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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行動-大衛的夢魘與救贖(16)

2022-03-28由 39號公寓 發表于 歷史

與瓦迪·哈達德的“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的第一次聯合行動是1975年1月在巴黎奧利機場,當時約翰內斯·

魏因裡希和出生於委內瑞拉的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 “豺狼卡洛斯”)試圖用俄國製造的RPG-7(火箭助推榴彈發射器)擊落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但魏因裡希兩發都沒打中,後來因提供襲擊中使用的汽車而在法蘭克福被捕。他在等待審判期間棄保潛逃,並於1977年成為卡洛斯的得力助手。

隨著

魏因裡希

的逃亡,第二個名叫漢斯·約阿希姆·克萊因的“革命細胞”恐怖分子與卡洛斯聯手進行了更加驚人的哈達德行動:1975年12月襲擊在維也納舉行的歐佩克(石油生產國)會議。他們的意圖是綁架石油部長,將他們從維也納空運到一個“友好”的目的地,並且只有在收到贖金和他們的政府發表親巴勒斯坦的聲明後才能釋放他們。如果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部長們將被處決。

除了克萊因,“豺狼”的突擊隊還包括第二名德國恐怖分子,來自“6月2日無政府主義運動(J2M)”的加布裡埃爾·克羅徹-蒂德曼,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人和兩名利比亞人。12月21日,他們襲擊了主辦會議的大樓,造成3人死亡,並劫持了62名人質(包括11名石油部長)。

霹靂行動-大衛的夢魘與救贖(16)

醫護人員將一名在1975年12月21日恐怖襲擊中受傷的男子抬出維也納的歐佩克大樓

在隨後與警察的槍戰中,克萊因腹部受傷。但在維也納醫院接受治療後,他被允許與恐怖分子和他們的大部分人質一起飛往阿爾及利亞。在短暫繞道利比亞後,飛機返回阿爾及利亞,人質被釋放,以換取高達2000萬美元的不明贖金(據稱由沙烏地阿拉伯支付)和安全離開該國。

然而,瓦迪·哈達德對此並不感冒。據“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巴薩姆·阿布-沙里夫稱,“這一極其複雜的行動的任何財政和政治目標都沒有實現”,哈達德認為這是“一次徹底的失敗”。卡洛斯“錯過了一個絕佳的機會”。當“豺狼”返回南葉門的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訓練營時,哈達德告訴他,他已經成明星了,而“我的行動小組中沒有明星的位置”。他被命令離開。

於是,“豺狼”離開了哈達德的“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自立門戶,他告訴巴薩姆,他正在考慮在南美建立一個直接行動小組,那裡有“大量的法西斯分子需要清理”。巴薩姆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豺狼”不具備管理一個恐怖組織的能力。他是一個“劊子手”而不是一個“智多星”,而且“這一次任務他沒能執行好”。

哈達德對“豺狼”行動的失敗並不氣餒,他開始與“革命細胞”一起策劃一項新的行動:劫持一架載有以色列乘客前往法國的飛機。他的“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將提供四人突擊隊中的兩人,即哈立德·哈利利和阿里·馬阿蒂,這兩名巴勒斯坦年輕人都是第一次執行任務(在劫機期間分別穿著黃襯衫和紅襯衫),“革命細胞”領導人博尼·博斯和布麗吉特·庫爾曼將組成其餘人員,由博斯負責總體指揮。

博斯已經在南葉門沙漠中的哈達德營地接受了訓練。現在輪到庫爾曼了,還有她的男朋友格爾德·施內佩爾,他正在為未來的任務做準備。除了清潔、修理和射擊武器(包括手槍、自動步槍甚至火箭筒),他們還學會了如何操作手榴彈和炸藥。

但是他們最有效的訓練是心理訓練:如何控制人質並與之交談。特別是庫爾曼,哈達德告訴她要與人質保持距離,不要為他們感到難過。“我們被告知要把它當作一次軍事行動”,施內佩爾回憶說,“不要到處給人質端茶送水。”

施內佩爾確信,庫爾曼可能覺得作為一個女人,她必須比突擊隊的男人“更強硬”。這與她所受的訓練相結合,是法航139號航班上的一些猶太人質後來聲稱她表現得像一個“納粹”的原因。他說,事實上“布麗吉特非常善良、非常有愛心…她通常是一個溫柔的人,但同時她也非常自律。”

庫爾曼沒有向施內佩爾提供有關她和博斯的任務的任何細節。相反,她只是告訴他,他在一段時間內不會聽到她的訊息,並補充說:“希望之後我會回來。但這是一次危險的行動。”當他問是否能和她一起去時,她拒絕回答。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晚上20時20分,以色列特拉維夫

