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稅收，有一句廣泛流傳的話，“唯有死亡和稅收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就會覺得被強迫、不痛快，沒人喜歡交稅，這是我們的直覺。

但是，稅收越少越好嗎？並不是這樣，今天我們透過宋朝、明朝的國家和商業關係，來說說這個道理。昨天我們說到，中國古代因為重農抑商，國家財政的彈性就很小，一旦危機到來，政府開支急劇增長，麻煩就來了。

宋朝中後期就進入了這種危機期，北方的遊牧政權，從早期的遼、西夏，到後來的金和蒙古，對宋朝形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安全威脅。那咋辦？只能擴軍備戰。

錢從哪兒來？土地收入肯定是不夠的了。於是，宋朝政府就歷史性的把目光轉向了工商業。辦法無非是這麼幾個。首先，宋朝政府放開了鹽鐵茶酒這種資源性或者是成癮性商品的控制，允許私人商業力量進入。

大概的方法，就是政府只控制生產，然後給商人發許可證，你們負責去販運銷售，政府收稅。這樣一來，政府收入確實大幅度提高。但是，這點錢還是不夠用。錢還不夠怎麼辦？宋朝還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系統的商業稅徵收制度，為了徵收商業稅，宋朝政府在上至京城，下至縣、鎮、渡口、集市等地廣泛設立徵稅機構，徵稅範圍無所不包，幾乎涉及了生產生活的全部物品。

廣泛徵收商業稅，人民的負擔當然加重了，但對政府來說，人民也因此變得更加重要了。政府自然而然地開始優待民眾，相比其他朝代，宋朝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養民”制度特別豐富。

按照歷史學家侯家駒的說法，宋朝已經發展出了“從胎養到祭祀”，也就是政府把你“從搖籃管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懷胎髮放糧食補貼、政府撫養棄嬰、官辦學校助學、養老、救治貧病、喪葬補貼等等。

宋朝的荒政制度也比較完善，建立起糧食儲備制度，災荒到來時甚至出售官職籌資救濟災民。你看，雖然水平不高，但是現代福利國家的基本樣子，宋代是具備了的。我們從一千年後看宋朝，很容易把它美化，把我們剛才說的這些看成是統治者的善良願望的結果，其實不然。

你針對什麼收稅，就必然要治理什麼。重稅本身當然是惡政，但是有時候，重稅也是善治的原因。當然，歷史沒給宋朝人足夠的時間，蒙古人的鐵蹄還是中斷了這個過程，將近一百年。趕走了蒙古人之後，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在朱元璋看來，宋朝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朝廷廣泛徵稅，簡直就是橫徵暴斂，造成民不聊生，這才被蒙古人滅亡。

所以，明朝建立以後，財政上就全面恢復中華帝國的正統做法，以農業稅為主，大量減免工商業稅收。朱元璋明確規定，工商稅收的數額不得超過洪武十八年的水平。此後，整個明代，包括鹽鐵、官營工商業和各種工商稅收的收入，只佔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相比之下，宋朝工商稅已經超過了農業稅，成為政府的主要收入。

工商稅很低，這是不是會促進明朝工商業的大發展呢？確實促進了。到明朝中後期，工商業發展極為繁榮。多個工商業城鎮興起，商品種類非常豐富。

民間因此普遍富裕。尤其是江南地區，民間的富裕程度也特別高。這不是很好嗎？且慢，事情哪裡會那麼簡單。雖然工商業發展繁榮，但由於國家財政堅持以農業稅為主，工商業財富沒有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國家既然收不到錢，沒有得到好處，也就沒有動力保護和推動工商業的發展。這個後果就很嚴重了。比如，對商業發展來說不可或缺的產權制度就一直空缺。可能有人要問，沒有國家正式的產權保護，明朝的工商業大發展又是怎麼來的呢？答案是，主要依靠貴族官僚非正式的個人特權庇護。

現在看史料，明清時期一個當官的犯了事，查抄家產，清單裡面往往就有什麼當鋪幾間，票號幾間，茶葉莊幾間。就算是普通生意人，你的生意如果沒有官員士紳的保護，是肯定生存不下去的。

別說官員欺壓，就是街上的小流氓也足以讓你生意做不下去，難免要保護。這種保護當然不是免費的，往往還很昂貴。於是，大量工商業財富流入貴族官僚手中，國家所得很少。相比較而言，17-18世紀的英國，把財政收入建立在商業經濟的基礎上，國家可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商業發展和財政收入“同呼吸，共命運”。

有了這個動力，英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針對商人的產權保護措施，這些產權保護措施又進一步推動了英國商業的發展，形成了良性迴圈。你看，雖然同樣是商業繁榮，但是明朝和英國結果不一樣。

商業有一個特點，就是繁榮很容易，只要有自由就夠了，但是發達很難。因為商業發達需要大量的中間組織。比如銀行、公司法、交易市場等等。它像蓋樓，沒有下一層的制度和中間組織的建設，上一層壓根就不會出現。

沒有這些中間組織，你都想象不到商業能發達成什麼樣。明朝後期就是這樣的情況。你說政府不重視江南地區嗎？很重視。明初就嚴禁在東南分封藩王，防止藩王擾民，朝廷稅收都指著江南，還規定宦官不許在江南買地，非常重視對江南水利的興修維護，等等。

但是，因為工商業不是政府稅收的來源，產權保護制度沒有，所以，雖然表面上繁榮興旺，但其實只是簡單的低水平擴張規模。更復雜的商業，就無法形成了。這還不止是商業不能更高層次發展的問題，更嚴重的後果是，政府和工商業財富發生了脫節。

國家財政不依賴工商業，也因此不重視工商業，不會像英國那樣讓工商業代表參政議政，共商國是。國家和民眾之間沒有結成利益共同體。平時，這不算嚴重問題，到了關鍵時刻，就是大麻煩了。

比如，滿清為什麼滅了明朝？相比蒙古人，滿清人的軍事實力其實要小得多，八旗兵馬總共才幾萬人。如果明政府能把江南地區的財富、資源集中起來，打敗滿清人，是大機率事件。但是，在實際的歷史上，面對國家的生死存亡，明朝江南富裕的民間社會，表現出驚人的冷漠和麻痺。

崇禎皇帝怎麼喊，怎麼哭窮，出身江南的，因此往往也是工商業背後保護傘的那些官員們也不肯掏錢出來。過去我讀歷史的時候，讀到這一段，總是覺得很疑惑。國家養士大夫三百年，到關鍵時刻，怎麼大家都這麼冷漠呢？現在我們從財政稅收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也許能得到一個答案了。

國家不關心工商業的發展，工商業的財富也很難和國家休慼與共。結果，我們都看到了。滿清的鐵蹄南下，江南也沒有躲過一劫。國家和工商業是雙輸的局面。那你說，在中華帝國史上，有沒有成功處理“國家和商業”關係的例子呢？也有，那就是清末的國家財政制度的大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