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文藝復興柏拉圖主義哲學復興與佛羅倫薩學園

文/梁中和

提要：

本文透過對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柏拉圖哲學的復興，柏拉圖學園的建立及其活動內容的介紹，說明了當時柏拉圖哲學興起的歷史背景、過程和結局，勾勒了當時柏拉圖哲學影響時代精神的實況，展示了柏拉圖哲學精神對近代歐洲哲學興起和精神解放所作的積極貢獻。

關鍵詞：

文藝復興柏拉圖主義、斐奇諾、柏拉圖學園

（斐奇諾紀念幣）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隨著古代文獻的大量發現，柏拉圖哲學更多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在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的倡導下，柏拉圖哲學在義大利更是呈現出幾十年的繁榮，其中被譽為義大利文藝復興第一哲學家的馬奇里奧•斐奇諾首先創立了歷史上最後一個柏拉圖學園，為恢復和繁榮柏拉圖哲學做出了卓越貢獻，本文主要介紹這一時期柏拉圖哲學的復興和學園的盛衰概況。

一、文藝復興時期柏拉圖研究的復興

“更多的人讚揚亞里士多德；更偉大的人卻是柏拉圖”，這是彼得拉克於1368年左右，在《論其自身及眾人的無知》（De sui ipsius et multorum ignorantia）中如是寫下的話。彼得拉克這一觀點，在文藝復興時期普遍的人文主義運動中，是具有代表性的。誠如布魯尼（Leonardo Bruni）在其《彼得拉克傳》中所說，彼得拉克首先發現和復活了早已泯滅的古代文化的華麗風格。當時的人們斷定彼得拉克的著作使人們從中世紀的黑暗和野蠻裡看到了新時代的曙光。 彼得拉克不懂希臘文，他和當時大多數學者一樣，是透過西塞羅、塞涅卡等人的著作了解柏拉圖等古代思想家的。所瞭解的柏拉圖著作也限於《蒂邁歐》《斐多》《美諾》等篇，但是在他心目中，並不想用柏拉圖來對抗當時在理論和自然科學研究方面站主導地位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而是想透過柏拉圖的學說革新當時的倫理道德，改變人的精神生活和城市生活。他譴責當時阿維尼翁城的聖職買賣、紅衣主教和高階娼妓間的無恥勾當， 他激烈地批評當時的阿維羅伊主義者，馬爾西利（Luigi Marsili）繼承了彼得拉克的思想，反對經院哲學的繁瑣而空洞的辯證法，主張對心靈仔細分析，提倡生活哲學和頌揚上帝。

中世紀學者對柏拉圖的研究仍處於初級階段，由於缺乏柏拉圖著作的抄本，只得參考西塞羅等人的介紹，當時人們從古人那裡分別繼承了兩個不完整的《蒂邁歐》的譯本，分別由西塞羅和卡科狄烏斯（Calcidius）翻譯，卡科狄烏斯是公元四世紀的一位基督徒，大約在321年，他將《蒂邁歐》的第一部分（即從開始到53c）從希臘語翻譯成了拉丁語，並加了詳盡的評註，他的這個譯本成為十二世紀最為廣泛研究的文字。十二世紀中葉阿赫斯提普斯（Henricus Aristippus）翻譯了《斐德諾》和《美諾》，他曾是卡塔尼亞地區的副主教。大約在1280年左右，名重一時的翻譯家漠北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1215—1286）翻譯了普諾提諾對《巴門尼德》的評論，而且從希臘語翻譯了很多哲學、醫學和科學的文獻。許多人還間接地透過拉丁哲學傳統，瞭解到了柏拉圖的著作，特別是透過西塞羅、阿普里烏斯（Apuleius）、馬可比烏斯（Macrobius）和奧古斯丁等人，還包括一些阿拉伯哲學家如Avicenna等人。

