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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津都督府的最後歲月(下)

2022-01-18由 詳侃歷史 發表于 歷史

一、新羅再犯,唐軍來援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新羅大勝之後,金法敏並不滿足,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再次對熊津都督府發起進攻。

(一)熊津府城之戰

據《三國史記》記載,“十一年(公元671年)春,……發兵侵<百濟>,戰<熊津>南,幢主<夫果>死之。”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春,新羅再次發兵進攻熊津都督府,這一次目標非常明確,直接進攻熊津城。新羅軍與熊津都督府的部隊在熊津城南發生激戰,新羅軍被擊退,幢主<夫果>陣亡。

這是熊津都督府在最後的歲月裡取得的為數不多的一次勝利。關於這次作戰,本文主要分析兩點。

第一,作戰地點。

這次作戰發生在熊津城南,但這個熊津城是指熊津都督府的治所,是熊津府城的簡稱,而不是位於百濟北部的那個熊津城,據《三國史記地理志》記載,熊津都督府把百濟北部的熊津城改為熊津縣,隸屬於東明州。那麼,熊津都督府的治所在什麼地方呢?我認為很可能是在泗沘城。百濟滅亡的時候,泗沘城是百濟的國都,熊津都督府的治所最初就設在泗沘城,後來由於與百濟叛軍作戰,留鎮百濟的唐軍主力曾離開過泗沘城。平定百濟叛亂後,熊津都督府調整行政區劃,泗沘城雖然沒有出現在都督府直轄的13縣中,但是,從地理位置上看,泗沘城應該是在13縣所覆蓋的區域裡。據此看,我認為熊津都督府的治所是在泗沘城,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的熊津府城之戰也發生在泗沘城。

熊津都督府的最後歲月(下)

泗沘城與熊津城

第二,參戰將領。

我認為,後來成為唐軍名將的黑齒常之參加了這次作戰。據《黑齒常之墓誌銘》記載,“麟德初,以人望授折衝都尉,鎮熊津城(即熊津府城)”,既是鎮守熊津城,那在新羅軍兵臨城下的時候與新羅軍作戰就是責無旁貸的了;《黑齒常之墓誌銘》又提到,“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以功加忠武將軍,行帶方州長史,尋遷使持節沙泮州諸軍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國”,查公元671年至672年發生在熊津城的戰鬥,記載於史書的只有公元671年春的這一次,因此,黑齒常之應該是在這次熊津之戰中榮立戰功並得以升遷。

熊津都督府的最後歲月(下)

黑齒常之

(二)唐軍來援

就在熊津都督府的軍隊在熊津府城城南擊敗新羅軍的時候,大唐的增援部隊趕了過來。

當時,新羅與唐朝在朝鮮半島南北兩線同時對峙,北線在浿江一帶,特別是平壤附近,南線就在熊津都督府轄區。因此,唐軍的援軍也分南北兩路而進:北線是高侃、李謹行率領的唐軍,據《三國史記》記載,高侃領兵1萬,李謹行領兵3萬;南線是薛仁貴率領的唐軍,據《舊唐書薛仁貴傳》記載,“尋而高麗眾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為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不過這一記載似乎並不準確,薛仁貴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鎮壓高句麗餘眾,而是救援熊津都督府,彈壓新羅。下面具體分析。

熊津都督府的最後歲月(下)

薛仁貴

首先,薛仁貴擔任的是雞林道總管,而唐朝於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在新羅境內設立了雞林大都督府,由金法敏擔任大都督,由此可以判斷,薛仁貴是來壓制新羅的。

熊津都督府的最後歲月(下)

金法敏

第二,據《三國史記》記載,薛仁貴所部在朝鮮半島與新羅軍共有三次作戰,即石城之戰、泉城之戰和伎伐浦之戰。其中,石城之戰是為了增援熊津都督府,泉城之戰是為了開啟都督府北面的局面,伎伐浦之戰則是為了掩護都督府撤退。這三次作戰,全部與熊津都督府有密切關係。

第三,薛仁貴率軍到達後,給金法敏作書一封,指責他“侵欺鄰好”和接納高句麗殘眾,其向新羅興師問罪的姿態非常明顯;而金法敏的回書則提到,“國家(指大唐)不降一介之使,垂問元由,即遣數萬之眾,傾覆巢穴,樓船滿於滄海,舳艫連於江口,

