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如同之前中國的諸多朝代一樣，在它的上升期，透過卓越的軍事能力，建立起新政權，於王朝的繁榮期，創造出征服四方的軍事功績，讓朝代達到頂峰狀態，迎來大一統的局面。至今，我們仍感激清代為中國領土發展做出的貢獻。

強盛的軍事實力是大一統的局面形成的原因，而穩定與繁榮的局面卻又慢性地損害著政權的軍事能力，危機往往孕於和平當中。反觀給中國帶來侵略戰爭的西方列強，歷來保持著小型國家的傳統，邦國林立，彼此征伐，誰也無法建立起類似於中國的“大政權”，但也正因為“小政權”的傳統，讓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始終保持著軍事上的生機與活力。在迎來導致生產力水平躍升的一系列機遇之後，歐洲幾個國家率先發展出領先的綜合實力，得以成為“世界先進水平”的定義者。

當他們侵略中國時，“近代的尺度”開始衡量古老的中國。同時在中國的內部，在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背景下，國家人口不斷增加，土地依然有限，人地矛盾加劇就隱含了可能會爆發的危機。內外因素都在等待合適的機會釋放出能量，清朝勢必面臨嚴峻內外的挑戰，在軍事方面則是首當其衝。

太平天國、捻軍之亂，與英法聯軍入侵之役接踵而來，共同發生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內外交困讓清政府受到的衝擊到達頂峰。危機催生變革，艱難挺過雙重衝擊之後，整頓王朝經制軍隊、奮發自強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清朝的軍事制度在這一時期的內戰外戰當中表現出了多方面的不適應。

由於在日常的職能上承擔著繁重的執勤任務，如看守城門、關卡，傳令警戒、緝捕嫌犯等等，一遇軍事任務，八旗、綠營必然難以抽調人手，處處兵力不足，捉襟見肘。為應付這些職責，人員又必須分散佈置，設防於四面八方，使得本就兵力不足的情況愈發惡化。

八旗、綠營應有的國防軍屬性淡化，反倒更像是武裝警察。由此，軍事訓練的荒廢、戰鬥力的下滑成了必然。駐紮在各大中心城市裡的旗軍，逐步地市民化，進一步損傷軍隊戰鬥力。到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內徵外討時，清廷不得不嚴重依賴蒙古八旗馬隊，這是僅剩的還有戰鬥力的軍隊了。

主要原因在於蒙古八旗不脫離牧區生活，沒有沾染上內地市井惡習，傳統的遊牧生產方式幫助他們保持住了戰鬥力。面對這一困局，正確的解決之道，需要建立起專業的警察隊伍，軍警分明，軍隊則應當專事操練，不管其他，走上專業化發展道路。清朝的警察制度雖然要到辛丑年以後才成為現實，綠營軍隊在湘淮軍興起之後的演化實際卻體現了這一大趨勢。

八旗軍總員額二十萬，問題是有駐防旗軍分散孤立，相顧無暇，難以互施援手，兵力單薄，易遭各個擊破。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為在東南沿海抗擊英軍入侵，道光帝全國各省調兵趕往前線，速度竟不及敵軍從南非、印度航海到中國，到處被動挨打，十分狼狽。

太平天國起義時，從廣西到湖南、湖北，如滾雪球般發動了大批群眾參與，勢如破竹，輕易地就在起義初期衝破各地旗綠營兵圍追堵截，席捲半壁江山。兵力的單薄，佈局的分散，使清軍在戰爭中屢屢陷入危局。

血的經驗教訓指明，整頓八旗的關鍵，在於新建起建制集中、易於徵調的野戰軍。與此同時，在南方，湘、淮兩軍則能夠挺過與太平軍作戰的困難階段，最終拖到太平天國經歷殘酷內鬥、實力大損之後，將對手徹底擊敗，靠的就是建立起了能夠機動作戰、不侷限於駐防地方的野戰軍。