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眾多學者參與到柏拉圖對話的翻譯中來，如布魯尼、德凱姆貝（Uberto Decemberio）和胡斯迪克（Cencio de Rustici）以及流亡希臘的克魯斯勞赫斯（Manuel Chrysoloras）的所有學生們，他們翻譯了包括《高爾吉亞》《克力同》《申辯》《國家篇》等約十篇對話。德凱姆貝的兒子坎狄多（Pier Candido）和西西里島人安託尼奧•費勒夫（Antonio Filefo）都曾重新翻譯過《國家篇》。米蘭的人文主義學者佛朗西斯科•費勒夫（Francesco Filelfo）翻譯了《遊敘弗倫》和部分“柏拉圖書信集”，同時羅馬教皇的秘書阿提諾（Rinuccio Aretino）翻譯了《克力同》和《遊敘弗倫》，另一位人文主義者和教皇秘書特拉勃森的喬治（George of Trebizond），將《法篇》《厄庇諾米斯》和《巴門尼德》翻譯成了拉丁文。1462年巴比（Pietro Balbi）翻譯了普羅克魯斯的《柏拉圖神學》。在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庇護下的學者、新拉丁語詩人考勒（Lorenzo Lippi da Colle）翻譯了《伊翁》。

人文主義者們的翻譯在斐奇諾那裡達到了頂峰：如前所述，他在1484年出版了柏拉圖著作的第一套完整的拉丁文版本，並且在1496年出版了主要對話集的一系列的註釋和評論。斐奇諾還以拉丁文出版了《普諾提諾全集》和一些次要些的古人以及拜占庭柏拉圖主義者們的著作。因為這些學者的努力，到十五世紀末，在拉丁語世界已可見忒拉緒諾斯編訂的柏拉圖所有的三十六篇對話的《柏拉圖全集》、柏拉圖偽作《定義》《翡翠鳥》等。甚至在1601年本穆伯（Dardi Bembo）還出版了義大利語版的《柏拉圖全集》，這就形成了柏拉圖著作主體和評論兩方面的完整而充實狀況，為後世研究柏拉圖提供了極大便利。

二、當時的反柏拉圖主義

復興柏拉圖學說和柏拉圖主義並非坦途，很多官方人士和宗教領袖都出來阻攔，包括教皇保羅二世、佛羅倫薩大主教聖安託尼奴斯（St Antoninus）、多米尼克教會改革者紅衣主教基瓦尼（Cardinal Giovanni Dominici）、著名傳道士薩沃納若拉（Girolamo Savonarola）等。十五世紀最主要的柏拉圖主義批評者是特拉勃森的喬治，1458年他寫了《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比較》（Comparatio philosophorum Aristotelis et Platonis），他作為人文主義者認為柏拉圖的學說威脅了當時急切需要的時代精神。他以及其他批評們認為，柏拉圖的觀點並不明確，晦澀難懂且又隱藏在模糊的對話中，觀點之間彼此常常自相矛盾；認為柏拉圖作品在道德上有缺陷，比如《國家篇》第五卷提倡共有妻子，多篇對話中有同性戀嫌疑，而且對話中有崇拜希臘諸神的描寫，因此他不可能是道德楷模；他們還批評柏拉圖對神的看法和基督教的不相符合，包括《蒂邁歐》中的宇宙論、創世論，理念論等有引發異端的危險，他們之所以支援亞里士多德是因為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危險的內容可以被刪除和改編利用，而柏拉圖對話無法做這種處理。

針對這樣的批評，以紅衣主教貝瑟倫（Cardinal Bessarion）和斐奇諾為代表的維護者，藉助新柏拉圖主義的神學，特別是普羅提諾的學說，積極為柏拉圖辯護，以諷喻等多種方式深入解釋，為後來教會、學者、思想家接受柏拉圖開闢了道路。同時反柏拉圖主義的主力軍，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們也在思考和完善自身的缺陷，比如蓬波納齊（Pietro Pomponazzi）和斐奇諾一樣關注靈魂問題，寫了《論靈魂不朽》（De immortalitate animae），其中還有不少觀點和斐奇諾的有相契合之處，並且又一次引發關於靈魂不朽問題的大討論，在這些討論之後出現的是柏拉圖主義和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調和。由於亞里士多德主義者認為靈魂和肉體有密切聯絡，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是可生可滅，所以他們受到的攻擊就不只是來自柏拉圖主義者，還包括了阿拉伯新柏拉圖主義者和基督教教義維護者。

