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指點點說津門（下）

文 / 馮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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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活表層看，三十年代的天津與上海何其相像！

洋房、洋車、教會學校、回力球和賽馬、咖啡館與黃油蛋卷、夜總會、溜冰場、無聲與有聲電影、聖誕夜、專賣舶來品的洋貨店、鋼琴教師、拜爾藥廠的阿斯匹林，手搖電唱機、三明治，以及常常寫錯了字母的英文廣告……然而半個世紀後，重新開放了的上海馬上找回昔日那些洋洋得意的感覺，並在文化形態上一脈相通地銜接上。天津卻空空如也，神不知鬼不覺地把自己的昨天丟失得一乾二淨。上面所說的那些小洋樓在半個世紀來革命大潮反覆的滌盪下，幾易其主。如今只剩下褪了色而黯淡的建築軀殼。近代史上赫赫名人的故居，如今連樓中的住戶也全然不知。八十年代以來，當年上海洋行的老職員回到外灘的合資公司裡重新謀到舊日的差事時，天津中街上的那些洋行純粹成了死去的遺物。我翻著上海年輕人寫的《上海的風花雪夜》和《上海的金枝玉葉》，心想天津已經沒人能有聲有色地敘述出歷史上那溢彩流光的一頁了。難道天津的三十年代只是一種“一過性”的文化，就像重慶的陪都文化？但陪都不過八年，天津近代文化形態至少輝煌了半個多世紀！

內中的緣故，有一點應當肯定，天津租界舞臺上的那些人物一半以上是來自外地。單是來自京都與各地軍閥要員寓公式人物就不可數。簡要舉例如：吉鴻昌、張學良、顧維鈞、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孫傳芳、溥儀、曹錕、張自忠等，開個名單至少數百座這種名宅與故居。他們並非將天津作為退隱後的安身之地，而是營造一個避風的小碼頭。他們本來與天津本土並無更深的血緣，倘若一去，兩不相依。至於由工商起家的實業家，雖然名聲顯赫，但中國近代的民族工商業相當脆弱。起步不久，便進入五十年代的徹底改造，失去了實在的性質。歷史攔腰中斷，生活翻然改觀。六十年代“文革”一來，這一帶就是轟擊的重點。此間的歷史人物藏龍臥虎，曾極其強烈地刺激著革命小將們的敵情想象。家家清洗，掃地出門。人一散，活態的人文不存，全然失去了元氣。天津衛這點面積有限的“洋”的東西就淨光光。

京劇大師馬連良住過的“疙瘩樓”，圖片選自《天津文化地圖》“洋樓風情”部分

天津郵政博物館所在的“大清郵政津局舊址”，圖片選自《天津文化地圖》“藝博場館”部分

往深處說，天津的近代文化，只有生活文化形態，但無思想文化形態。儘管一度天津受西方文化和科技影響方面在中國佔領先位置。無論海關、城建、郵政、電報、媒體，還是火車、電車、自來水、電力，乃至教會帶進來的乒乓球、羽毛球、風琴，以及博物館藝術館，等等。但並不能因此說天津對外來文化持歡迎態度。因為在一九一九年以前，西方文化是強加給中國人的。而且這些文化形態基本上存在於租界中，對本土的天津人的影響有限。

近代天津曾出現過些許主張維新、思想活躍的刊物。甚至還有一些開明進步人士如嚴復、李叔同等人走到過社會的臺前。我讀過華承沄撰寫的《維新人物考》，是一本西方哲學家、政治家和發明家的評介性的人物傳記，其中包括馬克思和黑格爾。這是天津人向世界伸去的最長的觸角了。然而，這些思想活躍的人物並不能形成氣候。不少人建功立業還是進京或者南下之後才做到的。有人以為，這與天津歷史重商輕文有關。我想，更深的緣故則是，舊日的天津與京都近在咫尺。皇城根下任何響動都能傳入大內。歷史上本地府縣道臺的做官要訣便是小心翼翼，不顯山不露水，切勿惹事生非。這就決定了此一方天地中，思想上但求平庸無奇，算盤珠儘可去精打細算。正為此，天津在迅速發展為北方商業重鎮的同時，外來的思想文化卻未產生深刻影響，那麼外來的生活形態也只能是一時的時髦而已。時過境遷，過往不存。這樣，也就造成了地方文化的保守性。

