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中蜀的衰亡與滅亡的原因

2021-12-20由透過影視知歷史發表于歷史

前言

作為一名三國迷，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迷戀三國的人和事，受《三國演義》的影響，對蜀漢也有著情有獨鍾的好感。

群臣內訌

蜀漢的衰亡總的來說，應該從劉備離世作為轉折點，諸葛亮死後，就開始走下坡，諸葛亮的離世，代表著北伐也宣告失敗，這之後的蜀國實際上沒有什麼值得特筆的大事。接替諸葛亮先後任尚書令、大將軍負責執政的蔣琬、費禕、董允都是才能卓越的人物，這三人與諸葛亮在蜀國號為“四相”。但是好景不長，後來蔣琬因病不幸去世，費禕又被魏的刺客暗殺。此後諸葛亮建立的體制逐漸惰性化、空洞化，蜀國開始走向衰亡。

蜀國的群臣本來就是由一些不同來歷的人組成的，比如簡雍、麋竺、孫乾等是當初從北方跟隨劉備來到蜀地的；諸葛亮、蔣琬、伊籍、馬良等是從荊州加入劉備陣營的；費禕、董和及其子董允等是以前劉璋的部下，他們的內部關係則更加複雜，因此自然會產生一些不和。

實際上，諸葛亮在五丈原剛死，軍中就發生了魏延與楊儀的內訌。主張繼續北伐的魏延與主張撤退的楊儀意見對立，楊儀派人殺了魏延，後來楊儀也失足而死。這兩人本來就勢同水火，事事對立，諸葛亮生前就很擔心。魏延被殺後，首級被送到楊儀處，楊儀踩著魏延的首級罵道：“庸奴！復能作惡否？”不僅如此，他還把魏延一門夷滅三族。可見彼此仇恨之深。

蜀內部諸如此類的內訌和互相憎惡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劉備即位當初，為了完善各種制度而任命的學士許慈和胡潛關係也很壞，兩人因為意見分歧，互相惡語相向，最後竟發展到持鞭威脅對方的地步。劉備實在看不過眼，就在宴會的席上安排俳優表演他們兩人的鬧劇，暗示他們和好。即使如此，劉備還是不得不用這兩個人，說明蜀人才嚴重不足。

其他的，還有魏延與劉琰、楊儀與劉巴、諸葛亮與黃元、張裔與岑述、姜維與張翼、姜維與楊戲等，《蜀志》群臣傳中，有關群臣不和的記載很多。魏、吳內部雖然也為爭權奪利屢屢發生內訌內亂，但是蜀的這種對立，與其說是為了爭權奪利，還不如說是個人之間的反目爭吵。劉備和諸葛亮活著的時候，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鎮住局面，但是在失去這兩個強有力的領袖之後，蜀被這些大臣內部的鉤心鬥角搞得什麼事情都不能順利進行了。

但是，皇帝劉禪既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又缺乏面對問題的魄力。他雖然寵愛宦官黃皓，卻沒有像吳國最後一個君主孫皓那樣變成一個暴君，這已經是很值得慶幸的了。不過，話說回來，也許劉禪連當暴君的氣力都沒有。所幸的是宦官黃皓也只不過是一個貪圖私利的小人，對政治並沒有什麼野心。總之，蜀國君臣從上到下都失去了治理國家的進取之心，陷入了坐以待斃的狀態。

群臣中唯一不甘寂寞的是繼承諸葛亮遺志繼續北伐的姜維。他前後多次進擊隴右，爭取到當地羌族的歸順，但是終究寡不敵眾，而且因為他本來是魏的降將，所以在蜀內部頗受排擠，孤立無援，最後逐漸陷入困境。

名士輿論的壓力

我們在前邊已經說過，劉備即位時，居群臣之首的是許靖和劉巴，他們均為當時的名士，與同為名士的魏的高官王朗、陳群等都有交往。這兩個人都是為躲避戰亂而從客居的交州輾轉來到蜀地的，所以可說是別無選擇才為劉備服務的。

特別是劉巴，以前劉備在荊州頗得眾望時，雖然許多名士都爭著投入劉備的麾下，但是隻有劉巴一人不但不從，反而投奔了曹操。劉備當然對他懷恨在心。不久曹操命令攻打荊州南部，劉巴再次回到荊州。但是因為荊州被劉備佔領，劉巴回不到北方去，只能逃往交趾。後來他為投靠劉璋來到了蜀，沒想到劉備也進了蜀。一直躲著劉備的劉巴肯定覺得很尷尬。沒有辦法，他只好向劉備道歉，劉備也不記舊恨，重用了他。這樣做，都因為劉巴是當時的名士。這些名士的言行對當時全國範圍的知識分子輿論影響很大。為了對抗集中了大量名士的魏，劉備不得不重用許靖、劉巴這樣的名士。劉備任命許靖為最高級別官僚太傅，讓劉巴起草即位的誥命，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三國演義》給讀者的印象是凡事諸葛亮都排第一，但是其實作為名士，他的地位遠不如劉巴和許靖。諸葛亮其實一直相當敬重這兩個人。但是對名士的這種客氣卻成為蜀的弱點。劉巴受到劉備的重用後，態度逐漸變得傲慢。他與張飛交惡，雖然諸葛亮從中苦心調解但他照樣不理。劉備聽說此事後心中不悅，責怪劉巴對自己的統一大業不盡心，一心只想回北方的魏，一面又說也只有自己才能用得了劉巴。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劉備不得不重用名士的苦衷。