三、教會和大學中的柏拉圖主義

1405年教皇英諾森七世的秘書，著名柏拉圖學者布魯尼向教皇呈獻了他翻譯的《斐多》，對柏拉圖的翻譯得到了羅馬教廷的適當重視，當時教會人士在西塞羅、塞涅卡等古代賢人的著作中發現，蘇格拉底是位道德楷模，發現柏拉圖著作中有末世論的神話（如《國家篇》卷十中的），有靈魂不朽的證明，這些都是和基督教教義相符合的。柏拉圖的說理完全不同於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學說的托馬斯•阿奎那的那種典型的經院哲學證明方式，這也讓他們對這種文學性的道德宗教學說頗感興趣。

1438到1439年，隨著費拉拉和佛羅倫薩會議召開，對柏拉圖的研究興趣也轉向了其宇宙論、數學、物理學、心理學和神學。本次會議本來就是調和希臘和羅馬兩個教會長期分立狀況的，所以在會議上希臘哲學家柏萊圖（原名Gemistos，後改名Pletho）也來了，他似乎有一種極端的調和論，即調和基督教和所有其他宗教、哲學的關係，包括柏拉圖的學說。儘管當時有人批評他是異端，但是對古代宗教秘儀的尊重引來了廣泛的關注。他特別重視普羅克魯斯的《柏拉圖神學》，他將其看作是柏拉圖學說的系統總結。他預言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要在短期內消失，未來的世界屬於是基於柏拉圖的神學。如果我們將近代笛卡爾、伽利略以來的哲學看做基於柏拉圖的哲學或“神學”的話，近代哲學的興起的確對基督教帶來很多衝擊。在這次會議上拜占庭教士貝瑟倫（1439年成為羅馬紅衣主教）認為柏拉圖主義似乎可以協調羅馬教會和希臘教會兩種不同的神學體系的矛盾，前者基於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和自然科學，後者依賴偽狄奧尼修斯的柏拉圖主義。會議引發了關於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誰的學說更能用於基督教教義的大討論，它的影響深遠，庫薩的尼古拉的《論有學識的無知》中體現了一種柏拉圖式的和諧，反映了會議討論的神學問題。

十三世紀亞里士多德全面佔領了歐洲大學的理論陣地。但是繼承了彼得拉克思想的文人學者們，對於大學的哲學課程被亞里士多德統治而深感痛心。他們從古典作品中瞭解到古人們的思想，發現不論是異教徒還是基督徒都認為柏拉圖是最偉大的哲學家。而拜占庭人更是將學習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看作是學習更“崇高”的柏拉圖的哲學的準備。人文主義者們指責經院哲學忽視了對柏拉圖學說的教育，這表現了他們的狹隘落後，大家希望大學課程能全面介紹古代哲學，但是大學對柏拉圖學說的接受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1446年噶扎（Theodore Gaza）在費拉拉（Ferrara）大學講授過《高爾吉亞》，1459年拜占庭人阿格泡洛（Johannes Argyropoulos）在佛羅倫薩講授過《美諾》，斐奇諾在佛羅倫薩也公開講授過《斐萊布》和普羅提諾的《九章集》。1490年尼亞維斯（Paulus Niavis）在萊比錫講授柏拉圖書信，自此柏拉圖學說在歐洲大學逐漸開始傳播，它的傳播幾乎都是在人文主義者的努力下完成的，主要討論其道德和文化內涵，在經院哲學家那裡是不講授柏拉圖的。1497年這種狀況有所改變，陶邁歐（Niccolo Leonico Tomeo，1456—1531）在帕多瓦（Padua）大學講授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希臘文著作。此後很多重要的柏拉圖主義學者公開授課，大學裡對柏拉圖的限制也逐漸取消，到近代甚至出現了所謂劍橋柏拉圖主義學派，文藝復興時期以斐奇諾為核心的柏拉圖學園，為柏拉圖學說和柏拉圖主義的繼承和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

