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西北部，十堰市，竹溪、竹山、房縣，以及神農架一帶，西周和春秋初期都屬於庸國的勢力範圍。

庸國，夏王朝時就已經存在的上古部落大國。

庸國，是響應周武王號召反商聯盟的主力成員，是參與西周反商的八大牧誓諸侯國之一，排在首位，排在後面的諸侯國大部分是庸國的附庸國或者附屬國。

庸國國力強盛的時候，領土範圍一度包含：以現今湖北十堰市的竹山縣為中心，北臨漢水，西跨巫江，南接長江，東抵武當，庸國的都城大約在湖北竹山縣西南一帶。

周武王滅了商分封天下諸侯，庸國的爵位為侯國，是周王朝版圖範圍內西南片區的方伯之國，方伯是區域內諸侯國的諸侯長，有時可以代天子行政令。

當然西周王朝對庸國、巴國、荊楚一帶的控制力不太強，所以這一片區的諸侯國的領土長期處於動態平衡的狀態，此消彼長，巴國和庸國也長期是這一區域雙雄並立的存在，隨著楚國力量的崛起，這一平衡的格局被打破了，楚國一開始更多地擠佔了庸國的勢力範圍。

從楚若敖到楚武王的三代楚君，一以貫之地在江漢平原上蠶食領土，已經據有江漢平原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楚國採取的也是農耕立國的戰略，國力日漸強盛而且持續性、增長性都是非常有保障的。楚武王拿下權國設定為國君直轄的權縣後，楚公室的財力也是更加雄厚，楚國在漢東領域的擴張，不可避免地跟庸國產生了地區領導權和話語權的利益衝突。

楚若敖爺爺的爺爺賜封給他兒子的夔國，其位置大約在庸國的南面，屬於百濮部族勢力範圍，百濮是一個鬆散型的部落聯盟體，聯盟體的聯盟長代表濮國以濮國國主的身份與周王室以及周邊諸侯國進行邦交、斡旋；

楚若敖賜封給他兒子的鬥邑，在庸國的北邊，與鄖國為鄰，鬥邑的首任封君公子鬥叔馬上就與鄖國聯姻娶了鄖國公主為正妻，鬥邑的公子鬥叔在那一帶也很吃得開的；

所以南夔國、北斗邑一南一北，加上楚國本土，從三面形成對庸國夾擊的態勢。

楚武王發起的沈鹿會盟的漢東峰會，正契合了區域穩定發展對話的需要，庸國也需要在峰會上發出話語，甚至尋找新的盟友以便鉗制楚國快速擴張的發展勢頭。

庸國，在鄾國的再上游，水路多個兩三天的行程，參加漢東峰會約20天的單程是足夠的。

漢東峰會，更多的是一種社交場合，由楚武王牽頭組織，區域內的大夥兒好多都是初次見面的，喝酒聊天吹牛神侃，當然內裡都是在互相摸底窺探虛實，

巴國、濮國、庸國、鄖國、絞國、鄾國、貳國、軫國、羅國、申國、鄧國、江國，加上主辦方楚國、承辦方沈國，一共有區域十四家諸侯國的國君出席了漢東峰會，與會國君都很給楚武王面子，響應楚國的倡議，達成了沈鹿會盟。

稱呼為會盟，就是與會各方一致發表了聯合公報，峰會有了框架性的成果。

十四國中，從地域區分，有兩大陣營，漢水西岸和漢水東岸。

漢水西岸的傳統大國有巴國和庸國，現在加入了新崛起的楚國，以及重新組合成聯盟體的濮國，區域形勢相當的微妙；

漢水東岸，與會的諸侯國中，實力較強的是鄧國、申國，他們隔江相望，因為數百年間他們習慣了潮水的潮漲潮落，認定了楚國也許還就是衝浪潮頭的浪尖，遠遠的另一股後浪就會隨之撲騰而來的。

自然的，一場峰會，是解決不了分歧的，尤其都在一個盤裡爭奪食物的時候。庸國討不到楚武王的什麼便宜，楚武王當時的楚國國力也難以對庸國形成壓倒性的優勢，雙方拉鋸你爭我奪，一直到楚武王孫子的孫子，楚武王的玄孫楚莊王即位。

跟楚武王即位謀劃籌備到第三年滅了權國一樣，楚莊王也是即位後的第三年，聯合了秦國、巴國組成秦巴楚三國聯軍行一舉滅了庸國，那已經是公元前611年間 的事情了，距漢東峰會還要93年的時間，相當於一個百年哪。

庸國的國力足見一斑。

庸國是一個侯國，周王朝時期，有一個杞國，是公爵國，被滅國的很早，留下了一句世人詬病它的成語“杞人憂天”。這句成語就在春秋後期，看來杞國被春秋計程車子詬病得太狠了，才會這麼快地出來一句網紅式的熱搜關鍵詞。

與杞人憂天語義相近的成語“庸人自擾”，它的出現是到了後世唐朝時期。

庸，原生的古義為：行事能變通，謂之庸。那是非常有能耐的意思。

庸，現在的字義為：平常的，不高明的，引申含義為中性的“需要”。

字義180度的變化，是因為庸國前後判若兩人、極大反差的變化帶來文字含義的變化。

估摸著，庸字詞根的原生詞意從“關於變通”演變成“非常平常”，大約是到了唐朝前後了。唐朝的讀書人更多，更多的讀書人就會列卷，於是捲到了春秋的庸國，至少留給了後世某種啟發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