救彼<熊津>,伐此<新羅>

”,對薛仁貴出兵的目的做了全面的概括。

綜上所述,薛仁貴此行,是來救援熊津都督府,打擊新羅的。

薛仁貴所部的具體情況,史書記載很少,只能進行大致的判斷。

第一,薛仁貴所部兵數。薛仁貴致金法敏書提到,北路唐軍是“<高>將軍之<漢>騎,<李謹行>之蕃兵”,據《資治通鑑》記載,當時高侃擔任東州道行軍總管,李謹行擔任燕山道總管,據《三國史記》記載,高侃與李謹行的部隊是4萬,平均每人帶2萬。薛仁貴是雞林道總管,他所率的部隊,大致推測也應為2萬人。

第二,薛仁貴進軍路線。薛仁貴指責金法敏“藏兵江口”,金法敏則埋怨薛仁貴“樓船滿於滄海,舳艫連於江口”,再結合熊津都督府治所泗沘城的位置(在熊津江邊)來看,薛仁貴選取的是一條很傳統的行軍路線,即沿熊津江逆流而上,這條路,蘇定方和劉仁軌都走過。

(三)石城之戰

新羅王金法敏得知唐軍前來增援熊津都督府的訊息後,停止了對泗沘城的進攻,開始佈置防禦,據《三國史記》記載,“王聞<唐>兵欲來救<百濟>,遣大阿湌<真功>、阿湌□□□□兵守<甕浦>”。

甕浦的具體位置不詳。參考顯慶五年(公元660年)百濟的部署,似乎應該把防線設在熊津江口的伎伐浦,不知這個“甕浦”是否也在熊津江口。不過當時新羅並未攻克熊津江下游的加林城等要塞,把部隊佈置在熊津江口打防禦戰似乎也不現實。不論如何,等到唐軍真的趕來的時候,在甕浦並未發生激戰,戰鬥是在石城打響的。

據《三國史記》記載,“六月,遣將軍<竹旨>等,領兵踐<百濟><加林城>禾,遂與<唐>兵戰於<石城>,斬首五千三百級,獲<百濟>將軍二人、<唐>果毅六人。”

石城之戰是《三國史記》記載的新羅軍與唐軍的第一次正式交鋒。下面對這次戰役進行具體分析。

1、戰役地點

石城,《三國史記》將其列入了“有名未詳”的範圍,即只知其名,不知其具體地點。

但是,在《三國史記地理志》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扶余郡>,本<百濟><

所夫裡

郡>,<唐>將<蘇定方>與<庾信>平之。<文武王>十二年(公元672年)置總管,<景德王>改名,今因之。領縣二:<石山縣>,本<百濟><珍惡山縣>,<景德王>改名,今<

石城縣

>;<悅城縣>,本<百濟><悅已縣>,<景德王>改名,今<定山縣>。”

而據《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記載,公元671年石城之戰後,新羅“置<

所夫裡

州>,以阿湌<真王>為都督。”

新羅設定所夫裡州當與石城之戰有關,是對石城之戰後新佔的土地進行行政管理。而所夫裡州下轄的兩個縣中,有一個珍惡山縣,據“大義覺迷”網友考證,珍惡山與新羅軍要去的加林城相鄰,兩者之間的界河名為古多津。而且,珍惡山縣在兩次改名後,又被叫做石城縣。以此來看,唐羅石城之戰中的這個“石城”,很可能在珍惡山縣境內。

2、戰役時間

石城之戰的時間,據《三國史記》記載是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六月。這個時間是比較微妙的。按照《三國史記》的說法,薛仁貴向金法敏致書是在七月二十六日,按常理來說,薛仁貴應該是在到達朝鮮半島之後馬上向對方致書,因此,在六月份的時候,唐軍剛剛到達熊津都督府轄區,甚至有可能只是部分唐軍到達,尚不能充分發揮其戰鬥力。新羅軍挑這個時間與唐軍開戰,可以看出金法敏是比較狡猾的。

3、參戰將領

唐軍方面,沒有任何將領的名字被記載下來,但是,我認為薛仁貴本人應該沒有參加此戰。《三國史記》在記錄石城之戰時,只是籠統的說與唐軍交戰,而在記載後面發生的泉城之戰和伎伐浦之戰時,都強調是在和薛仁貴交戰。如果在石城之戰中,薛仁貴真的是唐軍的主帥,那《三國史記》應該大書特書以突出這次戰役的輝煌勝利。

新羅軍方面,只提到了竹旨的名字,竹旨是新羅的一員大將,曾參加過平定百濟叛軍和征討高句麗的戰爭。

4、戰役經過

《三國史記》說新羅軍原本是打算到加林城糟踏莊稼去,我認為此說法未必準確。《三國史記》說金法敏是在公元671年的春天就得知了唐軍要來增援的訊息,並據此調整了部署,那麼,在六月份唐軍已經到達的情況下,新羅軍怎麼可能優哉遊哉的去踩莊稼呢?