四、佛羅倫薩柏拉圖學園的建立

（佛羅倫薩柏拉圖學園所在地卡爾基Careggi）

文藝復興時期對柏拉圖著作的學術成就，並不總伴隨著對柏拉圖思想的理解。在貝瑟倫和斐奇諾以前，人文主義者們對於他們努力翻譯的哲學論題和理論，通常都只有非常不全面的瞭解。他們熱切地希望柏拉圖能夠被基督教世界所接受，所以對他們來說，使其基督教化和任意刪節就很正常了，特別是提及同性戀和多神論的段落。儘管如此，在十五世紀中葉以後，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學者們和柏拉圖主義者們，在詮釋柏拉圖著作時，普遍接受了將古代新柏拉圖主義傳統作為嚮導。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基瓦尼•貝瑟倫（Giovanni Bessarion）的《對柏拉圖的誹謗者》（In Calumniatorem Platonis）（1469年）和斐奇諾對柏拉圖的評論，直到文藝復興後期，對柏拉圖的新柏拉圖主義式的詮釋才佔據了主導地位，並一直延續到了十八世紀後期。

起初大家和科西莫一樣，只是關注柏拉圖的道德學說，隨著討論的深入和眼界的開闊，逐漸想要基於柏拉圖構建一整套道德的、自然的和形而上學的哲學體系了。一些只關注道德學說而反對形而上學的學者，也就是後人稱為人文主義者，也對討論柏拉圖學說產生過重要影響，比如科西莫和皮耶羅支援下，拜占庭學者阿格泡洛於1450年代中期在佛羅倫薩大學教授亞里士多德，有人說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柏拉圖主義者，因為他在大學裡公開講授亞里士多德時充滿了柏拉圖式的解釋，私下裡對他的學生們和追隨者講授柏拉圖，有些學生後來成了斐奇諾的柏拉圖學園成員，但他們大多是人文主義者，反對斐奇諾和柏拉圖學園裡那種以形而上學的方式對待柏拉圖學說的做法，斐奇諾在其《柏拉圖神學》中也的確是這樣做的。

在美第奇家族掌管下的佛羅倫薩，表現出對柏拉圖的非凡熱情。據說科西莫•美第奇在佛羅倫薩會議期間曾聽過柏萊圖的演講，而且可能是從他那裡購得柏拉圖全集的精美抄本，後來轉贈給了斐奇諾。在上一章中我們看到斐奇諾終生奉獻給了柏拉圖和柏拉圖主義著作的翻譯和研究，美第奇家族三代人給予他各方面的有利條件，1438年柏萊圖在佛羅倫薩大會上的演說激發了科西莫創辦學園的設想，阿格泡洛和阿西烏里（Acciaiuoli）於1454年創辦了亞里士多德漫步學園（peripatetic academy），教授和討論亞里士多德學說。這些都刺激了柏拉圖學園的誕生，1459年斐奇諾指導學生，著手翻譯註釋柏拉圖和柏拉圖主義者們的著作。

1462年柏拉圖學園在佛羅倫薩正式建立， 地點就定在卡爾基，斐奇諾的友人們開始聚集在一起研究翻譯三倍偉大的赫爾墨斯和柏拉圖的著作。從1469年到1492年洛倫佐執掌佛羅倫薩期間，柏拉圖學園迅速發展，作為其重要成員的洛倫佐本人，對學園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保護和推進作用。1494年洛倫佐的兒子、繼任者皮耶羅被逐出佛羅倫薩，同年波利齊亞諾（Angelo Poliziano）和皮科著力推進著學園的發展，1499年，斐奇諾死後他忠實的門徒蒂亞開多繼續著他的著作，學園的活動一直延續到1522年。

五、斐奇諾執掌時期“柏拉圖學園”的活動和思想（2000）

斐奇諾把卡爾基的莊園佈置得像柏拉圖的老學園一樣，Montevecchio的石松林就相當於柏拉圖老學園的platanus樹林，而Terzolle河就相當於老學園的Cephissus河。在學員們聚會的大廳牆面上鐫刻著各種格言，比如“萬物來自善歸於善”（A bono in bonum omnia dirigentur）“避免過度，逃脫苦痛，喜樂當下”（Fuge excessum， fuge negotia， laetus in praesens），大廳裡還有一尊柏拉圖的塑像，像前點著長明燈。

