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自由主義美國，不僅男女演員同工不同酬的情況至今存在，玻璃天花板的性別政治同樣頑固。美國導演公會13750名成員中，女性導演只有1141人。希拉里最終敗給奧巴馬——至少有一點點暗示了性別政治不如種族政治更容易通關。

而我在巴黎蓬皮杜中心看到的一幅諷刺波普如是說——“奧斯卡政治：男人，白人。”影史中四位獲得提名的女性導演中，論電影的題材、手法和震撼程度，畢格羅最有把握朝這個男性統治的世界開上一槍。

《拆彈部隊》的時間設定在2004年——這一年，從阿布格萊布監獄傳來的酷刑照片大白於天下，虐俘醜聞浮上水面；這一年，四個美國商人在費盧傑被殺，重演了十年前美軍在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那次失敗的“黑鷹墜落”行動，同樣是屍體慘遭焚燒，這一事態的發展嚴重打擊了白宮在伊戰後重建問題上的樂觀情緒；這一年，美國軍事死亡人數達到1000名。

這是她的時代。終於，59歲的凱瑟琳·畢格羅宣告了奧斯卡新紀元的到來。2012年的《獵殺本·拉登》依舊不談政治，沒有飛機撞上雙子塔，沒有小布什的誓言，沒有奧巴馬宣佈勝利，只有那些花了十年時間追蹤本·拉登的人，就像巴格達街頭那些日日夜夜踩雷區的拆彈士兵，這些最不為人知的故事被畢格羅講了。

《朗讀者》新“大屠殺敘事”二戰，大屠殺，是20世紀或許也是所有世紀的中心事件，被一代代電影人從不同角度進行表現與反思。1990年代思想界興起戰爭原罪說，反思也從簡單的正義與非正義，回到了生命本身。二戰既是一部侵略史、殺生史，也是一部抵抗史、求生史，《辛德勒的名單》與《鋼琴師》共同構築了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猶太人受難史詩。

《朗讀者》（2008）則以一個全新視角，貢獻了一個沒有受難場面的大屠殺隱喻。這是一個嶄新的故事：1950年代，德國柏林，某天年輕男孩邁克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生病了，偶遇漢娜，漢娜幫助了他。等恢復了健康，邁克來向她致謝。

他們開始了一段不倫的激情親密關係。她比他大許多，他還是一個學生。她喜歡他為她朗讀，他朗讀了許多名著。有一天她消失了，他進入大學學習法律。一次在法庭旁聽，坐在審判席上的卻是她，因戰爭罪行被判刑，她不識字，但她拒絕在法庭為自己辯護。

邁克從少年變成了老男人，繼續為漢娜朗讀，錄成磁帶寄往獄中。快出獄時，他們見了一面。而後，她在牢房自盡。看完電影，也許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漢娜是誰？我們遇到了一個難以理解的人。她對文學的熱情何來？她對尊嚴的執拗何來？

尤其是要以奧斯維辛集中營看護的罪名被打入牢獄二十年，她怎麼還不開口說話？漢娜這個人物也讓演員恐懼，她是一座很難攀登又必須攀登的大山。這個人物的情感刻度充滿了挑戰，一個不被自覺意識主宰的文盲女人，新奇的激情，激情隱藏的秘密，秘密背後的尊嚴，尊嚴之下的沉默，最終的文化覺醒，覺醒後的絕望。事實證明，溫絲萊特登上了這座山，獲得了人生中第一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我的一位德國朋友，其父輩參加過二戰，在家裡這個話題如同禁忌。德國是經歷過大屠殺的國家，也是一個與自己過去的罪惡不斷較量的國家。1970年冬，大雪過後最冷的一天，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跪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成為“歐洲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

1995年夏，科爾總理再次跪在以色列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前，重申國家的歉意。而導演斯蒂芬·戴德利想在《朗讀者》裡表達的觀念幾乎是譁然的：大屠殺，始於一些普通人。他並非要為希特勒洗脫罪名，那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但是這個觀念太容易招來攻擊，比如人們會認為漢娜代表著相當一部分無知者，他們被納粹操縱，處於歷史無意識狀態，甚至將重大是非讓渡於個人尊嚴。

你可能會反問戴德利：那麼到底是誰發動了大屠殺？應該是希特勒勝於看守吧？戴德利可能會迴應你：成千上萬人捲入了大屠殺的創造、維繫以及軍事謀殺。這是本哈德·施林克的原著小說《朗讀者》的主題，也是德國的一份沉重遺產。