在北方，經歷了京津地區與外敵的血戰之後，京師八旗軍成立神機營，正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的。神機營最初為集訓性質的編制，後來隨著西式武器、訓練的逐步到位，成立了威遠隊之後，演變成為一支精銳力量，其整個變化的過程恰與湘、淮軍的“建制集中、機動作戰”作戰理念相同。在近代化的衝擊之下，古典色彩濃厚的軍隊不適應烈度增強的殘酷戰爭，催化出了具有近代化特徵的新式軍隊。

統治者當然不甘心八旗兵就這樣墮落下去，咸豐帝也花了大力氣開展了專門旗軍整頓。

那麼八旗軍的整頓有效嗎，要說歷史上的各種變革是否有效，主要可以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變革是否深刻？二、是否有可持續性以走出自強的新路？

八旗軍以京營部隊為主進行的整頓改革，雖然提升了編制、訓練、裝備的水平，但仍然無法改變清政府依賴於後期的湘、準軍的局面。改革之後八旗軍，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兩次重大發侵略戰爭裡，無力改變局面。革新也沒有成為勵精圖治的契機，讓清王朝因得以重新振作。

八旗制度重走了明朝軍隊建設的老路。明朝晚期，在軍事領域出現了戚繼光開創的制度創新。眾所周知，明朝軍隊管理靠的是衛所，衛所制度的宗旨是兵民合一，時日長久，便逐漸化兵為民，喪失了戰鬥力。

戚繼光不拘一格創立新軍，擺脫了舊制度的沉重負擔，讓新的軍隊面貌煥然一新。清中興名臣曾國藩在軍制上極力推崇前朝戚繼光，他認為戚繼光的那套模式在今天看起來還大有用處。

在他看來，八旗制度在建立之初，編組作用顯著，組織動員能力突出。然而很快隨著國家全域性的穩定，出現社會生活化、市民化的趨勢，演變過程類似明朝的衛所，而解決之道，也不難在戚繼光的革新中找到。

不難發現，要讓八旗軍走向新生，必須要擺脫戶籍、兵役制度的雙重屬性，變為單一的兵役制度，去除市民化、社會生活化傾向，實踐專業化之路。只要八旗制度不做出這一調整，整頓革新難以深入下去

。

在曾國藩看來，八旗軍雖然學習了樣式操練，但只是停留在簡單模仿階段，對於新軍事知識的學習，不去深刻研究其內裡。要能夠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選派留學生、聘請正式的教官、顧問，勢在必行。

問題在於當權者眼裡，這無疑是大逆不道的舉動，特別是對教官、顧問，極為敏感，擔心會喪失軍隊控制權。其實，主動積極去學，化被動為主動，更可能讓洋教練為我所用，決不至於大權旁落。只有在被動接受英法提出練兵計劃，總被人牽制的情況下，實權旁落才會成為操心的議題。

軍器方面，多虧沙俄送來多達萬支洋槍、數門火炮以及配套彈藥，旗軍才有機會實現裝備水平躍升，解了燃眉之急。還順便激起了列強之間的相互競爭。然而在記載這批武器的清冊檔案裡，可以看見各處清軍見有此利器，紛紛領取使用，至於彈藥消耗、槍支損壞卻沒有人關心，也從未有主動尋求制器良方的舉動。

對在江蘇任職的李鴻章，滿清貴胄大為依仗，從旗人裡派員前往學習西洋機器原理，可還是下不了轉型升級、自行製造先進火器的決心。清政府官僚機器適應了二百年不變的運轉方式，慣性太大，積習深重，在新鮮事物面前已經不知所措。

辦廠制器的缺失，讓八旗軍的裝備改善虎頭蛇尾，難以延續，只得依賴洋人，多方採購，極易受到外方的刁難與限制。張之洞之所以力主創辦軍事工業，就是因為中法戰爭中求購軍火大受洋人的窩囊氣，刺激太深，遂下定決心辦廠，就有了流傳後世的“漢陽造”大名。滿清上層則沒有這樣的體驗，為八旗軍建立起配套的近代軍事工業一事也就無從談起，旗軍整頓革新自然也就虎頭蛇尾。

遺憾的是，轟轟烈烈的八旗軍整頓就這樣夭折了。在筆者看來，這一過程，起於內外交困，過程中仰仗中外合作，銷聲匿跡於清王朝無可救藥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