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閒讀錢穆先生的《國史新論》，其中兩篇寫於1950年的論文《中國社會演變》《中國傳統政治》給我很大啟發。

中西社會的異同

中國自先秦以來三四千年，

雖經歷從封建社會到平民社會的演變，但有一以貫之的文化傳統經脈，即以人道、人心為本的社會精神。

承載這一傳統精神的階層為“士人階層”——在上為士大夫、在下為士君子。

先秦之前的貴族階層經戰國紛爭基本消失，被以孔子為代表的“士”所取代。儒家和墨家等諸子百家自民間興起，“封建貴族、平民”社會被“士、農、工、商”四民社會取代。秦皇掃六合後實行“郡縣制”，大一統的國家需要有專業的官吏執政，於是政府出現，並逐漸仰仗“士人”參政。

從西漢開始，儒家逐漸成為學術正統，再經過隋唐及後的科舉定型，“士”這個階層就有了統一的精神追求和政治理想，也就是所謂的修、齊、治、平。

這套理念，既是學術的也是政治的，既能用於個人修身，也能用於國家治理。從農村學生到太子皇帝，所學的知識、道理、文化傳統是一致的。所以“士人階層”的存在，是中國傳統文化得以綿延至今的最重要保證。

這也能夠解釋，為何元、清外族入侵，但中華文明仍然一以貫之。因為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精神的根本在社會基層，只要下面的社會結構沒有顛覆，上面仍然沿用科舉制度選拔官員，那麼華夏文明整體就是穩定的結構。這一點到了20世紀初“五四”運動前後被徹底打破。

西方社會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再到資本主義制度，其實與中國社會的可比性不大。西方中古封建制也與先秦的封建制不同。

西方封建制是因為西羅馬帝國的崩潰而起，各小邦以民族為單位畫地而治；而西周的封建制恰恰因為各國都擁護一個周王。

中國歷史有社會、有國家，所謂盛衰興亡，盛衰指社會、興亡指國家；而西方歷史上有社會、無國家，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民族國家的概念。

“士人”文化是一種根植於基層社會的文化，雖然生命力極強、便於傳承和擴充套件，但缺點是隻關注“倫常”，即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社會關係，進而修身養德，趨於內斂和靜態

，對侵略、擴張、征服和殖民的興趣不大。正所謂“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而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現代工商業和現代科技，更關注社會變化，毫不掩飾個人對財富和權力等物質慾望的追求，所以喜歡武力征服

，進攻性和侵略性更強。販賣黑奴、鴉片貿易、發展殖民地、挑起兩次世界大戰等近代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中西政治的異同

中西方政治方面的差異更大。近代以來，為救國圖強，有些人主張全盤西化，尤其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羨慕西方的分權制和法治精神，尤其醉心於“一切主權在民眾”的政治理論。基於此，認為中國兩千年傳統政治都是封建君主專制，“一無是處”。真的這樣嗎？

其實只要不那麼情緒化，平心靜氣想一想，

一種政治體制如果“一無是處”，那麼如何能夠存續幾千年呢？

而且還在大部分時間裡，讓中國成為最強大的統一國家。

中國傳統政治比較早熟。自秦漢大一統之後，就開始了君權與相權的劃分，也可以說是皇室與政府權力的劃分。從漢代的三公九卿到唐代的三省六部，相權是不斷強化的，即使是皇帝的詔旨，沒有政府相關機構的簽發也出不了皇城；但從宋朝開始，宰相的權力開始被限制和剝離，到了明清，宰相一職被廢止，皇帝直接管理行政部門。

在漢唐時期，宰相還負責推薦諫官，諫官負責監督皇帝和皇室，給他們提建議。著名的諫官魏徵就經常給唐太宗提建議，甚至讓太宗下不來臺，但依然受到皇帝器重，最後還當了宰相。

既然有宰相和諫官的“掣肘”，就不能說中國古代君王一直是專制的

，只不過到了明清時期，君王專制才越來越甚，最終導致了帝制的覆滅。

從官員選拔制度看，皇帝也不是獨斷的。

漢代的察舉制讓地方官推薦地方人才進入中央，隋唐以後的考試製度讓平民透過科舉進入政府。西方國家強調的政府權力來自神權、君權還是民權，但在中國人看來，政府和民眾似乎是一體的，平民中間經常有人透過考試進入政府，這條路徑一直是暢通的。

所以錢穆先生總結，

中國傳統政治重法、重職，而西方政治則重人、重權。

所謂重法重職是說中國那些統治幾百年的朝代，往往有詳明的職權劃分與法制細規，這些制度前朝一旦設立，後面就很難更改推翻，由此導致了執政的惰性，很多王朝的覆滅其實就是因循舊制導致的。這在他的另一本書《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多有詳述。

所謂西方政治重人、重權說的是他們的政黨制度和議會制度。民眾的訴求不一致，就靠結黨來發聲，並且監督政府。一件事情到了需要決定的時候，就召集討論，最後由多數人的意見決定，“看重活的人超過於看重死的法”。

錢穆先生對中西方政權有個絕妙的洞察：

西方政權是契約的，中國政權乃是信託的。契約政權，人民需要時時監督，而信託政權，則是放任與期待。

中國的政治精神，不重在政府權力來自哪裡，重在對民眾承諾的那個“道義”的滿足。這也是中國政府為什麼總是“無限責任”的原因。

對於中國政治的未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寫這篇論文的時候，錢穆先生寄望於“知識分子”，也就是當代的“士階層”。其實，錢穆先生一直對中國傳統文化懷有溫情和敬意，認為中國政治的未來需要重建“士人”階層，根植於傳統文化的同時開啟視野和胸襟，繼承“志於道”的人文精神，關注人道與人心。唯有如此，中國才有重回世界中心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