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曾風趣地說，春秋早期的戰車武士已經習慣了跟成千上萬騎士般的武士進行遊戲似的戰鬥，如果他被請去率領一支十倍於春秋時期的軍隊，來打一場講究計謀、殘酷血腥的步兵戰的話，他肯定會感到十分迷惑。

春秋爭霸戰爭中，宋襄公倡導仁義

中國歷史早期戰爭規模有限，某種程度上戰爭可謂是貴族間的遊戲，這從周朝貴族教育體系中的“六藝”——六種技能之射和御可見一斑。春秋時期貴族們在作戰的同時還講究“禮”“讓”，甚至出現“不擒二毛”這樣的紳士行為。進入戰國，這些禮儀的面紗逐漸褪去，戰爭變得更為殘酷和冷血。戰國中後期基本上各個諸侯國都是全民皆兵，正是它揭開了中國社會平民化的大幕。

秦國商鞅變法帶有鮮明的戰國時代風雲的烙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商鞅無情打擊太子尊嚴，破除“刑不上大夫”約束，以及相對的齊一貴族、平民權利與義務，重編以軍功為單一標準，“士”“大夫”舊貴族稱謂壓低至第十級以下的二十等爵位系統，又是以政治力清掃階級殘餘意識。

秦末陳勝振臂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王侯將相人人可為的人類平等口號煽動群眾造反。劉邦與項羽生死大搏鬥著力記載的重大意義，正是個人英雄主義與群力之爭，以及項羽所代表反動的戰國以來殘餘貴族勢力，終已不能抗拒龐大平民勢力的時代大潮流，掙扎無效而最後潰滅。

忍受胯下之辱的韓信點兵，多多益善

天下大定，諸侯聯合陣線盟主劉邦，被推為新朝代的皇帝，是為漢高祖。新朝代的平民色彩是鮮明的，高祖自身出身農民，環繞其周圍的建國功臣，原有身份固也見五世相韓的張良與豪者王陵之例，但多數都屬低微：蕭何是掌文書的縣小吏，曹參是管理牢獄的縣小吏，陳平是民間幫辦喪事者，周勃是喪事吹簫手，樊噲屠狗，夏侯嬰是馬伕，灌嬰販布，周昌為泗水亭工役，均躋身列侯。滅項羽的最主要人物韓信早年“從人給食”。

西漢中央任命郡、縣長官的所謂“長吏”，而“少吏”或“掾史”等各種性質多數佐理官員，均由長官從土著平民間自由任用，是政治由國家全民一體參與精神更明白的設定。二十等爵又互為表裡，鼓勵人民國事參與感，調節政治秩序的意味。

這個時期平民從事政治，即使中央集權政治末端的郡縣一名卒吏，也可出現五次升遷便到達最高位丞相之例。公孫弘最初繫獄吏，元光五年（紀元前130 年）第二度以賢良應選，對策第一，任博士，母死服喪三年歸職，二歲中升至內史，元朔三年（紀元前126 年）升御史大夫，元朔五年（紀元前124 年）升丞相，通服喪三年計算，更是前後七年間由默默無聞而位極人臣。

董仲舒：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西漢社會承平日久，平民社會發生了演變。

晁錯

抗議“商人兼併農人”，大土地佔有蔚然成風，商人挾田與任官的限制又從實質解除，商人—地主—官員身份得任意變換。大學者

董仲舒

已對土地因兼併而集中的可憂後果加以警覺，其建議武帝，土地私有必須有限制。紀元前7 年，成帝崩而哀帝即位，輔政左將軍（改大司馬）

師丹

步董仲舒之後，堅決提出限田策。結果遭遇大阻力，法令窒息難行而中止，從防止土地兼併到阻遏土地兼併的計劃與政策，全行失敗。

哀帝之初限田令被否決，國家政令推行遭抵制，豪族勢力的發展在前後漢之交已如何強大甚為明顯。推翻王莽運動中，接替充當前鋒的農民大眾而收取最後成功之果，復興漢朝與開創東漢國運的，正是豪族。創業主光武帝家族固系持有大土地的南陽豪族之一，其母南陽樊氏之女，樊氏更是當時典型的豪族大地主。光武帝之妻為著名美人陰麗華，陰氏同系南陽百頃大地主。而豪族相互間的提攜與結合，便是東漢立國的原動力。

東漢後半雖謂政治社會的參與機會均等，公職必須透過選舉或辟召的公平原則都不變，但公平的彈性減弱，究竟是個不祥徵兆。而且，財富與地方權勢雖謂與選舉原則無關，實質的蒙受影響為無可避免，無論積極方面或消極方面，都對豪族有利。所謂“鄉舉裡選”其副產物世代相互援引風氣與政治勢力的固定傾向，漸漸都在育成。一方面豪族官僚化，一方面官僚豪族化，傾向都自後漢中期以後加大，乃有楊氏、袁氏四世三公前所未有之例，從現實出現。

