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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勇 | ​“紙糊的樊城”:也曾金戈鐵馬,也有英雄壯歌

2021-06-25由 週記 發表于 母嬰

李俊勇 | ​“紙糊的樊城”:也曾金戈鐵馬,也有英雄壯歌

李俊勇,襄陽市漢水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拾穗者民間文化工作群成員。

李俊勇 | ​“紙糊的樊城”:也曾金戈鐵馬,也有英雄壯歌

“紙糊的樊城”:也曾金戈鐵馬,也有英雄壯歌

文/李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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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打的襄陽,紙糊的樊城”在襄陽幾乎是婦孺皆知,外地人可能也是耳熟能詳。

同襄陽城一樣,樊城也是兵家必爭之地。“紙糊的樊城”也有熱血沸騰,也有英雄壯歌。

“一封書信到樊城,拆散我弟兄兩離分。”“我一心坐定樊城鎮,願做個不忠不孝人。”這是京劇《伍子胥》第一折《戰樊城》裡的經典唱詞。《戰樊城》講的是楚平王佞臣費無極謀害伍奢父子,伍尚、伍員兄弟一個前往郢都以盡孝道,一個留駐樊城以備復仇的故事。伍子胥鎮守樊城似無史料可稽,但《戰樊城》的傳唱說明清代梨園界對樊城作為軍事要地的肯定與傳播。

“東連吳楚,西通巴蜀。峴山峙其南,漢水環其北。天下形勝,樊得百一。”這是曾任明代襄陽知府的吳華從軍事戰略意義上對樊城地理形勝的評價。

這“百中有一”的評價裡除了樊城的軍事地理意義外,恐怕還包含有軍事戰例的影響吧。

楚鄧之戰後,真正讓軍事重鎮樊城驚豔於世的真實戰爭,當屬東漢末期到三國時期的群雄逐鹿。先說個小戰役吧。東漢初平三年(192年),袁術派孫堅攻擊劉表,在樊、鄧之間打敗劉表部將黃祖。急於取勝的孫堅跨江擊劉表,單馬行峴山,在鳳林關為黃祖流矢所中。這位伐黃巾、討董卓、威勢赫赫的破虜將軍在此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李俊勇 | ​“紙糊的樊城”:也曾金戈鐵馬,也有英雄壯歌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親率大軍南下,而劉表次子劉琮遣使者向兵臨城下的曹操投降。此時投靠劉表達七年的劉備只能含淚抱屈,放棄屯守的樊城,攜民眾渡江南下,過襄陽而不入,亡命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漢中王劉備拜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攻打守衛樊城的曹仁部。於是,一代武聖在樊城的歷史舞臺上演了驚天動地的水淹七軍、驚心動魄的刮骨療毒大戲,擒于禁,斬龐德,重創曹魏,威震華夏,以致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此役堪稱劉備十一年前倉皇棄城的雪恥之戰,無疑也是關大將軍軍事生涯的巔峰之戰。

行文至此,我發現這兩次三國戰役頗有意思。孫堅樊城小捷,很快送掉了性命;關羽樊城大勝,不久遭遇大意失荊州,最後敗走麥城,殞命臨沮崗。兩位三國時期的蓋世英雄,慘死之前都著實在樊城風光了一回。

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襄陽地區作為軍事重鎮的戰略地位迅速攀升,只要發生戰爭,樊城便是戰火不斷,可歌可泣。

時光到了南宋,宋元之戰更是讓樊城充滿了悲壯與慘烈。鹹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艱苦的襄樊攻防戰逾五年後,阿爾哈雅(又譯阿里海牙)率元軍攻陷樊城。宋荊湖都統制範天順在“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的嘆聲中自縊。統制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也以“將軍死於國事,我豈以獨生”的信念赴火殉職。英雄末路,以命相惜,以身報國,盡顯錚錚鐵骨。如今,後人在樊城西敵臺為英雄建造的三賢祠早已不存,但這幅慘烈的畫面一直定格在歷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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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打的襄陽,紙糊的樊城”,是對襄樊二城軍事意義,特別是軍事防控能力的基本估判。至於這句話最早出自何時、出自何人,我們已無法考證,但它儼然成為描述這個城市特徵的關鍵詞之一。

既然樊城也是歷來兵家必爭之地,那麼為什麼還會有“鐵打的襄陽,紙糊的樊城”的說法呢?襄、樊夾江相望,為什麼對它們軍事攻防力量的評判如此懸殊呢?