我認為,去加林城踩莊稼可能是新羅軍的誘敵之策,在唐援軍抵達的情況下,熊津都督府的底氣足了很多,因此看到新羅軍殺來後,很可能選擇主動出擊,新羅軍則趁機在野戰中將其擊敗,削弱熊津都督府的實力,挫敗唐軍的銳氣,以保持新羅軍在都督府轄區的戰場主動權。

很不幸的是,唐軍與熊津都督府的部隊落入了新羅的圈套,在石城被擊敗,損失慘重。據《三國史記》記載,石城之戰,新羅軍“斬首五千三百級,獲<百濟>將軍二人、<唐>果毅六人”。

從被俘軍官的情況看,在石城,唐援軍與熊津都督府的部隊是並肩作戰的,因此,被斬首的5300人既有唐人,又有百濟人。

如果《三國史記》的這一記載可信的話,那麼石城之戰對增援都督府的唐軍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在石城之戰中,唐軍有6位果毅都尉被俘,由此反映出被俘唐軍不在少數。《新唐書百官志》在介紹折衝都尉府的時候說,“(每府)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據此看,果毅都尉屬於中級軍官,應該有一定數量的唐軍士兵隨同這6位果毅都尉一起被俘。

石城之戰後,薛仁貴唐軍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在熊津都督府戰場上無所作為。魏元忠說“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舊唐書魏元忠傳》),薛仁貴之所以無功,很可能與石城之戰首戰受挫、損失較大有關。

石城之戰,由於史書記載的內容很有限,因此本文只能做以上粗淺的探討。

(四)新羅乘勝出擊

石城之戰後,朝鮮半島出現了對新羅很有利的局面。在北線,高侃和李謹行率領的唐軍正在與高句麗的叛軍交戰,沒有對新羅造成太大的壓力,在南線,唐援軍和熊津都督府的部隊又在石城被擊敗,因此,石城之戰後,新羅攜勝利之餘威,對南線唐軍及熊津都督府發起進攻。

新羅知道薛仁貴唐軍遠道而來,後勤補給比較困難,且主要依靠海上運輸,因此迅速開始打擊唐軍的海上運輸線。

熊津都督府的最後歲月(下)

戰船圖

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671年)冬十月六日,擊<唐>漕船七十餘艘,捉郞將<鉗耳大侯>、士卒百餘人。其淪沒死者,不可勝數。”

從後來新羅釋放的唐軍戰俘名單中可以看出,當時連同鉗耳大侯一起被俘的還有萊州司馬王藝等官員。

運輸線受到襲擊,後勤物資不能及時足量運往前線,使得薛仁貴唐軍和熊津都督府的處境進一步惡化。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年初,新羅軍對熊津都督府轄區又一次發起進攻。

據《三國史記》記載,“十二年(公元672年)春正月,王遣將攻<百濟><古省城>,克之。二月,攻<百濟><加林城>,不克。”

在薛仁貴所部已經在熊津都督府轄區佈防的情況下,新羅軍仍然敢於主動進攻,可見戰場主動權仍在新羅手中。

古省城的具體位置不詳。加林城是重要的軍事據點,它地處泗沘城的下游,是水陸要衝,如果加林城失守,泗沘城將會相當孤立,因此,熊津都督府和薛仁貴應該在此設有重兵。交戰結果,新羅軍未能攻克加林城。

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春至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二月,熊津都督府在薛仁貴唐軍的支援下,與新羅軍進行了艱苦的對抗,雖互有勝負,但總體上看,熊津都督府一直處於比較被動的地位。

二、北線唐軍向新羅施壓,熊津都督府局勢緩解

據《三國史記》記載,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八月,高侃和李謹行與新羅軍戰於石門,新羅軍大敗,“大阿湌<曉川>、沙湌<義文>、<山世>、阿湌<能申>、<豆善>、一吉湌<安那含>、<良臣>等死之”。

