事的輕重，軟、硬實力關係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思考，初步形成了主張防止過度擴張，保持戰略彈性，合理展現與使用軟、硬實力以維持王朝穩定、實現王朝長遠利益的對外戰略觀。其思想在如今也可以被借鑑。

東漢時期的疆域

受多種條件限制，國家不可能無止境擴張

漢朝對四夷的征服或控制，主要指透過硬實力打擊和軟實力教化削弱四夷的威脅、確立對其的宗主地位或將其納入華夏版圖。班固認識到，漢朝在硬、軟兩個維度的對外征服或控制都存在限度，因此不可以追求過度擴張。

首先，無論國力多強，對外征服都有其限度。過度透支一定會讓帝國迅速衰落甚至滅亡。班固認為：“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不一日而無兵”，使天下崩潰叛離，所謂“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無止境地擴張必然自毀。

漢武帝北擊匈奴

《漢書·食貨志》詳細列舉了漢武帝窮兵黷武四十年的戰略透支與惡果，多年的征戰讓漢朝國庫空虛，人口減半，認識到錯誤的漢武帝不得不下罪己詔來結束了無止境的擴張。

其次，《尚書·禹貢》把天下由王畿至邊緣依次劃分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按照地理遠近和土地條件確立貢賦額度，這是古人一種理想化的天下秩序。按《國語·周語》所述，蠻夷居於要服和荒服，天子在政治和軍事上對他們的控制力有不逮，而透過外交、文教等軟實力手段懷柔羈縻。

五服

漢代人包括班固的天下秩序觀深受五服制影響。地緣因素是班固主張不伐匈奴、放棄西域的重要理由。他強調，朝廷應根據地理差異實行相應的對外政策。地緣限制導致士兵水土不服，限制了軍隊的活動範圍。既然自然設定就是如此，就註定無法征服，不應以武力強迫其歸附納貢，固守天然邊疆才是適宜的選擇。

最後就是民族和文化的差異了。傳統的春秋夷夏觀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嚴守夷夏之防，內諸夏而外夷狄，另一方面強調“王者無外”，天子德化四夷，是天下之主而不分內外夷夏。

漢匈漠北之戰

由於漢朝和匈奴長期對峙，漢人在論述和實踐中比較強調夷夏之防，普遍認為周邊部族尤其是匈奴天性反覆，難以教化征服。如何以軟性的手段感召、約束或支配匈奴，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仁義教化與物質利誘相結合，以賈誼為代表；第二，無法教化，只能使用利誘、盟誓、質子等手段，以董仲舒為代表；第三，對匈奴待以客禮，讓而不臣，不尋求征服他們，以蕭望之為代表。

班固比較認同蕭，認為賈、董的策略都是無效的。他從較長遠的戰略角度去認識夷夏之間的族裔和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教化招納手段的有限性，企圖徹底感化外夷或“用夏變夷”是不可行的。這種民族偏見雖然極端，但也有它的歷史客觀性。

漢匈和親——昭君出塞

兩點論與一點論相結合，辯證地執行對外策略

對外戰略的彈性，是指在一定條件下能夠靈活地調整對外戰略，適時地進攻或防禦，擴張或收縮。班固將其形容為戰略的“詘伸異變”。收縮是為了停止透支，創造和平，等待未來的進取。進取是為了獲得更有利的和平，使收益永久化。

班固辯證的認為，戰略調整的前提是內政優於外事，腹地優於外夷。對內和對外戰略一體關聯，但要有輕重先後。為確保帝國腹地的穩定，必要時應該斷然放棄價值相對較小的外夷地區。等到內政鞏固，兵強馬壯之後，再對外擴張。

班固

在班固的點評裡可以找到正反事例。比如，秦始皇就是外事優於內政的典型代表，他誤以為周朝滅亡是由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加強威權，“內鋤雄俊，外攘胡粵”，以為秦朝可以千秋萬世，然而，他的判斷錯了，秦朝最終的敵人不是關東諸侯，也不是戎狄，而是戍卒、閭左。

漢光武帝則是內政優於外事的代表，東漢建立之初，西域諸國希望併入漢朝，得到漢朝的庇護，光武帝以天下初定，百廢待興為由拒絕了。班固對光武帝此舉大加讚賞。這樣的做法確實有利於漢朝恢復國力，將來再圖進取。

漢光武帝

而漢武帝則介於這兩種情況之間，保持了彈性。他開邊無度導致民疲財竭，內政動盪，所幸懸崖勒馬，戰略收縮，使危機得以緩解，班固肯定其為“仁聖之所悔”。

在權衡內政與外事的輕重先後時，人們很容易受到急切的復仇心理和儒家王道主義使命的影響，嚴重干擾決策的彈性，班固對這類行事非常不認可。

在這樣的前提下，班固又提出了要適時進行戰略收縮的觀點。從班固的一些言行中，我們不難看出，他考慮進取較少，考慮收縮較多，這與他所處的歷史環境有關。受東漢時期局勢的影響，班固尤其注意前代那些戰略保守主義者的觀點，他特別稱讚了幾位反戰者，

