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美）馬賽厄斯·德普克等著，吳嫻譯。格致出版社，2019年6月

文 | 賈擁民

焦慮似乎已經成了新的“中國特色”，而最讓中國家長焦慮和糾結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孩子的教育。

育兒之所以會成為一個特別令人焦慮的社會話題或社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缺乏一個一貫的理性視角有關。許多家長整天焦慮，但是真的認真思考過“育兒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我要怎樣育兒才是合理的”等問題嗎？這時候，我們需要經濟學思維。

美國耶魯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兩位經濟學教授馬賽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兩人合著的《愛、金錢和教育：育兒經濟學》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育兒問題的框架。兩位經濟學家秉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開創的思路，揭示了家庭育兒決策背後的經濟機制和經濟規律。特別可貴的是，這本書視野非常開闊，討論同時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令人信服地闡明瞭經濟激勵和約束如何影響了不同國家的育兒習俗。

中國家長焦慮的根源

《育兒經濟學》開篇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從美國到中國，無論富裕抑或貧窮，不管男孩還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樂成長，有所成就。然而，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卻千差萬別。美國和中國的父母越來越權威、專斷，“育兒戰爭”日益激烈；而北歐的父母相比之下更為寬容。這種差異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接受馬賽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的假設，父母總是愛自己孩子的，願意在教育孩子上進行投資。更具體地說，對於孩子，父母一方面是利他主義的，願意付出高昂成本——時間、精力、金錢、面子等——去提高孩子的福利；另一方面，父母又是父愛主義的，認為應該為了孩子未來過得更好，適當限制孩子當下的快樂。父母同時存在利他主義和父愛主義動機，不同的父母之間的區別只是兩種動機的強烈程度不同。在此基礎上，父母實際做出的育兒投資決策，則取決於不同環境下的經濟激勵和約束，而且環境是會改變的。

德普克和齊利博蒂在考察了北歐、美國和英國、日本和韓國以及中國等國家的育兒方式隨時代演變的過程後指出，經濟不平等狀態是決定不同育兒方式的關鍵因素：收入差距越大，父母在育兒上的投入就越大，父母就越可能採取密集型的育兒方式，尤其是當收入不平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教育回報率上升的時候——教育回報率越高，收入越不平等，父母在育兒上的投入也會越大。

這個答案不可能有錯。但是對於中國家長來說，本書提出這個問題和給出答案的方式可能會有點誤導。眾所周知，父母和孩子之間最常見的分歧，就在於如何權衡當下快樂與未來成功。如果孩子當下的快樂，能夠有助於他們未來的成功，那麼中國家長肯定就不用這麼焦慮了。

這裡首先要破解一個誤區。北歐各國的寬鬆育兒方式，絕不是對孩子的不管不問。（符合上述假設的）北歐家長對孩子的教育可以說也是密集的，只不過這種“密集性”主要體現在投入的時間和感情上，而不像中國家長這樣主要體現為要代替孩子做出許多決定、要花費掉大量金錢讓孩子學這學那。

中國家長很清楚，育兒要付出代價，他們也非常願意付出。這不是他們焦慮的原因。他們焦慮的原因在於，明明知道在這種育兒方式下，孩子現在不快樂，而且這種當下的不快樂不一定有助於孩子未來的成功，但還是不得不繼續這樣做。

從經典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角度來說，教育也好，健康也好，花掉的支出既是消費也是投資。如果今天的投資，不能成為消費（一般來說，消費應該能夠給孩子帶來快樂），反而只能成為一種耗費，甚至可能還會對未來的資本產生反面作用，被迫進行這種投資的家長怎麼會不覺得焦慮呢？更何況，還有很多中國家長在進行育兒投資時根本就沒有明確目標。

北歐父母當然也在育兒上進行投資，只是他們投資效率更高，投資目標更明確；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育兒投資，“天然”避開了前述父母與子女的核心衝突。而北歐家長的幸福（以及北歐孩子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也就體現在這裡：孩子成長過程中所能享受到的快樂，對他們日後的成功是有利的。

這從《育兒經濟學》一書引用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結果也看得很清楚。在北歐各國，人們認為想象力和獨立性是孩子需要學習的最重要的態度或價值觀。北歐父母希望孩子日後成為這樣的人，他們所處的環境又有利於他們盡力將自己的孩子培養成這樣的人，孩子自己也可以快樂地成為這樣的人。真是太幸福了！但是真的能夠一直如此嗎？未必。事實上，北歐育兒方式向美國方式趨同的變化已經在發生。

