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為何打壓蕭何，深層次的原因是這樣

蕭何是“漢初三傑”之一，自從劉邦起兵就隨侍左右，為漢朝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劉邦評定大臣功勞時，力壓眾議將其列在第一位。但後來為何劉邦要三番五次打擊蕭何，甚至將他抓捕入獄呢？最好的答案是所處位置的較量。

在塑造漢王朝國家組織的過程中，蕭何獲得了相當大的獨立決策和行政的權力，因而與劉邦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權力交錯與衝突。在戰爭程序中，這一矛盾雖也有表現，但基本被激烈的戰事需要所掩蓋，待到漢帝國建立後，逐漸由隱轉顯。

漢帝國建立後，劉邦與蕭何的矛盾實質上就是君權與相權矛盾的早期表現。漢初的丞相府是西漢政府的中樞機構，丞相又是這一權力中心的核心。這種權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使得君主的絕對權力有所削弱，進而導致君主與丞相間鬥爭與妥協的均衡。劉邦需要利用蕭何的行政才能，但又畏懼其大權在握，特別是當這一權力與其在民間的威望相呼應時，更讓劉邦覺得芒刺在背，必要對其有所壓制。

功臣分封給劉邦提供了一個一箭雙鵰的機會。對功臣的分封實際上就是在漢王朝內部劉氏家族和諸功臣之間如何分配權力的問題，劉邦不希望功臣們功高震主，對劉氏家族的權力構成威脅，但又不能不對功臣放權。對此，心計頗深的劉邦在分封過程中，利用功臣間的嫌隙，以爭取對己有利的局面，蕭何成了他達成目的的棋子。劉邦利用抬高蕭何貶低曹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以軍功為基礎的功臣群體，同時也把蕭何推到了與軍功集團的對立面上，使得兩者之間互為角力，劉邦則坐收漁利。

蕭何對此心知肚明，他希望透過採取低調退讓的道家處世哲學來消弭他與軍功集團的矛盾，從而保全自己。故而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的一些行為了，如在對待財產問題上他只選擇窮僻處購置田產，並以“毋為勢家所奪”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在惠帝向他諮詢繼任人選時，他推薦了對頭曹參。在與劉邦的鬥爭中，蕭何是處於退守一方的，劉邦畏忌他在民間的威望，他就透過強買民田的自汙方式消解劉邦的疑慮；劉邦要削平韓信等諸侯王的勢力，蕭何利用韓信對自己的信任而最終把他送上絕路。也許蕭何這麼做只是出於他一貫的明哲保身的策略，但以往蕭何所表現出的長者之風在這裡蕩然無存，完全被一幅陰險嘴臉替代，在權力之爭中沒有仁義的位置。

兩千年的封建集權歷史，君權與相權的鬥爭始終是一個君權不斷強化、相權步步退縮的過程，蕭何和劉邦的衝突不過是這一歷史程序的預演。秦帝國的建立意味著一個文吏階層的興起，他們以自己的管理才能服務於統治階級，並最終替代貴族群體而成為國家行政活動的主體。他們構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官僚集團。處於這一集團最上層的核心人物一一丞相，也自然成為這一集團的代表。丞相與皇帝的權力衝突實際上也是官僚集團與帝王之間利益分配的平衡過程的集中體現。

漢初，皇權與諸侯王勢力的矛盾以及與軍功功臣的矛盾處於主導階段，加之官僚集團尚處於雛形階段，皇權與相權的衝突還處於溫和階段。隨著漢王朝集權模式的穩固，這一衝突表現得愈為明顯，也為其後千餘年的君相之爭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