袁紹家族被稱四世三公

四世三公在東漢尚為被人豔羨的特例，三國以來，卻已形成了常態，豪族從政治制度即便利於介入政府，乃是漢朝不能想象的巨大轉變。促成力量，便關係到三國魏國所創始的歷史上有名的“九品官人之法”（十世紀宋朝以後的史料，別稱之為“九品中正法”）。政論家劉毅痛切批判的九品八損疏中“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到東晉政權以得北方豪族協力而在建康建立，江南地沃人稀，又允許豪族結集流民加大勢力伸張，與社會、經濟權益相結合的高官高位政治權益，生根條件終於此期間成熟，政治上門閥特權出現，而漸漸塑定歷史上習慣稱謂“世族”的新的面貌。“士、庶天隔”（王弘傳語）的社會意識被確立，世族驕傲自大的另一面形態也陪伴塑定，他們富貴與生俱來，習慣於優遊清談與文學相尚，不耐煩無論家務或國家政務的勞累。家務自有奴、客代勞，政務便交付了寒門下級官吏。尤其恥為軍人，對於此等職位寧願放棄。

隋朝上承南北朝而開創統一朝代氣運，鞏固中央集權政治基礎系其前提，也註定與南北朝傳統社會勢力世族權益相沖突。

南朝世族原以“家”的意識高過於“國”

，或者說，倒反而不屑覬覦帝位為特徵；北朝長久立於

胡漢聯合政權

下的世族則否，而終勃發末期突變，隋朝系南北朝漢人世族第一次也是惟一次的“

化家為國

”，唐朝蹈襲了同一軌跡。惟其隋唐創業主自身便都是政府必須與之妥協的世族中人，明瞭相互間矛盾與如何調和矛盾為最妥恰。統一政治遂行，所選擇協調方式則是對世族勢力的決意抑壓。

西魏，北周及隋唐和關隴貴族集團的關係

科舉制創意而九品中正制架構塌毀，再系對門閥政治優勢的無情打擊，蔭子之制雖然仍是高官特權，意義卻已全異，餘蔭由來憑恃父祖個人，而與族望無關，族望世代保有，個人官位則法律上為浮動，此其一；其二，也以透過科舉制，登位高官大道已向平民開放，政治平等的立腳點設定。如上原則，都自隋朝成立，唐朝堅定把持而光大。

隋唐開國結合的都屬原二、三流世族的趨向，於唐朝斷然續以“功勳”“貴戚”的政治準則替代，由國家改評氏族等級高下以加制壓。抑且，唐朝開國功臣，亦即所結集世族的籍貫為偏向關中，所以原最大勢力的山東世族又便是最主要打擊物件。

望族終於沒落，時間固非在唐朝，種因卻便自唐朝。政治壓力不能毀壞名族的社會基礎，程度上的損害則不可避免，前引《新唐書》高土廉傳已謂“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升譜限”，同書李義府傳說明更明晰：“官至五品，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已是門第高下依憑的譜系混淆原因之一。

之二，流行的賜姓影響，戰史上偉大統帥之一的徐世勣受賜國姓，又避太宗名諱去“世”字而以“李勣”聞名，以及另一開國功臣突厥可汗近支血族阿史那大奈，以原突厥特勤身份歸化，從秦王時代的太宗蕩平群雄，賜姓“史”，都是因賜姓變更族譜之例。

唐末，黃巢軍初入長安，“縛棰居人索財，富家皆跣而驅”、“捕得官吏悉斬之，宗室侯王屠之無類”（《新唐書》黃巢傳），民眾與包括了群盜的破產小農民，為一體參加此一反抗唐朝上流社會的大洪流。韋莊 《秦婦吟》哀嘆：“甲第朱門無一半，天街踏盡公卿骨！”

五代過渡期意義，非只政治上回復南北統一而已，而系全面性社會的、文化的迎接新時代。三世紀三國以迄南北朝根深蒂固形成的門閥世族，經過隋唐強力抑制，雖已以特權被剝奪而不振，基盤所在的社會地位卻於唐朝中期仍然強勁，仍受社會尊重，門第族望的意識仍然是社會結構維繫重心，非人為的政治壓力可以轉變。便須待安史之亂，特別再是黃巢之亂以來，社會自身的激烈波動，望族觀念才自發的激起大變化。

《新唐書》兵志“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皆除節度使”的說明尚系起點，離亂局面展現，節度使層尤已流為群盜、流亡農民、無賴之徒、逃亡兵士等底子的大雜燴，便是說，造反者與造反鎮壓者素質相同也相互通。五代十國君主中，荊南高季興出身且是奴隸（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李讓於朱全忠鎮汴時被收為養子，改姓名為朱友讓），西川王建從軍前在許州家鄉，“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無一出自縉紳之家或讀書人。此等人向在族望尊重的社會傳統下被卑視，相對的，此等人反抗傳統的輕蔑族望心理也必然強烈潛在，此其一。

楊曉陽《黃巢進長安》1987年

其二，熾熱的假子、義兒之風此際正煽起最盛，朱全忠、李茂貞、王建等各別大量養子之名出現於史書，李克用養子且於《新唐書》中專錄義兒傳，家族擬製又嚴重破壞血統觀念。如上兩方面夾擊態勢於戰亂一波接連一波擴大的社會劇烈顛簸中持續，門第族望社會意識與其社會地位，終於盡行喪失維持能力而徹底墜毀，隋唐的理想實現。而如“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的鄭樵《通志》氏族略序所敘，淨化了觀念的真正平等社會得自宋朝展現。

士大夫與新興都市居民共同代表了宋朝展開的新文化，對照唐朝文化性質之為國際的、貴族式的，宋朝文化已全然相異，轉變以國粹的、庶民的為特色。世族殘餘歷史影子消滅，庶民法律的私權、公權範圍擴大，法理上且均已平等與天子直結。在高度發達的科舉制下，學德才能者脫穎為官吏的機會也相均等。此後近千年中國社會仍然保持了平民社會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