這文化上保守性的更深遠的背景，則由於天津是中外政治軍事衝突的前沿。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之後，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一半以上與天津有關。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等等。列強的霸悍凌辱與強烈的民族自尊釀成一種排外情緒，曾經深深積澱在本地的文化心理中。故而，上海與天津雖然都是最早接受外來事物的大城市。但上海的文化心理是崇洋，而天津——只有在租界內與上海近似；本土的大眾對於“洋”字，從不頂禮膜拜，最多也是好奇而已，此外還要加上挺強硬一條便是，不買洋人的賬。

光緒年間出版的張燾《津門雜記》在描述洋人溜冰（

俗稱跑凌鞋

）時，有一段話曰：

所謂跑凌鞋者，履下包以滑鐵，遊行冰上為戲，兩足如飛，緩疾自然，縱橫如意，不致傾跌，寓津洋人亦樂為之，籍以舒暢氣血，甚妙。詩曰：

往來冰上走如風，鞋底鋼條製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頭南腳北手西東。

這便是天津本地人對洋人的典型態度。好奇之中尚不失一種冷眼旁觀者戲謔的意味。這戲謔中藏著一種隱隱的對抗。

清末民初的老西開教堂，圖片選自《天津文化地圖》“地方風物”部分

老照片裡的“張園”（孫中山北上在津期間居住地），圖片選自《天津文化地圖》“名人居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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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天津的本地人，就要說說本土的天津。本土二字，顧名思義，便是本來的和土生的。這是天津的另一半——與租界本質全然不同的最根本的一半。

這裡的天津人全說天津話。

一位友人曾向我提出一個問題：天津與北京距離不過二百里，為什麼語言差別那麼大？甚至它與自己周邊的郊縣的語言也絕不相同，完全孤立地存在幾十平方公里之內。究竟是什麼原因產生並形成這樣頑強又頑固的方言？

在語言學中，這叫方言島現象。方言島的形成必定有一個極特殊的原因。

如果結論式地說明天津方言島的來源，便是明代朱棣“燕王掃北”時，從安徽宿州市一帶招募士兵而帶來的安徽方言。仔細嚼味起來，安徽話與天津話確有幾分同音同調。但方言決不只是一種腔調。當天津人把其獨特的文化與地域性格置放其中，那外表的徽腔就隱形不見，分明是熱辣率直、味兒濃厚的天津話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地方語言是活生生地域的人。

天津是幾次黃河遷移改道大氾濫時創造出來的。它用千千萬萬噸泥沙把大海填成陸地；大海退去時反過來將千千萬萬噸鹽鹼留在泥土裡。鹽醃鹼燒，便造就了天津人一副火熱的腸子。此地人素來急公好義，守望相助，人情味十分濃重。儘管城市中大街小巷不講正南正北，隨意橫斜，外地人卻很少在天津迷路。天津人逢到外地人問道，必定是詳盡指點。甚至還會做嚮導來送一程。

平原城市的前身大多是碼頭，碼頭脾氣是天津人性格的骨架。碼頭上的生存原則是硬碰硬。其優勝劣汰，有點像大自然的規律。天津人欽佩有真本事的能人，對沒能耐立刻喝倒彩。所以過去走江湖唱戲的都必須到天津碼頭闖一闖。闖不過天津過不了關。張君秋說天津的觀眾最有情也最無情。凡是想在天津露頭露臉，必定得拿出真能耐。所以天津對本地出名的手工藝人的稱呼極其特別——姓氏加上他拿手的絕活。如“刻磚劉”、“泥人張”、“風箏魏”，等等。市井能人是天津人文的一大特色。