斐奇諾效仿柏拉圖，在自己家中接待友人，被接待者被稱為“學員”（Academici），他們的導師被成為“學園首席”（Princeps Academicorum），他們聚會之所叫做卡爾基學園。隨著斐奇諾名聲日隆，他被稱作“再世柏拉圖”。 後來隨著學園中的導師增多，學員也逐漸分化成了斐奇諾派（Ficiniani）、皮科派（Pichiani）和薩沃納若拉派（Savonaroliani）等小團體。斐奇諾還成立了“柏拉圖兄弟會”（fratres in Platone），其成員也就是“柏拉圖的家人”（Platonica familia），他們相互問候的話語是“祝柏拉圖健康”（salus in Platone）。入會的條件是博學、道德高尚、和斐奇諾保持友誼。斐奇諾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說他的兄弟會有八十個弟子和朋友。

在這些“柏拉圖兄弟”中我們發現不光有哲學家而且還有詩人、修辭學家、政治家、律師、牧師、醫師和樂師。這樣的成員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斐奇諾精心組織挑選來的。這些學員間有著特殊的精神聯絡，他們討論的內容和主題涉及哲學、神學、醫學、語法學、文學、法律和政治學等等，這種討論體現了是義大利十五世紀（Quattrocento）的文化特徵。這種討論不是純學術的，也不能被定位成嚴格的有自己的規章制度的學院教育，而僅僅是一個文化的“核心”，一種獨一無二的“精神沙龍”，他們都或多或少和斐奇諾有交誼，雖然不一定每次都能參加活動，但是他們都被斐奇諾的特殊人格魅力所吸引，因其哲學而感到精神的聚首。他們倡導“古代神學”（prisca theologia）“金鍊”（catena aurea）“虔信哲學”（pia philosophia）“博學宗教”（docta religio）。

柏拉圖學園的活動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是組織討論會、演講、朗誦會和自由的哲學和文學討論；第二是效仿柏拉圖《會飲》而安排的節日宴會，一般定在官方慶祝柏拉圖生辰和逝世的紀念日11月7日；第三是半教學性質的活動，包括私下的演講、修辭學課程、翻譯經典、論辯、有針對性的演說和命題演說。在斐奇諾的精心安排下，佛羅倫薩柏拉圖學園的活動和觀點主要圍繞斐奇諾著作中的兩個思想核心：

其一是借自柏萊圖的觀點，即從三倍偉大的赫爾墨斯到普羅提諾，有一條偉大的永恆智慧的哲學和神學傳統，也就是“古代神學”和“金鍊”，斐奇諾力圖將它和基督教正統思想融合起來，為此他還將基督教的一些重要人物加入到這個序列中，比如聖奧古斯丁、偽狄奧尼修斯等。在傳播柏拉圖和普羅提諾的學說的過程中，他發現了一種可以最好地為基督教辯護的基督教神學，即“柏拉圖神學”，依此他就創立了一種“博學宗教”和“虔信哲學”。他甚至設想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一個可以完全實現基督教和柏拉圖理想的國度。他曾努力透過與匈牙利國王考委努斯（Matthias Corvinus）的友誼，在匈牙利實現這一理想，他希望把匈牙利建成一個政治社會的典範和愛的國度。其中的“愛”既是蘇格拉底式的也是基督教式的，“愛”既是對個體的友誼和精神引導，也是對生命的終極源頭的嚮往。斐奇諾提出的柏拉圖式的愛和精神化的人的概念相關，它強調人格的自由和尊嚴，反對一切形式的伊壁鳩魯式的享樂主義，而那種享樂主義恰恰是當時很多人文主義者陷溺其中的沼澤。

其二是他深刻的信念，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是和諧一致的，這信念來自阿格泡洛、貝瑟倫、菲爾福（Filelfo）等人，斐奇諾認為兩位哲人的分歧只在言辭形式上而不是在原則問題上。在這個問題上，他完全同意他的“柏拉圖兄弟”皮科的觀點，皮科認為這種一致（concordia）必須得到充分的展示和檢驗。斐奇諾堅決反對阿維羅伊主義者和亞歷山大學派解釋的亞里士多德。所以斐奇諾要求的是高度和諧：古代與當前、基督教與異教、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與托馬斯•阿奎那，這些都可以融會貫通不相矛盾。