育兒投資為何陷入困境

常言道，魔鬼在細節中。《育兒經濟學》一書最精彩的地方，我認為就是兩位作者對各國大學管理制度和大學入學制度的細節比較分析，這是育兒決策的直接約束條件。某個國家可選的、水平差不多且都很高的大學數量比較多，而且“高考”的分數不是唯一或最主要的決定入學的因素，那麼父母在育兒上的投資就可以比較靈活（如北歐和德國）。相反，如果一個國家頂尖大學數量很少，而且“高考”的分數是唯一或最主要的決定入學的因素，那麼父母可以選擇的育兒投資就非常有限了——事實上，只能投入激烈的育兒戰爭。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情況大致如此。

但是德普克和齊利博蒂對中國的分析仍然有些流於表面化。中國的大學管理制度和大學入學制度的問題，除了頂尖大學數量過於有限、入學幾乎完全依賴高考分數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高等教育供給管制和戶籍決定論式的入學機會不平等。

將中國的情況與美國的情況做個粗略的比較，也許有助於說明這一點。美國的大學分層也非常嚴重，學生為進入頂尖大學而展開的競爭也非常殘酷。但是與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那些為了進入最好的大學而參加殘酷競爭的美國學生（及其家長）是主動選擇的，在為進入大學而準備的過程中習得的能力，對日後繼續學習有用。相比之下，中國學生（及其家長）則是被裹挾的，他們用來獲取高分的能力，基本上只有敲門磚的作用。這是供給管制導致需求方選擇權受限的一個典型例子，而入學機會的戶籍不平等，則使之雪上加霜。

中國家長“言必稱清華”，說明育兒投資決策已經陷入了困境。從根本上說，許多中國家長的育兒投資並沒有明確目標，他們並不清楚希望將自己的孩子培養成什麼樣的人，也無暇考慮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未來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當然，這不能全怪家長；事實上，即便是“希望孩子將來可以賺更多的錢”這樣一個籠統的目標，家長們也無法有效地堅持（孩子未來的收入水平，是衡量育兒投資是否成功的一個比較沒有爭議的指標）。

他們在實際進行育兒投資時，只能落實為“上一所好的幼兒園”“上一所好的小學”“上一所好的中學”“上一所好的大學”這種目標，而實現這些目標的條件，則是足夠好的分數。這樣一來，育兒往往最終歸結為讓孩子取得更好的分數，儘管他們知道，中小學階段的分數遠遠不等於未來獲得較好收入的能力。因此，即使育兒投資實現了階段性目標，也可能不利於長期目標。至於那些未能取得階段性成功的家庭所白白耗費掉的資源，就更加不用提了。在這個意義上，嚴格地說，中國家長在育兒上的許多投入，甚至根本不能構成投資。

《育兒經濟學》的作者聲稱，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政府介入，以糾正市場失靈。但是，中國和美國，在育兒方式越來越密集這個現象上，症狀似乎是趨同的，原因其實並不一樣。中國教育最緊的約束是供給管制，板子不能過快打到市場失靈上。從根本上說，任何市場，只有在真正擴大了之後，才對弱者最有利。教育也不例外。培育一大批好大學（但不必一定是規模很大的大學），應是當務之急；向私人開放大學教育市場，應該是最能起釜底抽薪之效的方法。

家長能夠做些什麼

人在個體層面上沒有能力直接改變社會環境，因此一般而論，面對經濟日益不平等和教育投資回報率增大的趨勢，作為中國家長，參與育兒戰爭是一個理性選擇。而且，這也不能去怪“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任何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都會受到社會環境和政治經濟體系的影響，說中國家長就是喜歡“雞娃”，然後從道德上加以譴責，實質上會起到為真正的制度問題開脫的作用。

在《育兒經濟學》中，德普克和齊利博蒂告訴我們，一定要有動態的思維，今天的工作崗位，也許明天就不見了。因此，除了培養健全的人格之外，開發和保護孩子的興趣和天賦將變得非常重要。

在這方面，一定不要落入空洞的“減負”陷阱，那其實只是限制作為需求方的家長的選擇權的一種形式；相反，或許應該讓孩子在早期的時候儘可能多上興趣班（而且不可限於學科興趣班）。從投資的角度來說，多上興趣班可以說是一種風險投資，作用是有助於發現孩子的天賦，保護孩子的興趣。萬一孩子真有天賦，那麼就有機會擺脫成為考試機器的路徑；即便孩子沒有天賦，也可以擁有更豐滿的人生，不會在考完試就陷入空虛。

（作者為均衡研究所學術顧問、浙江大學跨學科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本文首刊於2019年12月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