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美國在薩羅-維瓦躋身環境作家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他在美國被經典拒之門外，就更加引人注目了。美國購買了奈及利亞一半的石油，同時雪佛蘭公司是奧幹尼人土地主要的汙染製造者。［插圖］更加肯定的是，在去往科羅拉多州的一趟旅行中，薩羅-維瓦目睹了當地居民成功發起了環境抗議活動，最後阻止了大公司砍伐當地樹木。

這段經歷促使他作出決定，不僅運用人權語言表達同胞的訴求，而且要用環境術語，這樣才能動員國際輿論的力量。然而，從流行的生態文學批評話語中，像薩羅-維瓦這樣的作家通常被歸為非洲作家，最好應該由後殖民學者來研究。然而，我意識到了第二個反諷：後殖民批評家們對於環境問題並不感興趣。

在他們思想深處，如果說得好聽些，環境問題與後殖民議題並不相關，或者只屬於精英階層；說得難聽些，這是一個被“綠色帝國主義”玷汙的話題。［插圖］無論在後殖民還是環境陣營中，薩羅-維瓦力圖融合環境和少數族裔權利的努力，鮮有迴音。

這些都是促使我思考環境研究和後殖民研究彼此互不通氣的情況。從更加廣泛的角度而言，後殖民批評家和生態批評家之間有四大主要分歧。第一，後殖民批評家傾向於關注雜糅和文化交織。另一方面，生態批評家有著關注純淨話語的傳統：未經利用的荒野和保護幾處僅存的、“未經玷汙”的偉大土地。

第二，後殖民寫作更加關注遷徙，環境批評家傾向於地方文學。第三，與前面相關，後殖民研究傾向於世界性和跨國性議題。後殖民批評家對於民族主義往往持懷疑立場，然而環境文學和批評的經典往往侷限於國家性的美國框架。第四，後殖民主義致力於挖掘和重新構想被邊緣化的過去：這些過去包括底層歷史和邊緣歷史，通常並置於移民記憶的跨國數軸上。

相反，對於很多環境文學和批評而言，歷史所呈現的是不同的面貌。這種歷史往往受到壓制，或者屈從於一種與自然交融的、永恆的獨居時刻。美國自然寫作有一種悠久的傳統，這種傳統將某些土地想象成無人的空地，從而抹去了殖民地人民的歷史。後殖民批評家對這種環境寫作（特別是荒野寫作）是有所警惕的，他們極力挖掘這類歷史寫作在埋葬這些歷史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後啟蒙時代，人權在不同種族之間的分配嚴重不均，而純淨話語對此難辭其咎。因此，殖民批評家對於純淨話語缺乏好感，是可以理解的。在浪漫原生主義的語境下，被殖民者——特別是女性——往往被自然而然地反覆視作需要被擁有、保護和資助的客體，而非擁有自己土地和遺產的主人。當文化透過話語的形式被同化為自然——特別是透過定居者的傳統，即將美國視為“自然的國度”——這些人群往往更容易面臨失去土地的厄運——不論以保護自然、還是建立核武器試驗基地的名義。

個人自身經歷的差異無疑擴大了後殖民作家和生態批評家認識上的分歧，這些分歧涵蓋純淨、處所、國家和歷史等的政治性。那些與後殖民研究相關的著名批評家們——誇梅·安東尼·阿皮亞，霍米·巴巴、愛德華·薩義德，薩拉·蘇勒裡（Sara Suleri）、佳亞特里·斯皮瓦克和高瑞·薇思瓦納珊（Gauri Viswanathan）——都在不同國家生活過，因此他們對於移民、文化混合主義和跨國主義的學術研究帶有個人色彩。相反，最顯要的環境作家和批評家生活在一個國家，他們對於美國的土地情有獨鍾：約翰·埃爾德（John Elder）對於佛蒙特州，加里·斯奈德對於內華達山脈，溫德爾·拜瑞對於阿巴拉契亞山脈的肯塔基州，以及特里·坦皮斯特·威廉斯對於猶他州。

後殖民研究關注遷徙，生態研究關注地方倫理，二者之間的張力需要一方面被置於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語境，另一方面被置於生物地區主義（bioregionalism）的背景之下。［插圖］用帕里尼的話來說，生物地區主義招致了一種“對個人所處本土的”迴應，這種“本土的邊界是由某地的自然特徵——而非強制的行政管理邊界——所決定”。

加里·斯奈德和諸如約翰·埃爾德和大衛·奧爾（David Orr）等生態批評家都極力倡導生物地區倫理。奧爾認為，生態受到破壞，原因在於人們從大學畢業時，卻“不必對任何具體的地方承擔責任，他們的知識大多是抽象的，既可以用在紐約，也可以是舊金山。”［插圖］與之類似，埃爾德主張“傳統教育的性質是世界主義的。我更喜歡一個同心圓和地方性的方式……就教育而言，從地方性寫作開始，再向外擴充套件，增加知識積累，這是合理的做法。

對於這種方式，我們還有很多要說的話：這種方式可以向我們灌輸一種意識，讓我們知道自己對身邊環境的影響，幫助我們將環境責任感落到實處。然而，從後殖民的角度，生物地區主義倫理也帶來了某些問題。生物地區主義者的這些同心圓，會更多向超驗主義敞開，而非跨國主義。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環境主義視野會侷限於一個精神性的、自然化的國家框架。

很多與生物地區主義相關的美國文學作品和批評文獻，傾向於一種精神地理學的風格，其前提就是我所謂的空間遺忘（spatial amnesia）。在生物地區主義的中心-邊緣模式之內，地方的特殊性和道德律令通常不會向國際的特殊性開放，而是向超驗的抽象化開放。如此一來，儘管美國大量的環境寫作和批評擺出一副拓展的姿態，但域外地區在其學術視野中不見蹤影，美國對外部世界一直都置若罔聞。

大多數情況下，環境主義者對於地方倫理的熱衷，轉化為對於遷徙人群的歧視。愛德華·艾爾比對墨西哥移民的痛斥、瑪麗·奧斯汀（Mary Austin）對猶太人的反感、塞拉俱樂部（SierraClub）關於禁止移民的災難性投票結果，都證明了地方倫理環保主義的排外性。［插圖］鑑於塞拉俱樂部的例子，理查德·羅德里格斯（Richard Rodriguez）注意到，電視公益廣告中淚流滿面的美國印第安人開始如何成了環境護身符，隨後——極具歷史反諷意味的是——又用來針對那些從墨西哥和中美洲北上的原住民後代。

排他性地方倫理很容易蛻變為具有沙文主義色彩的超驗主義。蒙大拿州作家裡克·巴斯便是一例，他寫了一篇文章，來捍衛猶他州南部的紅巖鄉村。他這樣宣稱：西部未被保護的荒野是國家最偉大的力量之一。另一個力量是想象，我們喜歡思考，而非接受——去挑戰，去問為什麼，去問如果……又會怎樣，去創造而非毀滅。

這種質疑是一種野性、一種力量，很多人說這是美國人的特質。為什麼把這種力量置於危險之中呢？失去猶他州的荒野，就等於使西部人和所有美國人喪失我們靈魂、我們身份和我們想象力中原始而關鍵的一環……沙漠中，無人涉足的原野中，有著鹿或獅的足跡，而你正在酣眠——正是有了這些，你們和我們才能繼續身為美國人，而不是其他什麼人、其他任何人、其他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