斐奇諾強調真正好的生活是沉思的生活，克里斯特勒說他將道德理論簡化為沉思的生活，避免罪惡和偶然的打擊。 因此他並不太關心具體的社會政治活動的運作過程。同時斐奇諾強調靈魂不朽和柏拉圖式的愛，這些都是後文討論的主要內容。

斐奇諾將自己在佛羅倫薩的角色，看作蘇格拉底在雅典的角色。斐奇諾柏拉圖學園不光討論柏拉圖和柏拉圖主義哲學，更重要的是它影響著佛羅倫薩的文化氛圍和生活方式。其中有很多道德的引導，它真正的興盛表現在不在其對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而不在於參與人員多寡或討論問題的熱烈程度。

六、柏拉圖學園的衰落和影響

斐奇諾最得力的門生之一蒂亞開多，在斐奇諾死後繼承和發展了他的學說，致力於將其學說加工完善，作為一種信仰堅持下去。當時他把學園遷到了Orti Oricellari，那是藝術贊助者Bernard Rucellai贈予蒂亞開多的駐地，這時的學園雖然承襲自斐奇諾的學園，但是已經不再是制度化的教育和研究基地。

即便是如此，它也還是義大利文化的中心。這時的學園中皮科派和薩沃納若拉派逐漸取代了斐奇諾的哲學，其討論的文化內容也變了，同時加入了很多新學員，包括馬基雅維利，他們的學習也興趣隨之轉變。除了神秘主義和抽象哲學和宗教沉思這些典型的斐奇諾柏拉圖學園的教學探討內容外，聚會焦點轉移到了對歷史、修辭、文學和社會政治要素的具體爭論上。

1522年學園中很多成員捲入了反對佛羅倫薩大主教、日後的教皇克萊門七世基烏里奧•美第奇（Giulio de Medici）的陰謀，學園就此關閉，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學術討論和研究機構，它終於退出歷史舞臺。

十七世紀有一位青年Francesco de Vieri想要復興斐奇諾的學園未果，在羅馬維特堡的吉爾斯（Giles of Viterbo）繼承了斐奇諾的學說，這位傳教士曾經影響了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教堂頂上的壁畫和拉斐爾在教皇皇宮裡的系列壁畫（Stanze di Raffaello）的創作。 在1512到1517年的第五次拉特蘭（Lateran）會議上，靈魂不朽被正式列為基督教會的信條，這可能也得利於吉爾斯的建議。斐奇諾在學園中對魔法和神秘主義的討論和學說影響了後來的Agrippa von Nettesheim、帕拉塞爾蘇斯 和布魯諾。佛羅倫薩柏拉圖學園的活動還影響了很多科學中心，比如克拉科夫（Kraków）布達佩斯、巴黎、圖賓根、萊比錫等；也影響了很多同時代人文主義者的著作，包括Aegidius Viterbo， Leone Ebreo， Lefèvre d‘étalpes， Symphorien Champier， Paracelsus， Celtes， Marcin Prenninger， Philip Kallimach， Nicholas Copernicus。由學園挑起的柏拉圖主義和亞里士多德主義之於基督教的關係問題，在學園關閉後仍持續了很長時間。

佛羅倫薩的柏拉圖學園是非大學形式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和中世紀的大學完全不同。當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們紛紛開始搶奪大學教席時，斐奇諾獨闢蹊徑，繼承古希臘自由的學術研究傳統，創立這樣鬆散形式的研究機構，在社會上和思想界都構成很大很深遠的影響。我們不能不說，斐奇諾的柏拉圖學園是古典學園教育的絕響，在他之後大學在高等教育中佔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文藝復興之後，教授分科教學和學生專題學習的基本模式，決定性地戰勝了自由研討辯論的鬆散的學園教育，隨著科技和工業發張的需要，教育越來越多是為人提供實現就業的基本知識和技能，而不是培養一個大寫的“人”了。因此斐奇諾倡導的學園教育雖然不適用於現代社會普遍推廣，但是它包含的精神教育的特質，應該受到我們的重視，我們的教育也應該不只教授專業知識，還要培養有高尚精神生活的人。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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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chael。B。Allen， Plato’s Third Eye， Variorum，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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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O。 Kristeller，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 Chicago Press，1948。

7，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ilosophy，General Editor Craig，Routledg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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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杜蘭，《文藝復興》，東方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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