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趙大決戰3：穰侯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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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陽之戰和秦趙大決戰（長平之戰）之間，相隔了十三年。

考慮到五國伐齊（前284年）、鄢郢之戰（前279-前278年）、華陽之戰（前273年）相互都是五年左右的平均間隔，即秦國五年幹翻一個主要大國，相形之下，這個十三年的間隔太過長了，也顯得詭異。

究其原因，是秦國內部發生了重大變故，拖延了決戰上演的時間。

其中最大的變故，便是穰侯的失勢。前266年，秦國“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至此，這個主導秦國政局和戰國曆史四十年的重量級人物徹底退場。

後世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穰侯的失勢是被範睢扳倒的。

比如司馬遷就認為是“一夫開說”，這個“一夫”便是指範睢；司馬光說的更直白，“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范雎就是衝著穰侯的丞相之位去的，所以才想方設法的“陰”穰侯，是個徹底的“傾危之士”。

▲尿下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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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說法是歷史的真相麼？穰侯真是被範睢扳倒的麼？

其實這個問題的背後，是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前306-前266這四十年間，秦國到底是誰說的算？

只有解決這個問題，前一個問題才可能有答案。

對此一向有兩種相對立的觀點。一種是認為宣太后和穰侯做主，秦昭襄王不過是個傀儡；另一種便是秦昭襄王從來都是主心骨，大事得他拍板才行。相信兩方都能找到證明自己觀點的證據。

在筆者看來，這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開始肯定是宣太后和穰侯做主，但隨著秦昭襄王年齡的不斷增長和他能力的提升，秦國的最高權力歸屬是不斷向他傾斜的。這是一個必然趨勢。

但重點不在這裡，相比其他的“後宮干政”、“外戚專權”等歷史現象，秦昭襄王、宣太后、穰侯這個“鐵三角”之間，也許存在競爭關係，但更多的卻是合作關係，至少在最終決裂前40年間，他們起碼維持了表面和平。這是極為難得的。

▲羋家吉祥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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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拓展一點。世俗對於政治的理解，總喜歡把興趣點放在爭奪權力這一塊，似乎政治就是爭權奪利，為此不惜不擇手段，各種陰謀詭計層出不窮，看著也很過癮。

這當然是政治的一種，但卻不是政治的全部，更不是重點。政治的真正重點是使用權力。

只有在使用權力上表現出正常的能力和貢獻，所佔位置才能穩固，否則即使想方設法地霸佔，也自然會被人“奪”去。

這一點，在穰侯的身上體現得極為明顯。他能夠屹立數十年而不倒，絕不僅僅因為他是宣太后的弟弟、秦昭襄王的舅舅，而是他在這個位置上表現出的能力和所做出的貢獻。

對此歷史自有公論。

《史記》如此評價：“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天下皆西鄉稽首者，魏冉之功也。”

《資治通鑑》總結的更具體：“魏冉援立秦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強大者，魏冉之功也！”

對此，我們過去講過的一系列經典戰例都是有力例證，可以說，在穰侯主政期間，秦國放翻了韓國、齊國、楚國、魏國，大勝五年一個，即使放眼過往歷史，都已經沒有比這更有說服力的“貢獻”了。

由此，即使秦昭襄王對穰侯一直心有不滿，但他卻沒有公開“問罪”的藉口，更不要說秦國王室貴族以及其它政敵了，穰侯“一貫正確”又貢獻卓著，怎麼攻擊他？

而以穰侯如日中天的地位和貢獻，他若是失勢，原因應只有一個，那就是他自己身上先出了問題，這才有了給人攻擊的把柄。

對此，歷史有明確記載。

事情發生在前273年華陽之戰以後。此時應正是穰侯的“人生巔峰”，他終於實現了可能已經持續十年的夢想——“打通咸陽-陶邑通道。”

如果說穰侯之前的個人私心和秦國進攻韓魏的戰略追求不謀而合、無可非議的話，那麼接下來穰侯的戰略主張就“大有私心”了。

因為他的主張是以陶邑為根據地，向四周開展外交、軍事行動。前270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應該是這一時期穰侯的代表性動作。

▲前270年戰國大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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箇中實質，無疑是將齊國作為了秦國的下一個重點進攻物件。

在我們後人看來，這當然是個昏招，和“遠交近攻”策略相違背，正如範睢所吐槽的那樣：“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

箇中的道理我們都明白，但在當時這最多算是戰略分歧而已，不能因為穰侯和秦昭襄王、範睢等人認知不一樣，就說他錯了或者有罪。

因此，最合理的“推測”，應該是穰侯在這個錯誤中的戰略上漸行漸遠，終於出了大問題，造成了重大後果。

大家來想一想，這個大問題是什麼？

很顯然，秦趙閼與之戰。

這一戰的起因我們已經說過，秦國要拿“藺、祈、離石”等地置換趙國的“焦、黎、牛狐之城”，後者這三個城邑到底在哪裡，已經很難確定，但可以肯定是中原或者河北之地，這個事情的實質同穰侯這一時期的戰略主張相吻合，甚至不排除是穰侯主導的。

