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是晚清第一次軍事力量變遷中最具有代表的軍隊，湘軍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清朝原有的軍事力量的格局，並且這種格局的改變也衝擊了原有的軍政關係，對清朝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有著深厚的影響。

湘軍的出現並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清朝原有軍事力量積病日久後，在太平天國運動這一衝擊下出現的必然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湘軍儘管是這一時期最具有標誌性的，卻並不是全部，但是從湘軍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到湘軍背後所代表的“勇營制”對原有格局的改變。

曾國藩組建湘軍的動機

可以說，勇營兵影響了清王朝半個世紀，而這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標誌性軍隊必然是湘軍。

從清王朝的角度來看，定然是湘軍這樣一支軍事力量解決了王朝面臨的重大軍事危機，使得帝國的統治轉危為安，從而才有機會進入所謂的“同治中興”。

湘軍的歷史與太平天國的歷史息息相關，他產生的目的就是剿滅太平天國，而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湘軍的主體部分也隨之解散，但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以及其遺留的軍事制度卻對下半葉的中國發揮著持續且重要的影響。

1852年，正是太平天國運動發展得轟轟烈烈的時候，這一年太平軍從廣西取道湖南，於年末攻下岳陽，又於次年初攻下武昌進而席捲包括現在安徽、江西、江蘇、浙江、江蘇等長江下游地區。

太平軍對清王朝統治帶來的危害，已經從一支地區性的流寇，變成了控制著一整個區域的軍隊了。

對於清王朝而言，這意味著叛亂的範圍擴大了，需要投入的軍事力量和財政開支增加了。

既有軍隊無法依仗，地方的官僚和士紳們又回憶起了曾經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中獲得的經驗，開始向朝廷上奏舉行團練了。

對於清廷而言，一方面團練在以往鎮壓白蓮教的過程中確實表現出了其可取之處，但另一方面，這種不受朝廷絕對控制的軍事力量又使得朝廷十分抗拒。“不得不用”是清廷對於團練的最好態度。

基於此，1852－1853年間清廷陸續從在籍官員中任命了將近四十三人，奉旨興辦地方共十省的團練作為對地方團練的控制手段。

當時正在老家丁憂的曾國藩就收到了來自朝廷的任命，並且很快就趕赴省城開始了練兵。但實際上，曾國藩從一開始就既不對綠營兵抱有任何幻想，更不認為所謂的“團練”有什麼用處，曾國藩對於團練的態度是消極的。

原因在於，團練的存在本身是由鄉里自發出錢，自發組織形成的武裝，而湖南目前的情況是“鄉里編戶，民窮財盡”，認為辦團練“非多斂錢文不可”。

所以曾國藩提出“重在團，不重在練”，認為清查鄉里戶口，切斷他們與“匪軍”的聯絡才是重要的。

事實上，曾國藩對於團練與清王朝有著同樣的擔憂，他本人也很懷疑這樣一種不能夠被中央直接控制，而交由地方士紳管理的軍事力量能否良好執行。所以從一開始，曾國藩就下定決心建立一支新式的軍隊。

1853年太平軍攻克武昌後，棄城東下，而曾國藩這時候也開始了他的練兵。

事實上，曾國藩所練軍隊在當時並不稱“湘軍”，在當時所組建的軍隊被稱為“勇”，比如江忠源率領的部眾稱作楚勇，而曾國藩組建的為湘勇，這些各式各樣的勇在現今被一個更大的概念“湘軍”所指代。

至少在1853年9月時，湘軍已經有近三千人，但是湘軍將領們都認識到，這樣的規模不但偏師一支，並且還會加入其他地方的綠營兵進來，造成領導混亂。

所以曾國藩目標是將人數擴充到六千人，與江忠源的部眾合為一萬，這樣便可獨成一軍。

並且同時，湘軍還在湖南開始訓練水師，以爭奪長江的控制權。可見從湘軍的規劃而言，曾國藩從一開始就打算組建一支獨當一面的軍隊，而非清政府希望的那種輔佐既有軍事力量的團練。

此後數年內，曾國藩及其手下湘軍影響力愈發強大，並且由於早期湘軍的領導人如羅澤南、江忠源都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戰死，曾國藩在湘軍派系中的領導地位也變得無可撼動了。

到了太平天國運動被徹底鎮壓的時候，從史料來看，湘軍已經是一支十二萬人的軍隊了＼由於湘軍是按一營360人計算人數，曾國藩於書信中提及的十二萬應是較為準確的。

私兵：湘軍的組織架構

由於湘軍自建立之初就有著取綠營兵而代之，成為與太平軍作戰主力的目標，所以湘軍在建立上就有著要革除既有綠營兵制弊病的目標。

同時，湘軍的定位也不是地方的團練組織，所以團練制度對於湘軍也很難有複製的意義。

所幸的是，一方面，早在曾國藩組建湘軍之前就已經有如江忠源組建的“楚勇”作為參考，這為曾國藩建設湘軍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參考。從湘軍的性質而言，其更類似於明朝時期戚繼光組織的“戚家軍”。

這種軍隊訓練的方式具有三種特點，其一是軍隊的軍事訓練度較高，不求人數規模，但求人員訓練有素。

其二是人員的選擇上多是專門從某一地挑選，人員之間有著宗法、血緣上的關係，如戚繼光在義烏選兵，傅鼐在其所在的苗疆直接招募本地人。

其三，但更深層次的，這樣的軍隊往往是作為將領的私兵存在，其效忠物件往往是下一級直接效忠於上一級首長，而上一級首長又直接效忠於更上一級，這一點儘管沒有被提及，但不可否認這種情況的必然性，以及其作用。