泥人張第二代傳人張玉亭作品《吹糖人》，圖片選自《天津文化地圖》“津門風情”部分

西碼頭百忍京秧歌老會的表演，圖片選自《天津文化地圖》“津門風情”部分

在碼頭立足，不能勢單力薄。成幫成夥的小團體成了此地的市井社會的基本單元。民間的小團體常常以“會”的名義存在。各會都有嚴格的會規。有板有眼，“家法”極嚴。這便使天津社會生活的深幽之處，莫能見底。為了生存，從民間花會（皇會）組織到救火的水會，各會之間競爭極強。此地人偏偏逞強好勝，喜歡錶現，益發顯得生氣勃勃，人氣旺足，再加上商埠崇尚火爆，於是大城市中年俗最盛當屬天津。除舊更新的鞭炮亦以天津放得最兇。年年子午交時，萬炮轟天，夜空如火。天津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城市唯一不禁炮的特殊一例。

天津百姓生活，重市井有過於社會。講穿不如講吃，講吃卻不講排場。講究把白米白麵做得有滋味。這樣，天津便從沒有自己的“菜系”。川菜、魯菜、粵菜、滿漢全席一律來者不拒，天天吃的是別人的“飲食文化”。頂出名的食品反倒是一口一個肉丸子的狗不理包子。再有便是各種小吃。小吃屬於日常生活的內容。七六年天津鬧地震，老百姓在大街小道上搭滿簡易的“臨建”。居然有不少人家，在小圍牆和房沿上，花花綠綠擺上一排排花盆，照舊把日子過得生意盈盈。天津最迷人的生活在市井。天津的藝術很少有凌駕於市井之上的沙龍藝術或什麼純藝術，而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以曲藝雜技、梆子落子為主的市井文化。

然而，天津人似乎對市井生活有種過分的依戀。雖然這裡最早的原住民也都是移民，但天津人在我國大城市中是最戀家的。可能這地方有魚有蝦，有吃有喝，有戲聽有雜耍看。商機又多，活著不難，何況還有美味的小吃娛悅口舌，這便消解和抑制了天津人的創造性。“混”字便是市井中最流行的活命哲學。大大咧咧，得過且過，溫飽自足，知足長樂。天津人說話喜歡戲謔，有濃厚的自嘲成分，但並非黑色幽默。天津人的自嘲是語言的笑料和生活的調料。它使生活更加有聲有色，有滋有味。任何地域的人都有劣根性，可是天津人這種的惰性和戀家，又與他們濃郁的生活情致熱乎乎混在一起，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生活文化。對於外人講，這是一種人文特徵；對於自己講，則是一種永遠的魅力。

最好吃的煎餅餜子是自家樓下的，圖片選自《天津文化地圖》“多彩生活”部分

正月十五楊柳青燈會，圖片選自《天津文化地圖》“多彩生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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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天津一切，全都是與生俱來的，固有的，不可動搖的。近代的天津一度受到外部衝擊而形成的文化形態，則缺少深厚的根基；而且這種衝擊時間太短，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缺少契合，沒有像上海那樣形成了一種地域的文化心理，過後便飄然而去。它像傳說中的幽靈島那樣，一度風情萬種地冒出海面，隨後又消逝得無影無蹤。一種新的外來文化，只有進入原有的文化心理結構中，才算紮下根來。

現在看來，在近代天津城市的流變中，真正發生作用的還是本土的碼頭文化。這一歷史空間造成的熾烈爽利、逞強好勝、充溢活力的地域性格，是本世紀以來運用外來商機，將天津發展為北方商埠的人文基礎。如果天津再發展，一定還離不開它。問題是怎樣剋制自己地域的侷限了。

任何地域文化，它都有優根，也有劣根。它們像一張紙的兩面，孿生一對生出來的。無法選擇。於是，文化思考的意義則是，怎樣闡發它的優根，扼制劣根。更聰明的則是利用劣根。

寫到這裡，我停下手來，不再指指點點。指點多了，反被別人指點，這我深知。

1996。6。16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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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的天津 | 指指點點說津門（上）：過去曾經有“兩個”天津

天津文化地圖

副標題：熱愛我求學的城市

作者：馮驥才 主編、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 編制

出版社：天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2021-6

頁數：260

裝幀：平裝

ISBN：978754478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