蜀還有一個叫來敏的人物，他的父親來豔曾做過漢朝司空，因此他本人也屬於名士之流。來敏也是透過劉璋的關係當上官的。這個來敏除了徒有一個名士的空名外，沒有任何本事，而且言行也有失常軌。但是就因為他是一個名士，竟一直官居高位。重視名士，成為自認漢王朝後繼者的蜀的宿命。

這種重視名士的姿態，不可能不影響到蜀的其他官僚。對這些暫時寄身於蜀的北方名士的優待，嚴重打擊了其他官僚們的進取心。而在名士的數量上，蜀無論如何也比不上魏。漢王朝的正統繼承者還應該是魏而不該是蜀，這種悲觀論逐漸瀰漫朝野。魏的名士陳群、王朗屢次給許靖和諸葛亮寫信勸降，就是瞄準這一點，其目的就要在輿論上對蜀施加壓力。

蜀投降魏時，魏大將鄧艾在給蜀國臣僚的信中寫道：“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強調正統皇帝只能是出自中國的北方。對於鄧艾的這個主張，蜀國群臣大概內心都點頭稱是。蜀國在軍事上失敗以前，其實早已敗給這種輿論了。

與蜀以及魏的重視名士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吳的孫權。吳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張昭，但是孫權幾乎從來沒有聽過張昭的意見，他甚至明言，赤壁之戰時如果聽了張昭的意見，自己早就變成叫花子了。孫權還說劉巴要是搭理張飛，那他就不是一個名士，這正是他對名士的一個諷刺。

但就是這樣一個孫權，也不能完全不把張昭的名士地位放在眼裡。他雖然與張昭一直尖銳對立，但是對張昭卻終生禮遇。從此也可以看出當時以名士為中心形成的全國規模的知識分子輿論的重要性。吳其實與蜀一樣，最後也是敗給了這種輿論。

冷淡的本地輿論

對於蜀來說，更為不幸的是不僅來自北方的名士不盡力配合，就連蜀本地的知識分子也對蜀的前途持冷淡態度，甚至對魏更有好感。

蜀的學問中心在位於成都東北部的廣漢郡。其特徵是盛行讖緯，也就是預言之學。廣漢是近年發現的一種獨特的青銅器文化三星堆文化的所在地，可以想象，這種古代獨特的文化在這一地區被中國化，儒教廣泛普及之後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得到繼承，形成了重視預言的風氣。王莽篡奪前漢王朝時，對讖緯之說大加利用，當時廣漢的讖緯學者哀章就捏造《金策書》預言王莽為真命天子。到了後漢時代，廣漢的讖緯學者也一直層出不窮。對劉璋之父劉焉說蜀地有皇帝之氣的，也是廣漢學者董扶。

另外，名聲稍次於董扶的還有周舒。周舒在解釋“代漢者，當塗高也”這句《春秋緯》中的預言時說，“當塗高”就是指魏，他的話在鄉黨學者裡引起反響。與董扶齊名的還有任安，任安的弟子杜瓊也說：“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現在日語中還有“法曹”一詞）。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他們不惜牽強附會，認為這都是曹氏要取代天下的預兆。

當時蜀國學問最高的大學者譙周就是杜瓊的弟子。譙周效仿老師杜瓊解釋說：“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思就是說劉備和劉禪，從名字上就能看出，就是“準備禪讓”，暗示蜀將被魏所取代。話說到這一步，與其說是預言，還不如說是對劉備、劉禪父子的調侃和諷刺，簡直就是不懷好意。還有一個廣漢出身的彭羕竟背地稱劉備是“老革”（老朽或老兵之意），結果被劉備所殺。

譙周對北伐也持反對意見。他寫過一篇富有寓意的文章《仇國論》，專對仇國之間的事情進行了議論。文章虛構了因餘和肇建兩個國家為例，因餘意為因此剩下的小國，用來指蜀，肇建意為初建的大國，用來指魏。因餘國的高賢卿與伏愚子互相問答。高賢卿為就像以前弱小的漢高祖打敗強大的項羽那樣，因餘國也能戰勝肇建國。對此，伏愚主張應該首先讓人民休養生息。

不用說，高賢卿暗指的是主張北伐的蜀國高官，伏愚子就是譙周自己。當時的蜀國因為連年北伐，國力疲弊，人民困苦。外來的一些人把北伐當做自己的奮鬥目標，這是他們的自由，但是對本地人來說，被無端地捲進這種徒勞無益的戰爭卻完全是飛來橫禍。譙周的《仇國論》正是這種呼籲體恤人民疾苦的本地輿論的一個代表。可見，蜀國這個外來政權，已經失去了當地人民的支援。

魏軍大舉攻入蜀國兵臨城下時，用名分和利害來勸說劉禪投降的就是這個譙周。在蜀國的群臣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反駁譙周的主降論。《三國志》作者陳壽就是這個譙周的弟子。看來他以魏為正統著《三國志》，並不完全是為了顧及繼承了曹魏的晉朝的面子。

蜀的自取滅亡

景元三年（262），已經掌握魏國實權的司馬昭（司馬懿次子）終於決心攻打蜀國。姜維得知這個訊息後上表後主建議加強防備。但宦官黃皓只信巫鬼，故意把姜維的奏書按下不報，使蜀國上下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魏國將要襲來的訊息。翌年景元四年八月，魏大舉伐蜀，三路大軍從洛陽出發，徵西將軍鄧艾率領三萬精兵，繞道最西邊的狄道直指姜維軍駐屯地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同樣率三萬精兵從祁山進入武都以斷絕姜維退路；鎮西將軍鍾會率領十萬大軍，分頭從褒斜道、駱穀道、子午穀道挺進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