從湘軍的組織架構來看，確實與戚繼光的練兵方法類似，都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透過將戰鬥單位編為小隊，把構成軍隊的基本單位小規模化，使整個基本單位的構成專業化，來增強軍隊的整體戰鬥力，以達到可以以少勝多的目的。

這種組織方式顯然是比既有的綠營兵的優勢在於，從規模上而言精簡了許多，這就減少了所需要負擔的財政壓力。

從素質上來說重視成員的軍事訓練，每個單位都高度專業化，並且有相對應的指揮，難以出現以往綠營軍隊那種指揮混亂、人員不堪的情況。

但是這樣一種架構也存在著問題，其規模只到營便結束了，並沒有更高一級的單位，直到後期才設定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統領”職位以作為數個營統管的職務。

這在更大規模上的戰鬥中便容易又陷入指揮不協調的情況了，但是這種問題在太平天國時期並不會有太大影響。

湘軍的另一特點在於，是一種融親緣、血緣、業緣等關係到軍隊體系中的軍隊。從湘軍的招募而言，湘軍的營官由統帥挑選，再由營官挑選哨長，哨長挑選什長，什長挑選兵勇，這一過程中必須上級親力親為，成營過程是層層挑選。

這使得上下級關係十分牢固，兵勇效忠什長，什長又效忠哨長，哨長效忠營官，營官效忠統帥，內部形成了嚴密的等級關係，並且這種挑選多是基於某種“關係”——如師生關係、主幕關係、姻親關係、血緣關係等。

同樣的，這種關係也使得湘軍自始至終都有著濃厚的“個人”色彩，上級對下級負責，下級無條件服從上級，同樣也無法像綠營軍隊那樣隨意撤換人員。

對此湘軍有著另一制度設計，即湘軍需更換統帥必然也同時會完全裁撤更換其下屬。

湘軍同樣在人員的具體選擇上有著嚴密的規劃。比如湘軍計程車兵以湘鄉，寶慶一帶山僻地方為主，專取精壯的、樸實的、有土氣的農民，凡油滑的，有市井氣的，衙門氣的都一概不收。

一方面，湘鄉寶慶一帶是曾國藩等一干湘軍將領的老家，在這一帶招收兵丁能夠實現軍隊的j家族化，曾國藩認為，內部的同氣連枝有利於一支軍隊共患難。

另一方面是，湘鄉寶慶一帶的湘民多勇武質豐卜，勇武意味著能夠保障兵源的基本素質，質樸則有利於曾國藩等軍隊的思想教育。

曾國藩在其管理中常以“忠孝友”為指導透過這樣一套封建禮儀套用到高度關係化的軍隊內，以強化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力。

從選將而言，曾國藩以“忠義血性、以和為貴、仁禮愛民”為標準５湘軍將領大多都飽受教育，在有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中儒生出身的就有104人，佔58%。

更加抽象化而言，湘軍成立之初也有其“指導思想”。

“湘軍”對既有軍事力量格局的影響

湘軍出現之後，迅速取代了己有的旗營兵，成為了南方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主力。

儘管湘軍並非戰無不勝，並且在與太平軍的戰爭中早期還幾次大敗，羅爾綱對此認為太平軍戰敗完全是革命內部出現了問題，而非所謂湘軍有多強大。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自湘軍出現之後，太平天國的勢力逐漸開始收縮，再無早先那種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勢頭，在長江的中段和下段地區和湘軍陷入了長期的拉鋸戰。

這是與早先旗營軍隊時期不斷的被太平軍攻城略地所不能比的。湘軍在南方的軍事地位伴隨著江南江北大營的覆滅也變得無可撼動了，此時湘軍變成了唯一一支清王朝在南方可以依賴用以“剿賊”的軍隊了。

再到1863年的時候，曾國藩所率領的湘軍東邊有李鴻章的淮軍，南方有左宗棠的楚軍，而兩支又是在曾國藩的舉薦下由其領袖單獨組建的軍隊，可以說與湘軍同出一系。

他們共同完成了對太平天國的合圍，在一年之後滅亡了太平天國，從此成為中國南方唯一一股具有強大能力的軍事力量，而如何處理這樣一股軍事力量便成為了清政府的難題。

對於軍事力量格局的影響還並不止於此，更深層次的影響在於，湘軍讓各個地方的督撫看到了一種新的用以保證境內控制的模式。

既然舊有的綠營兵不堪重用，有的省甚至因為戰亂綠營兵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同時，清王朝此時也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困窘，北方的主力軍隊在英法聯軍的打擊下徹底崩潰，南方的主力軍隊江南江北大營又被太平天國所消滅。

蘇南地區的丟失與江南大營的敗潰，就使清政府陷於兵餉兩空的困難境地，惟靠各省督撫自籌兵餉同太平軍作戰。

直至同治三、四兩年多隆阿、僧格林沁相繼斃命之後，忠於滿洲貴族的兵將基本喪失，無論平時戰時，清政府要想維持自己的統治，除了依靠湘、淮勇營之外，也就再無其他選擇了。

事實上，尤其在湘軍與太平軍拉鋸中的主戰場如安徽地區，已經完全組織不起正規兵力了。

鄉勇便是當時對類似湘軍這一軍事力量的具體稱呼，各個地方都開始依靠基層組織的團練和鄉勇來作為旗營兵的替代品。

這使得勇營在之後的數十年內逐漸成為清王朝軍事力量中的常態化力量，並且取代了原有的旗營兵的地位。所以，這裡的“湘軍”並非是湘軍一支，而是湘軍為代表的勇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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