“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

。

漢朝軍隊

這四人無一例外地提到秦朝窮兵黷武引致帝國崩潰的前車之鑑。嚴安認為征伐西南夷和匈奴只對人臣邀功有利，為了無窮之慾與匈奴結怨，不是國之長策。主父偃從成本收益的角度指出，秦朝花費浩大，但並未向北開拓多少，“其勢不可也”，雖有斬獲也是得不償失。

劉安的上書是比較系統的對外戰略和戰術的長篇論述。前135年，閩越攻打南越，武帝將伐閩越，劉安上書勸阻，他依次從成本收益、對越政策的傳統、地理限制、和平紅利、越人的民族性、百姓休養生息的緊要性、實地作戰的困難、威德並用的可行性、秦朝攻越引致內亂的教訓等方面條陳南伐的種種不利。

西漢時期與閩越和南越的戰爭

另一則較為系統的論述來自賈捐之。武帝時征服海南島，設儋耳、珠壓郡，當地人時有叛亂。前47年，元帝欲派大軍征討，賈上書陳說三代德懷四夷的成功傳統、秦皇漢武貪求國土的教訓、漢文帝謝絕四方貢獻的高明、當前關東大飢的憂患、越人的民族性、地理限制、戰爭花費等利弊，建議放棄珠壓。於是元帝罷珠壓郡，表示

“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

即以更緊要的內政為優先。

這四人的共同特點是聚焦於歷史經驗和現實利益，主要從利益得失而非儒家道德或國家虛榮的角度建議戰略收縮，避免擴張達到極限導致透支崩潰。班固非常認同他們的觀點。

賈捐之

什麼是軟、硬實力，打一棒子給個甜棗

班規還提出要合理運用軟、硬實力。那麼，軟、硬實力有何關係呢？其實，兩者的關係早在鹽鐵會議時就有討論。相對來說，卿大夫派崇尚硬實力、硬手段，賢良文學派崇尚軟實力、軟手段。但雙方都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將兩者割裂開來，不及班固辯證的從長遠思考。

班固認為，使用硬實力是必要的，但使用時應當審慎，用兵是為了止暴制亂但不可黷武。在戰略收縮時要保有隨時使用硬實力進行戰術防禦或打擊的能力。昭君和親後，呼韓邪單于提出讓漢朝撤掉邊防，由南匈奴為漢守衛邊疆，滿朝大臣都很贊成，唯有侯應堅決反對，班固稱讚侯應居安思危，有遠見識微之明。

呼韓邪單于和王昭君

班固認識到儘管軟實力的對外輻射存在限度，但其意義比硬實力更加根本。這體現了他作為儒學世家子弟對儒家王道主義的堅持。他強調：“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班固認為，缺乏道義的政治軍事手段不僅無法帶來長治久安，反而會招致滅亡，硬實力手段必須建立在道義為核心的軟實力基礎之上，才能無敵。

“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漢書·刑法志》

這句話表明了班固就軟、硬實力兩個維度關係的深刻認識。它既是講對內統治，也是講對外控制。文德即仁義禮樂為核心的文化道德力量，威武即武力及武力威懾，兩者相輔相成。文德越深廣，武力及威懾的效用和輻射就越大。反之，文德越淺窄，武力及威懾的效用和輻射就越小。

班固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就是王莽，王莽篡漢後，國家還有一定的硬實力，但對待四夷失禮、無信，矮化侮辱各國，不知尊重安撫，結果四夷怨叛，丟掉西域。當代世界也能看到這種現象，儘管一國的硬實力在不斷提高，但如果軟實力不斷自我損耗，對外的吸引力和戰略目標不但不能達到效果，反而可能會產生負效果，增強離心傾向。

這就要求我們，要軟、硬手段並用。班固最認可兩個時期的對外戰略：一是宣帝五鳳年問至王莽前，二是東漢初至班固所在時代。這兩個時期都利用匈奴分裂和災厄的機會，確立了對南匈奴的宗主地位，實現了相對穩定的朝貢和平秩序，與北匈奴之間形成了區域性緩衝，不再進行大規模北伐，放棄了某些地區如珠壓或西域。

王莽篡漢

在戰略上，這兩個時期較好地維繫了彈性，結合了軟、硬手段，能夠“權時施宜，覆以威德”，換來的局面是

“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五鳳年間，匈奴五單于爭位，有大臣建議趁亂進攻，蕭望之反對說：

