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蔚縣、赤城的歷史，比張家口長得多。壩上地區開發較晚，也比張家口的歷史長。429年，北魏徵服敕勒後“計口授田”設六鎮，“列置新民於漠南，東至濡源……，竟三千里”。濡源是沽源縣金蓮川一帶，沽水的源頭，“列置新民”即移民，壩上地區開始有了小規模半耕半牧區域。

北魏政權從北京南邊驅趕20多萬農戶，沿桑乾河谷遷移到幽燕西部和代北地區。北魏六鎮中的柔玄鎮，在尚義與內蒙興和之間，懷荒鎮是張北，後來又加了赤城與沽源之間的御夷鎮。六鎮之亂後，528年，御夷鎮和懷荒鎮為蔚州管轄。

經過遼、金、元400多年的開發，張家口壩下一帶有了衙門、村落、寺院，榷場，逐漸熱鬧起來。丘處機覲見成吉思汗時，曾在宣化呆了近一年，期間遊歷涿鹿、蔚縣等地，他寫的《西遊記》中，有對壩上壩下地區的描述。

據《宣府鎮志》載，洪武元年（1368年），宣府鎮轄區有隆慶州（今延慶）和保安州（今涿鹿），衛所21個，官戶4551戶、軍戶124797戶、民戶2030戶，計131378戶。如按每戶5口計，人口約65萬多人。這個資料應該是元朝時宣化府的記錄。

1368年7月，徐達兵臨北京城下， 8月，“湯和克宣德府後拔其寨堡”，經過兵火燹災的宣化、萬全、懷安等地淪為廢墟。朱元璋兩次實行“吏民同遷”，將當地居民全部遷移到北京大興一帶，壩下基本成為荒野，65萬人口的宣化府及轄區，出現斷檔。

《明史》載，明初“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為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山後是燕山以北，燕雲十六州南北分域，差不多把獨石口到張家口長城內外一帶的居民，遷移到燕山以南。

1387年，即明軍將張家口壩上壩下焚燬20年後，朱元璋沿長城築堡置軍設九邊防禦體系，言“御邊之道，故當示至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御之，去則勿追，斯為上策”，開始遣將卒屯田戍邊，以“不坐食民租”為治邊方略，頒佈了“配戶當差”的戶役法。

配戶當差是將戍邊軍民，分編為若干役種戶籍，主要有民戶、軍戶、匠戶、灶戶四大戶計，配有油戶、酒戶、羊戶等百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蔚縣西合營鎮夏源村財神廟配殿，有一組《百工圖》壁畫，畫面上有豆腐房、剃頭房、餳糖房、餅面鋪、弓箭鋪、鑄鐵鋪、切煙鋪、氈帽鋪、粟糧店、漂布店等，值得一看。

1392年，朱元璋將太原、遼、汾等七衛民丁，遷移到宣化左、右衛，萬全左、右衛，懷安五衛等地。1393年，“調南直隸（今江蘇、浙江、安徽等省）、山西官民於懷安屯田”。 1416年，朱棣將山東、山西、湖廣流民2300餘戶遷於保安州，免賦役三年。

1429年明宣德年間，始建張家口堡。景泰三年（1452年），“將山西、山東、湖廣居民遷至保安州”。萬曆年間，西北地區出現大災荒，饑饉瘟疫造成餓殍遍野，明朝廷將京城回民大量東遷，有不少人散落到張家口一帶。

網上下載的手繪張家口堡及火車道

明《區處畿甸降夷》載：“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大明律集解附例》載：“元胡入主中國，其種類散處天下者，難以遽絕，故凡蒙古及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相嫁娶為婚姻。……夫本類嫁娶有禁者，恐其種類日滋也”。也就是強令蒙古和色目人，與漢族通婚。

《明史·兵志》載：衛所取兵有從徵、有歸附、有謫發。從徵軍，即原來的農民起義軍及反元群雄各部的降兵，這些人大都是南方兵。衛所中還有元朝的蒙古和色目降兵，謫發是指因獲罪而遠戍的官僚。

衛所實行邊班制與京操制，讓士兵“北人而南，南人而北”，“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病”。一些遊民充軍者發配到萬全衛、宣化衛，軍戶來源於四面八方，形成張家口地區五胡雜處局面。

為了防止蒙古遊牧民聚整合營衛，自永樂初年，實行“絕其孽牧”的燒荒和擺邊戰術，即在秋枯時節，出長城以北30外放火燒荒，形成80多里寬人畜無法生存的“黑界地”，張北農牧民只好往北遷移到商都一帶，沽源處長城獨石口外，遷移到多倫一帶。

蒙古察哈爾貴族家的女子

1567年，隆慶開關開海後，南美洲和日本白銀流向中國，張家口邊口與蒙古的茶馬貿易發展喜人，張家口地區有了新氣象。但明王朝卻官場腐敗叢生，“邊軍缺餉九個月”，當時的首輔張居正後來感慨到：“彼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

1644年清朝入關，第二年，清廷將張家口長城扒開豁口，修建了大境門，張家口邁上新臺階。順治帝兩次頒佈圍地令，滿清貴族和滿八旗將領們的莊頭，騎馬拽著繩子跑，直到馬跑不動為止，繩子圈起來的地方，歸旗人所有，使大批農戶失去土地，流離失所。