犯罪者未必是惡人，他們可能就是你的父母、老師和牧師。與納粹有關的人數實在太多，從軍人數1500萬，法西斯團體中婦女成員230多萬，6000多名女青年任集中營看守。到了戰爭最後幾年，集中營全面深入整個國家的日常生活，被形容為“集中營宇宙”，大大小小的工、農、商和軍火工廠，都利用集中營供應的免費勞動力。

在戰後德國，與紐倫堡大審判形成對應，德國人第一次把自己送上自己的法庭，1964年法蘭克福審判是對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犯下的屠殺罪的第二次審判。小說《朗讀者》登上了《紐約時報》排行榜第一名，有些重振德國文學的意味。

這個故事稀有得像個自傳：施林克很像主人公邁克，做學生時參加過法蘭克福審判，後來在紐約和柏林教法律，與人們探討1950年德國發生的事情。但是施林克發現他訪問的那些人沒有告訴他真相，比如他們那些年是怎麼過的，他認為有些事情需要與這一代人分享，於是寫了這本書，並親自為電影擔任編劇。

不過施林克年輕時並不認識一個漢娜那樣的女人，他在工廠工作時結識了一些人，從她們那兒獲取了漢娜的成分，又從另一些人那兒汲取了一些，在漫長的過程中她們共同形成了漢娜。《朗讀者》在一個令人心碎的愛情故事與一個關於德國對納粹迷戀的隱喻之間取得平衡，愛情的故事平行於德國的故事，男孩為愛過這個做納粹看守的女人而感到有罪，隱喻著德國為對納粹有過的羅曼情懷而感到有罪。

納粹殺害了一個種族的78%，78%的歐洲猶太人在二戰中被殺，因此《朗讀者》成為一個強大的隱喻。邁克對漢娜的複雜感情，正好隱喻著德國的年輕一代對大屠殺一代父母的複雜感情。作家施林克就是這個年紀，1944年出生。導演戴德利也是這個年紀，1960年出生。他拍這部電影也是在為自己的同代人做一件事，這代人真的認為他們生於罪惡。

邁克說：“如果背叛一名罪犯不會讓我罪孽深重，那麼愛上一名罪犯卻使我罪責難逃。”多年後的第一次見面，漢娜想擁抱一下，但是邁克躲過了。邁克再愛漢娜是難的，而做那一代人的小孩也是難的，那不是他們的錯，但無論如何他們感到牽涉其中，因為他們的父母和老師牽涉其中。

有許多關於大屠殺、關於二戰的電影和書，但極少有誰關心接下來的一代該如何生活在巨大的罪惡陰影裡。所以，這個表面的“不倫激情”的故事，必須有一種代際差異，必須發生在一個戰後出生的男孩與一個戰時為納粹服務的女人之間，這樣的安排是有意識的，而非自傳性。

當代傑出的美國猶太女作家辛西婭·奧齊克曾說：是什麼令大屠殺藝術權威？當我們相信它誠實時。是什麼令大屠殺藝術誠實？當道德與美學不可阻擋地結合、你無法區分二者時。異文化之下的人，也許感到這個故事遙遠，但戴德利提出的這個深刻、嚴肅的問題，其實指向全人類：如果你是當下的德國年輕人，如何生活在一個後戰爭時代、後種族滅絕的社會？

是否意味著不能愛你的父母？你如何能愛？這個社會如何向前？某種程度上，製片人波洛克把這部電影做成英語而不是純粹的德語電影，是想讓這部電影被全世界看到，被那些不熟悉二戰歷史的人看到，當然，它可能會與那些曾經發生過種族大屠殺的國家、發生過“真相與和解”的國家產生共鳴。

當有人抱怨新政權沒有把所有的納粹罪犯送上法庭時，圖圖大主教說：如果使用紐倫堡模式，那麼治癒南非民族的創傷將成為不可能；如果那些白人都被懲罰，那麼讓他們參與南非的重建就會非常困難。因此南非選擇了這樣的方式：只要那些在舊制度下犯罪的人坦白自己的罪行，並真誠地請求寬恕，他們將得到赦免。

自從南非創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選擇了這一非洲哲學來嚴肅地面對自己的歷史：韓國設立過去事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來處理韓國戒嚴時期的案件；加拿大政府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全國各地舉行公聽會，為“虐待原住民歷史”正式道歉；賴比瑞亞總統出席真相和解委員會聽證，對她在內戰中所起的作用向賴比瑞亞人民道歉。“真相與和解”，也是《朗讀者》想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