李俊勇 | ​“紙糊的樊城”:也曾金戈鐵馬,也有英雄壯歌

一般認為,襄陽城池高大堅固,南有峴山為屏,易守難攻;而樊城則是四戰之地,無險可守。

其實,歷史上樊城也有城池,且有九門,城牆的高度和厚度仍可在儲存完整的定中門找到實證,冷兵器時代用來抵禦外敵的侵入還是綽綽有餘的,上世紀50年代在屏襄門發現的“孟珙設伏戰勝處”石碑也證明了這一點。

所謂的“紙鐵論”應當是後人站在南方政權的立場上,以分裂時期南北征戰為背景,以南守北攻為基礎,以二城歷次戰爭勝負為實證而形成的結論。中國古代戰爭史上襄樊二城軍事戰略地位一般是在南北交鋒時凸顯,南方軍事集團繼承了楚人“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的攻防心理,在構築防禦據點時自然倚重南岸的襄陽城。這一點很容易理解,當局利用峴山、漢水為天然屏障,加大對襄陽城經營和建設的力度,除了大多數軍事力量集聚在漢水南岸,而且政治力量如官員衙署都集中在襄陽城;樊城只是軍事攻防的橋頭堡,能守則守,不能守則撤至襄陽固防。如南宋開禧二年,為避金兵鋒芒,招撫使趙淳火焚樊城,退守襄陽即是顯例。而相對應的北方軍事集團則是另一種心態,要啃下襄陽城這塊硬骨頭,必須先拿下樊城,封鎖漢江,切斷襄、樊呼應,而後再圖南進。正如元兵主帥阿爾哈雅所言:“襄之有樊,尤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樊下則襄可不攻而得。”無視或者否定樊城的軍事意義,就無法確立“大襄陽”在中國戰爭史上的戰略樞紐地位。

上述認識還可以從更早的戰例中找到實證。東晉咸和七年(332年)四月,後趙石勒的部將郭敬攻陷襄陽後,居然“毀襄陽城,遷其民於沔北,城樊城以戍之”。到了七月,駐紮荊州的東晉太尉陶侃趁郭敬南掠江西時,派兒子陶斌和部將桓宣,乘虛攻樊城,破之。隨後,桓宣奪取襄陽。《水經注》所載的桓宣碑記了此事。

3

北人勝了鎮樊,南人則守襄,各自以漢江為界,背靠自己的大後方,把自己的城池經營得固若金湯,將對岸頂多當成拱衛之城來構築。南北方軍事勢力消長之間,襄樊二城的戰略地位發生戲劇性變化。

所以我認為,

襄樊二城在軍事防控能力上的優劣差別是統治階層的政治謀略、軍事策略、經營重點與地理形勝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交戰雙方在政治力量、軍事力量及自然力量較量後的綜合結果。

但不管咋說,“紙糊的樊城”裡也有過金戈鐵馬,也有過英雄壯歌,同襄陽城一樣,也是攻防雙方都十分重視的軍事要塞。

李俊勇 | ​“紙糊的樊城”:也曾金戈鐵馬,也有英雄壯歌

元代統一以後,特別是明清以來,大型南北戰爭相對較少,加上冷兵器向火器時代推進,傳統的戰略定位漸次下降。

襄樊二城在政治上實現了完全一體化,城市管理者對襄樊二城的城市定位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南城北市”“南政北商”,樊城的城牆不斷圮毀,軍事地位愈加減弱,防禦能力更是急劇下降,至此“鐵打的襄陽,紙糊的樊城”成為兩城軍事地位的最好詮釋。

END

主編:周建春    編審: 胡春   天堂  張道虎

圖片來源於網路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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