所載：“近畿土地，皆為八旗勳舊所圈，民無恆產，皆賴租種旗地為生”。圈地主要在距北京三、五百里以內的承德、京郊和關南地區。失去土地的農戶，無奈給旗人當佃戶、打長工，充軍或淪為流民，有的則“走東口”，偷偷跑到張家口壩上租賃蒙古人的土地墾荒耕種。

清朝廷允許留在關內八旗傷殘兵將和旗丁，攜帶家眷及牧丁阿哈到關內塞內定居。阿哈是抓來種地的漢人和朝鮮人，他們大都選擇可進可退的長城兩邊發展農牧業，張家口地區人口數量，迅速增加。

清初沿襲明制，順治帝在張家口外設立御馬監，設定種馬場和苑馬寺，皆隸屬於兵部。康熙帝改為上駟院，掌管御馬，以備皇帝巡幸、謁陵及秋獮木蘭時乘用。清廷在“依天地自然之力，養天地自然之物”的察哈爾草原，設中央直屬的太僕寺牧場和上駟院牧場，地方官辦的八旗牧場和綠營牧場等京北邊塞官牧場。

在獨石口外元上都、達裡岡愛、商都等地，闢為察哈爾皇家牧場。後來又增加東北大淩河等三個東北馬和朝鮮馬的牧場，由察哈爾蒙古人負責孳生牧養，他們屬於內務府，是戴紅纓帽的官人，牧莊主管理極為嚴格，孳養的好則賞酒，不好則鞭打。

清朝初年，允許少量的內地農民往塞外墾種，規定“春令出口種地，冬則遣回”。出口外種地農民須領有戶部發給的印票，或由理藩院、地區都統、原籍州縣等發放印票，方可出塞。後來怕蒙古人與漢人聯通，對察哈爾草原實行封禁政策，但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本來“禁者自禁，來者自來，耕者自耕”原則，尤其是“走東口”形成規模後，清廷對察哈爾草原的封禁政策，鬆弛下來。

許多人知道走西口，對“走東口”不熟悉，其實，走東口是清廷允許的到草原耕種和做生意的活動，走東口的農民持有官方認可的通行證，驛站會給予一定協助，而走西口則是山西陝西等地農民自發組織逾越長城，到蒙古地墾荒耕種或作小本生意，類似走私活動。

康熙征剿噶爾丹時，設立了從獨石口到庫倫的軍臺，以及從張家口到庫倫到阿爾泰科布多軍臺，軍臺即驛站。商都是七臺，七臺以內由中原漢人經管，這些軍臺後來大都成為村鎮，七臺以外由蒙古經管。

囫圇，早期走東口的雁行人夜晚住的地方，大囫圇是指多倫

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將武三桂的降兵和家眷，“免死發遣”，悉數遣徙東北，據載：“逆藩家口充發關東者，絡繹而來，數年殆盡，皆發各莊頭及站道當差。”，他們大都是廣東、福建、雲南人，到寒冷的東北無異於送死，頭腦靈活的則設法留漠南或遼陽一帶。所載，康熙十四年（1675年），“察哈爾部駐牧宣化、大同邊外。沽源縣為正白、鑲白旗群牧廠，人丁日眾。此時人口大多來自遼寧邊外”。

東北的一家驛站

康熙西征噶爾丹時，徵調大批中原遊民隨軍運輸物資，出塞的漢民增加，出現了舉家遷徙或娶蒙古婦女為妻的現象，以通婚來達到長期定居草原。這樣，張家口壩上地區的人口數量逐年增加。

雍正朝頒行借地養民令後，墾民驟增，村落棋佈。壩上人口增加，出現土地開墾與牛羊牧場之間的矛盾，據載：“雍正初年，招民墾種，授士兵以地，招佃種之，人口來自綏遠一帶”。雍正二年設立。張家口同知起，以前不載。

張家口同知統轄張、獨、多三廳，專管錢糧、刑名、命盜等案，並口外臺站盤費，及北路一切軍需、錢糧、支放之事。國朝壩內為農田，壩外為察哈爾東翼四旗，西翼正黃半旗遊牧地，三廳治之，隸口北道。

雍正二年（1724年），在張家口設張家口直隸廳，轄察哈爾總管八旗東翼鑲黃一旗、西翼正黃半旗以及口內蔚州、懷安、萬全、宣化、保安、西寧、蔚縣等七州縣的旗民事務。據《歸綏道志》載：“民糧牧地，雍正年接收直隸張理廳撥歸經營，並陸續開墾，共地四千三十一頃三十八畝”。

張家口通橋老照片

《口北三廳志》

北垂沙漠，所以絕內外……口北三廳之設，蓋通天保於采薇矣……恆碣以北，為禹跡所未經，故高山大川見於經傳者鮮。惟群史載紀朔方諸國略具端委，然方言譯語代變時移。《漢紀》匈奴，大略言瀚海陰山。自鮮卑盛，而有歠仇之庭，拓拔興而著駁髯之跡。至於汗跋那之轉畫達剌，昂吉里之訛昂古立。考古者徒以音義相承，誰定知是與非者？他如省方耀武，或錫之嘉名，雖職方著之，而當時之稱謂已。未能概一必沾沾焉。執往泥今，非迂則鑿矣。茲特祥其所可詳者，餘則登數名備掌故而已。蓋闕疑之義君子有取，非以其僻在遐荒存而不論也。志山川。

《尚義縣誌》載：“境內古代為遊牧區，人口來去無定。明末清初壩下始有定居漸成聚落。壩上直到清末民國初年才全部放墾，內地移民逐年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