石門慘敗,令金法敏驚恐異常,只得於九月份向高宗皇帝上表請罪,同時釋放唐軍與熊津都督府的被俘人員,這些人員包括“郞將<鉗耳大侯>、<萊州>司馬<王藝>、<本烈州>長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馬<禰軍>、<曾山>司馬<法聰>、軍士一百七十人”(《三國史記》)。

熊津都督府的最後歲月(下)

唐高宗

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自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七月起就被新羅扣留的熊津都督府司馬禰軍,在被關押兩年零兩個月後,終獲釋放。

第二,金法敏可能並未釋放所有戰俘。本文在石城之戰部分分析過,在石城,唐軍有相當數量計程車兵被俘,而金法敏僅釋放了170名軍士,當時,僅僅和鉗耳大侯一起被俘的唐軍士兵就有百餘人,因此,金法敏此次很可能只釋放了在漕船上俘獲的唐軍士兵,而留下剩餘的戰俘作為談判的籌碼。當然,也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新羅石城之戰的戰果是誇大的,新羅可能根本就沒有俘獲很多唐軍。

第三,金法敏並未完全認罪,仍然把很大的責任推給熊津都督府,據《三國史記》記載,金法敏在請罪表中稱,“深仇<百濟>,逼近臣蕃,告引天兵,滅臣雪恥。臣懼破滅,自欲求存,枉被凶逆之名,遂入難赦之罪”。

可能因為金法敏反省的仍然不夠深刻,也可能因為石門之戰後,高宗認為新羅已經不堪一擊了,總之,高宗皇帝沒有理會金法敏,繼續對新羅施加軍事壓力。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更是任命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討伐新羅。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眾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眾”。

從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八月石門之戰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七重城之戰,在這段時間裡,由於北線唐軍向新羅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因此熊津都督府獲得了喘息的時間,但是,新羅並未完全放棄對熊津都督府轄區的野心,仍採取了一些行動,熊津都督府的局勢雖有緩和,但沒有明顯好轉。

這段時間發生的與熊津都督府有關的事情,見諸史料記載的不多,下面簡單介紹。

第一,新羅加強對西海的封鎖。

據《三國史記》記載,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九月,“王遣大阿湌<徹川>等,領兵船一百艘,鎮西海”。這一舉動應該是針對熊津都督府的,其目的可能是繼續加強對熊津都督府的海上封鎖。

第二,熊津都督府試圖收復失地。

熊津都督府方面,在這段時間裡,似乎是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收復失地。據《黑齒常之墓誌銘》記載,“咸亨三年,以功加忠武將軍,行帶方州長史,尋遷使持節沙泮州諸軍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國。”自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開始,熊津都督府的壓力有所減輕,在這個時候,黑齒常之先是被任命為帶方州長史,很快又改任沙泮州刺史並主持該州軍事,帶方州和沙泮州都在熊津都督府轄區的南部,據此判斷,朝廷很可能是讓黑齒常之恢復都督府對百濟南部故地的控制。後來,黑齒常之進一步獲得晉升,做到了左領軍將軍兼熊津都督府司馬,以此來看,他的恢復活動應該是有一些成果的。

三、唐朝收縮戰線,熊津都督府全面撤退

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唐軍平滅高句麗之後,唐朝的戰略重心就逐漸轉到了西線,開始與吐蕃進行大規模較量。在此期間,儘管朝鮮半島重燃戰火,唐朝也沒有把戰略重心移回東線。開始的時候,唐朝還想透過對新羅施加一定軍事壓力的辦法,迫使新羅徹底屈服,不再惹事生非;後來,連這個念頭也打消了,轉而開始準備從朝鮮半島體面的退出。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七重城之戰後,唐軍薛仁貴、李謹行等部又對新羅的漢城州發起進攻,雖然未獲全勝,但迫使新羅再次遣使謝罪,而唐朝則很自然的抓住這次機會,“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把新羅謝罪的時間歸到了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但是,結合《三國史記》的記載來看,新羅遣使謝罪的時間當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九月以後。

在新羅做出屈服的姿態之後,唐朝就開始佈置熊津都督府的撤退事宜了。據《資治通鑑》記載,儀鳳元年(公元676年)二月,“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熊津都督府開始全面撤出百濟故地。

以上是我對熊津都督府的一點簡單分析,歡迎大家討論。

如對唐朝歷史感興趣,請關注我,繼續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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