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一週後，中美兩國在上海簽訂了《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中美兩國由此建交。但鮮為人知的是，尼克松在中國政策上的巨大改變曾深受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影響。

一九六九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右）接見美國總統尼克松

從厭惡到崇拜，一次會面改變尼克松對戴高樂態度

1953年―1960年，尼克松作為艾森豪威爾的搭檔，出任美國副總統一職。當時的尼克松自恃才高，國際上的政要他大都不放在眼裡，其中就包括法國總統戴高樂。尼克松一度認為，戴高樂“冷酷，小氣，傲慢，極端自負，簡直是無法相處”。尼克松的這種認識當然也與戰後美法關係並不融洽有關，反映了一部分美國政要對戴高樂要搞獨立外交的真實看法。

然而，1960年，尼克松與戴高樂在美國會晤後，幾乎在一夜之間徹底扭轉了對戴高樂的印象，他甚至立即對戴高樂產生了“無比崇高的敬仰”。

戴高樂驚人的記憶，深邃的思想讓尼克松震驚不已。戴高樂當時還預言，尼克松會當選為美國總統，但他得跨越一段遠離權力的“荒漠”歲月。後來的事實證明，戴高樂確有先見之明，從1961年開始，尼克松果然在政壇屢屢受挫，先是競選總統失敗，接著又在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中敗北。從此，尼克松對戴高樂更加佩服。從1961年到1968年，尼克松進入了政治上的“荒漠”歲月。1962年，極度失意的尼克松帶著全家去法國旅行，出人意料地受到戴高樂的接待。通常，戴高樂只接見那些在臺上掌權的人，而這次他不僅邀請尼克松夫婦在愛麗捨宮共進午餐，還邀請了美國駐法大使作陪。戴高樂還鼓勵尼克松說，他一定會在美國“一個最高階的職位上”起作用。良言一句三冬暖，這種誠摯的祝願使尼克松感動不已。這樣，尼克松對戴高樂的崇拜之中也增添了一種由衷的感激。

由於這種非同尋常的關係，戴高樂的言行對尼克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戴高樂所著的《戰爭回憶錄》、《劍鋒》等書，尼克松都曾詳細研讀過。與此同時，戴高樂的對華戰略也極大地影響了尼克松的對華政策。

1964年法中建交後不久，戴高樂在會見尼克松時，反覆解釋了法國與中國建交的理由。他對尼克松說：“我無意干預美國的政策，但我認為，美國應當考慮承認中國。”他還說：“中國還不強大，現在就承認中國比等到中國強大起來你們被迫承認它要好。”

實際上，在整個“荒漠”歲月中，尼克松也在反覆思考著美國對華政策的得與失。在戰後歷史上，尼克松一開始曾是著名的右派人物，在反共方面不遺餘力。然而，在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尼克松改變了他僵硬的對華政策，在受到戴高樂的啟發和引導之後，他更加堅定了自己改善中美關係的信念。

1967年10月，決心“重出江湖”的尼克松在美國權威刊物《外交》季刊上發表《越戰之後的亞洲》一文，提出同中國接近十分必要。在文章中，尼克松提出，從長遠來看，我們承擔不起把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孤立於世界之外的責任。文章中的許多內容，都與戴高樂的對華戰略不謀而合。

尼克松當選總統後，親自向戴高樂請教對華政策

1968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總統。1969年1月，他在就職演說中間接提到了對華政策問題，暗示中美之間應建立某種關係。

為了能儘快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尼克松上任後不久就出訪法國，向戴高樂總統請教對華政策問題。戴高樂勸他說，美國不應該“讓他們（中國）在憤怒中陷於孤立”。尼克松立即明確地迴應說，無論困難多麼大，他都要同中國進行“對話”。他還表示：“十年以後，當中國在核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時，我們就將沒有別的選擇了。我們應該和他們進行更多的交往，這是十分重要的。”戴高樂對此表示贊同，而且重複了一句當年的妙語：“你現在承認中國要比將來中國強大起來而被迫承認它更好一些。”

尼克松還表示，美國要改變對華政策，盡一切可能同中國接觸，並打算從越南逐步撤軍。當時，戴高樂正要派馬納克大使去北京赴任，便讓馬納克將尼克松的話轉告給中國領導人。尼克松後來承認，戴高樂與他的談話對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在訪問法國之後，尼克松政府加快了改善中美關係的步伐。此後不久，中美雙方抓住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展開了“乒乓外交”，以“小球轉動大球”，終於使兩國關係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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