在掌握了來自班加西的最新情報後,伊扎克·拉賓於晚上10點20分在耶路撒冷的辦公室召開了部長委員會的第二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阿隆、雅可比、賈多克和加利利,但佩雷斯沒有參加,他仍在特拉維夫的基里亞與參謀長古爾開會。

“這是新的資訊,”拉賓一邊瀏覽著面前的卷宗一邊說。“這架飛機在班加西的地面上停了七個小時,目的是加油。一名孕婦乘客被釋放。隨後飛機起飛了。。。我們不知道這架飛機現在去了哪裡。與此同時,本-古裡安機場處於最高警戒狀態。至於襲擊者的身份,似乎有四個人-兩名來自“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的阿拉伯人,以及兩名來自一個自稱為“革命細胞”的恐怖主義分裂組織的德國人。我們知道的就這麼多。”

由於隨後的“緊張”討論沒有給“知識或想法的總和”增加任何內容,拉賓便結束了會議前往他的私人住宅,並說如果有任何訊息應立即與他聯絡。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晚上21時,利比亞領空

乘客們仍然不知道飛機的最終目的地,雖然隱約意識到它在向南飛行,但他們試圖睡會兒覺。不過對有些人來說,這是不可能的。飛機上的人們為座位大聲爭吵,然後在飛機前部,一個女人可能是想到自己處境的嚴重性而發出了痛苦的尖叫。只有當女恐怖分子布麗吉特·庫爾曼板著“刻薄而充滿仇恨”的臉,威脅要給她一槍時,她才沉默下來。

當飛機繼續飛行時,米歇爾·科若注意到新“機長”-威爾弗裡德·博斯-一個被他描述為“一個大約30歲的金髮、胖胖的德國人”-“開始花更多的時間與乘客相處,試著微笑甚至開玩笑”。他不遺餘力地安撫他的同伴,尤其是那兩個仍然很緊張的年輕阿拉伯人。

漸漸地,他們變得“不那麼緊張了,一些乘客開始睡覺”。甚至小奧利維爾也“不再問問題,而是靠在他父親的肩膀上打起了瞌睡”。“我想過可能的著陸地點,”科若寫道。“我非常害怕阿拉伯半島的南部:南葉門,或者更糟糕的是,叛亂中的多法爾省。我更喜歡一個久負盛名、在聯合國佔有一席之地、擁有眾多外交關係的主權國家。”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晚上23時30分,以色列盧德

在被劫持的飛機離開班加西三個多小時後-大約是從那裡飛往以色列的時間-穆基·貝策和“秘密部隊”的反恐小組在本-古裡安國際機場的一個小機庫裡依然保持著高度警惕,這時亞當將軍和國防部長西蒙·佩雷斯走了進來。“裡面有幾個士兵,”佩雷斯寫道,“看起來嚴肅而認真。他們沒有表現出緊張的跡象。”

亞當要求貝策再次為佩雷斯複述計劃的要點,貝策照做了,他“輕敲身後牆上的機場地圖”,並“為每個小組指出“一、二、三、四”的位置。”

他繼續說:“這裡是跑道,塔臺將把飛機引導到這裡。”他指著地圖上標記的一條跑道。“像往常一樣,”他最後說,“如果我們採取主動,我們就能控制事態。有什麼問題嗎?”幾個士兵問了一些技術問題,然後房間裡陷入了沉默。

“這裡有人想發表意見嗎?”佩雷斯從機庫後面問道。

沒有人吭聲。

“這裡有人參加過比利時航空的營救行動嗎?”佩雷斯繼續問。

一個名叫丹尼計程車兵舉起了手。

“你想談談這個計劃嗎?”

“不想。”

“那好吧,”佩雷斯說道。“祝你們好運。”

但是,佩雷斯並沒有離開,而是把貝策、亞當、後者的助手阿維格多·‘亞努什’·本-加爾上校以及步兵和傘兵司令部的反恐負責人蘭·巴格上校(他花了一天時間與貝策一起完善計劃的細節)叫到一個側室。當門在他們身後關閉後,佩雷斯問道:“為什麼用這種方法,而不是營救比利時航空的方法?”

“因為,”貝策惱火地解釋說,“同樣的方法用兩次是錯誤的。”

亞當支援他的觀點。他告訴佩雷斯:“他們上週向總參謀部演示了這個方法。管用。”

“好吧,”佩雷斯說道。“我批准了”。

佩雷斯離開了,留下貝策和他的手下“繼續等待飛機出現”。隨著夜幕降臨,有訊息稱飛機向南飛去,而不是向東,“越過撒哈拉沙漠,進入非洲,遠離了我們的視野”。貝策仍然沒有排除這架飛機“突然飛越埃及南部然後進入紅海”的可能性。但到黎明時分,飛機“消失在中非”,貝策最終取消了機場的警報並返回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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