然而結果是秦國被趙國“賴賬”了，秦國為了報復，發起閼與之戰，卻遭受了大敗。

重點來了，後世有人認為，閼與之戰秦軍的主帥不是白起，而是胡陽，這裡面是有原因的。

他們的推理邏輯鏈是：秦昭襄王範睢要扳倒穰侯——不能用穰侯的人——白起是穰侯的人——白起不能用——用我們的人胡陽。

是不是很有道理？綜合運用了派系論、陰謀論等現代分析理論？

然而這個認知根本站不住腳，最核心的問題：胡陽到底是誰的人？

胡陽“冒頭”是在華陽之戰中，“客卿胡陽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這一戰胡陽是在穰侯的親自指揮下配合作戰。從這個事實推測，胡陽大機率是穰侯推薦、提拔的“客卿”而非範睢派系的人。

這個事情有兩個佐證。

一個比較弱一些，在範睢同王稽入秦的路上遇上了穰侯，穰侯就問王稽有沒有帶外國人來啊？後來還專門派人搜查，也就範雎反應快才逃過一劫。這個事情反映出穰侯不歡迎東方的“客卿”，胡陽既然能在前273年以前就成為“客卿”，顯然不會是政敵派系的人，而是穰侯自己吸納的，這類“客卿”他就歡迎了。

另一個則比較強。那就是推薦胡陽的人，戰後肯定會遭到處罰。因為胡陽指揮的閼與之戰是秦國戰史上的最大敗仗，不是打敗就完了，肯定要追究責任。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後來邯鄲之戰中鄭安平投敵、王稽打了敗仗，作為他們的推薦人，范雎就遭到了重罰。然而很顯然，范雎在閼與之戰後沒有遭到處罰，這也有力證明胡陽不可能是他的人。

那麼真相就呼之欲出了，胡陽是穰侯推薦的人，因為閼與之戰的大敗，穰侯勢必要承擔連帶責任。雖然歷史沒有記載，但這的確是穰侯主政以來所出的最大問題，也為秦國造成了極大損失。

這才應是穰侯真正失勢的開始。也是政敵們包括新晉的範睢終於“盼來”的把柄！

而在秦國總結、反思閼與之戰戰敗原因的過程中，穰侯這一時期的一貫戰略主張就遭到了質疑，甚至很可能被定性為錯誤。至於他的“個人私心”，便會成為政敵攻擊他的另一把柄和誅心之論：你看看，就因為你個人封地的事，我們幾萬男兒死在了趙國的土地上！你怎麼交代？

參考後來秦昭襄王在鄭安平投降事情上對於範睢的“偏袒”，顯然穰侯會受到更多的“保護”，起碼“以其罪罪之”肯定不會實行到他這種人身上。

就算秦昭襄王有此心，上頭還有宣太后呢，想把功蓋當世的穰侯一擼到底，無疑不太可能。但穰侯自此失勢也是必然的，這也是閼與之戰後，歷史再也沒有他的“動靜”的根本原因。

此消彼長，秦昭襄王和范雎的勢力自然大大增強，最終形成對於宣太后、穰侯勢力的反擊優勢。此時範睢才終於提出幹掉以穰侯為首的“四貴”​。​

至於穰侯最終能夠切實依靠的，自然是他的姐姐宣太后。而當宣太后都被廢、去世後，穰侯的結局也就不難想象。當然，秦昭襄王做的始終不過分，終究還是念及他的巨大功勞，只是讓他回陶邑養老。

以上。穰侯的真正失勢主要是他自身的原因，範睢的確是衝著他的位置而來，這個可以確定，但如果穰侯自身不出問題，大概連秦昭襄王都拿他沒辦法，更不要說範睢了。這是政治陽謀決定的，而不是陰謀。

而事後看來，穰侯的失勢和範睢的上位，恰恰矯正了秦國這一時期的錯誤戰略方向，迴歸到了正確的戰略軌道上來。

甚至因為穰侯的戰略錯誤，範睢“為反對而反對”，反而得出了“遠交近攻”的正確策略，最終為秦國發起秦趙大決戰鋪平了道路、做足了準備。

所以，從前273-前269這五年時間，秦國的這番冤枉路並不算白走，閼與之戰的數萬秦軍也沒有白死，因為正確固然需要證明，錯誤更需要證明。

而知道錯的戰略之後，對於正確戰略，就將更為自信和堅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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