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內什：與幾十年前不同，當今美國社會崇尚個人自由。這未必是壞事，但它意味著美國社會更難長期動員起來對抗某個對手。

“遏制”學說由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提出以冷戰為主題的故事片，在數量上甚至超過一些熱戰。蘇聯解體30年後，我來到華盛頓一家重新開放的電影院，觀看由貝內迪克特•坎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主演、以古巴導彈危機為時代背景的《信使》（The Courier）。

在螢幕上，冷戰很好玩：它提供不少事關重大的素材，卻沒有（太多）流血。但一旦我們把當年的美蘇衝突視為當今時代的一個參照，麻煩就開始了。在一些人嘴裡，“遏制”中國已成口頭禪。級別不低的美國共和黨人大談特談“自由世界”。如果冷戰比喻只是不貼切的歷史對照，那麼它將僅僅是學術上的惱人立場。但風險在於它也是自我實現的。美國一些人的言論可能會使該國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一種姿態，而這種姿態忽視了本國社會已經發生多大變化。

關於如今這場超級大國對立與當年的冷戰在結構上的區別，人們已有足夠多的著述。顯而易見的區別包括：作為商品貿易大國、超過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的所有者，以及遊客和學生的來源國，中國與美國交織的程度是蘇聯從未有過的。要讓這兩個國家脫鉤，將需要一整個時代的技術工作。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擔任美國總統四年後的進展也不過如此。

但是2021年與——舉例而言——1951年之間的真正區別是美國本身的內在特徵。20世紀中葉的美國適合與某個外部對手進行無止境的對抗。那時它仍處在始於珍珠港的戰爭姿態中。徵兵制仍在實行中。人們對政府如此信任，以至於就連朝鮮戰爭——以僵局告終，美軍每年的陣亡人數超過後來的越南戰爭——也未曾引發真正規模的抗議運動。

作家歐文•豪（Irving Howe）所稱的“順從的年代”（Age of Conformity）並不完全屬實。搖滾樂發端於那個時代，而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性學研究的發現背離了聖經中的標準。然而在那個時代，美國整體上是一個穩定、宗教信仰虔誠、移民較少、由共識政治主導的社會，其軍事化程度之高，就連軍人出身的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也感到不安，促使他在自己的告別演說中就這一點發出了警告。

至少一代人以來，上述特點已沒有一個仍然反映美國的國情。公眾對聯邦政府的信心明顯降低。最近幾次外部衝突留下的記憶沒有榮耀可言。對多數美國公民來說，自1973年以來完全由志願兵組成的軍隊，是一個令人尊敬但遙遠的機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共識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兩黨對立，這種對立的尖銳程度很可能是所有富裕民主國家中最高的。

美國的敵人稱轉向喧鬧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墮落，但它很多時候是一件好事。它只是恰好意味著一個國家更難在長期基礎上圍繞某個外交政策目標進行動員。

這一切都不意味著美中較量將會逐漸消失。但是相較於當年的美蘇對抗，它很可能會以鬆散得多、以至於令人難以辨識的形式進行。最重要的是，它對普通公民的要求必然不會那麼高。脫口而出的“遏制”尤其輕率，因為“遏制”是一套深刻的學說，當年改變了美國在國內外的姿態，最終使提出這套學說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也感到驚駭。

毫無疑問，冷戰的某些技術維度已經重現：創新競賽，在經濟上向盟國獻殷勤。在天平的另一端，可怕的是，圍繞臺灣或其他一些爆發點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是，介於兩端之間、對多數公民具有實際影響的無限期戰備狀態，似乎超出了像現代美國這樣難以管治的社會的承受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對華鷹派看重的“自由”妨礙著他們想要的持久對抗。

外交政策討論往往把國內事務視為次要話題。但即使在威權國家，也很難將“高階”的外交政治與“低階”的國內政治分開。這些國家大多會考慮公眾情緒，即便其公民沒有選舉權。

在美國，脫離社會背景地研究外交政策更加不合邏輯。當年，信任政府和有凝聚力的美國人民最初團結起來對抗蘇聯。後來，在上世紀60年代接受了自由主義觀念的美國人迫使政府致力於緩和同蘇聯的關係，使美蘇衝突結束。

一路追蹤社會變化至當下，其影響十分清晰。喬•拜登（Joe Biden）總統沒有像他的某個民主黨前任（指約翰•肯尼迪——譯者注）那樣，要求選民為反對某個共同對手“忍受任何重負”、“應付任何艱辛”，這並不是因為他的演講水平有限。他只是知道在當今提出那種要求將是多麼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