“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鹹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影視劇中的匈奴單于

前53年，呼韓邪單于歸附，準備次年入朝，朝臣多認為單于位次應在諸侯王之下。蕭望之認為匈奴非正朔所加，中國應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之上。這是軟的手段。

與此同時西漢也保留了硬手段，不罷邊備以提防南匈奴，疏遠北匈奴郅支單于，直至元帝時由陳湯將其擊殺。班固盛讚宣帝“推亡固存，信威北夷”，推亡即令北匈奴郅支遠遁，固存即助南匈奴呼韓邪定國。光武帝建國，拒絕規復西域，拒絕趁北匈奴災變攻之。班固盛讚光武帝能夠遠覽古今，因時之宜，對外夷羈縻不絕，這種高明的策略“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分裂後的南北匈奴

匈奴再次分裂，南單于歸附。北匈奴遣使請和親，漢怕南匈奴猜疑，最初不受其使，52年北匈奴再請和親，班彪建議不宜與之斷絕來往，可按照羈縻之義回以禮數，給予與其所獻相當之賞賜。光武帝採納。76年，匈奴饑荒，章帝撥糧救濟。

83年，北匈奴又請和親，有大臣認為北匈奴雖朝貢，但寇邊不止，應拒絕，班固認為自漢興以來雖然對待匈奴的策略有不同，但從未與之斷絕交往，應遣使回報，“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85年，南匈奴抄掠北匈奴，章帝命南匈奴歸還抄掠來的牲口，同時賞賜南匈奴。這是東漢前期以德懷遠，樹立威信的軟手段。

漢章帝

與此同時東漢也保留了硬手段，包括兩次北伐。因此，班固推崇的軟、硬並用戰略的特徵，是把軟實力限制在道義展示和禮儀交接的層次，不輸出文化價值觀和制度；把硬實力限制在有效防禦的層次，不尋求逾越天然疆界的軍事佔領。總體上十分審慎。

結語

班固回顧對匈奴策略的變遷，認為漢朝應該效法聖王制御蠻夷之道，根據五服制精神、民族特性和地理分野，對匈奴

“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

漢朝百姓的社會生活

班固認為，要實現王朝的長遠利益，最佳的戰略是認清對外征服的限度，不勤遠略，不圖同化，不臣其族；優先保證內部穩定繁榮，對外審時度勢，詘伸異變，保持彈性；威德並用，推亡固存，“耀德不觀兵”，展現大國道義形象，軍事上積極防禦，維持反擊能力，最終按照五服制的原則跟外夷建立起長久穩定的羈縻關係與朝貢和平，享受大國尊嚴與和平紅利。簡單來說，這是一種混合了現實主義與儒家意識形態的戰略保守主義。

但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人的思想也是不斷變化的，班固撰寫《漢書》時傾向於西域可棄，不攻匈奴的收縮戰略。但到了89年竇憲出兵，朝臣大多上書不贊成北伐，原本保守的班固卻表示支援並親隨大軍遠征，在燕然山作銘

“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以此歌頌開疆闢土以及用一次徹底打擊根除威脅，永獲和平。

漢朝軍隊

對比班固之前的態度，為何他會有這樣的轉變？班固奉召修史，當然要稱道現行對外政策的合理性，但更明顯的是，他的戰略思考邏輯貫穿《漢書》，頗能自洽，且許多見解是和司馬遷是相近的，不能視為承旨立論，命題作文。

在約82年《漢書》撰成前，西域局勢一直很焦灼。75年，焉耆、龜茲攻殺西域都護，北匈奴趁亂跟進，次年章帝棄西域，唯班超仍留在疏勒經略，此後班超雖數有斬獲，但至《漢書》成書時西域尚未匡復。班固關心的是如何避免長期陷於西域以至拖垮國力，跟班超在疏勒思考如何反擊取勝的空間背景及目標不同。

漢書

再加上班固素有懷才不遇之感，40多歲時

“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

北伐之前，58歲的他丁憂在家，或有渴望建功的主觀訴求，作銘也是職責所在。但在客觀上，這次北伐是東漢適時戰略調整的體現。

數十年的相對安定與國力恢復，又逢北匈奴虛弱，使朝廷具備了調整對匈戰略的主客觀條件，一擊即成，這基本上沒有脫離班固的戰略彈性觀。當然，班固的主張有其侷限，他一味否定前人和親、主戰的觀點，沒有考慮那些觀點的客觀合理性和客觀戰略效果，他對民族融合和邊疆價值的認知也有些狹隘，但這些充其量是時代的細枝末節。

漢朝騎兵

他思想的價值在於初步具備了一種大戰略視野，以之審視帝國對外關係的得失利弊，併為制定切合王朝長遠利益的對外政策提供參考，這對當代國家治理仍然有一些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