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為何自稱從孔子“私淑”？孔孟有何不同？

2022-01-10由逍遙塵世發表于歷史

孔子與孟子

孔子是春秋時期的大學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開私學，創立儒家學派。孟子是戰國時期的大學者（約前372～前289年），他繼承了孔子的學說，並對儒家學派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孔子生於今日山東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僅數十里的鄒縣（編者注：孟子誕生地鳧村與孔子誕生地尼山歷史上曾長期隸屬於鄒城。現劃歸濟寧曲阜市。），他們都曾沐浴著以泰山為中心的齊魯文化。

孔孟的出生地

“私淑”之說最早見於《孟子》一書。在《孟子·離婁下》中有“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語。意思是說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正如孟子自己所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這與《史記》傳孟子相同：“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詞源》在解釋“私淑”一詞時所引的便是這段話。而《孟子》一書中提及“私淑”並非僅此一處，《孟子·盡心上》中有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意思是：有道德的人教育人的方法有五種：有像及時雨一樣啟迪人的；有培養品德的：有培養才能的：有解答疑惑的：有感化他人使他們模仿的。）

之所以如此以“私淑”相稱，是因為孟子一生最服膺孔子！孟子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認為孔子乃“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所以他的願望就是“學孔子”。

孔子像

《孟子》一書常引《論語》，或依孔子的學說而立論。孟子是孔子後學中最能領會和繼承孔子思想精髓的學者。孔子的學說以仁學為核心，強調仁者愛人；孟子之學在孔子仁學的基礎上仁義並舉，進一步發揚了仁學的精神。孟子效法孔子，以天命之承擔者自居，故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

在道德修養上孔子強調自省自責，而孟子更是反覆強調自我批評的重要性，他認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這就形成了儒家嚴以律己的修身態度。

孔子是教育大師，孟子繼承孔子的事業，在參政受阻之後，致力於民間教育事業，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人生之大樂，並總結出教育的五種方式：“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才）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他的教育思想是生動活潑的。以上種種，都足以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忠實傳人，在思想上與孔子一脈相承。

孟子

那麼，孟子貴為“亞聖”，與孔子主要有何不同呢？

一、結合仁學民生

孔子對民生問題是重視的，但語焉不詳。孟子則把仁學落實到政治的措施上，要社會統治者和管理者在解決民生基本問題上體現仁民愛物的思想感情，中國近代的民生主義即發源於此。

首先，要“制民之產”，使百姓豐衣足食。孟子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這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仁政最核心的內容便是解決好民眾的吃穿問題，使他們的物質生活有起碼的保障。

其次，“省刑罰薄稅收”，這一條是上一條的延續和補充。孟子提出：“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人民的負擔要有一個限度，過此即有災難，所以要省刑罰，必須薄稅斂。

第三，救濟社會上孤苦無援者。孟子說：“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第四，加強教育，德化民俗。孟子認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要在富民的同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使民去惡從善，形成禮義之風。這樣，社會才有秩序，人民才會有真正的安寧壽福。於是孟子提出五倫之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

孟子提出一條重要原理：“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一定要使民眾有穩定的產業，在當時主要是擁有穩定的土地，民眾才會有穩定的思想情緒，易於為善難於為惡，社會也才能獲得穩定。

井田

結合

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沒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視民眾的社會作用和歷史地位。

孔子講過：“民無信不立”的話。孟子則大大前進了一步，他提出“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這就是民為邦本的思想。

孟子相信天命，但他把天命化為民意，認為這兩者是一致的，這實際上是用民本思想重新解釋了傳統的天命論，大大提高了民眾的地位。他引《太誓》的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的感受和意志，體現了上天的精神，“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王只要能使百姓滿意，就等於服從了天命。孟子用民眾的意志代表天命，從而限制君王的意志，“君權天授”變成了“君權民授”。

孟子提出了一個超越同時代人的口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個口號一經提出，便使社會震動，響徹了兩千多年，成為批判君主專制的有力武器。這個“民貴君輕”的說法，在先秦諸子之中是極為罕見的，它肯定民眾是國家的主體，對於君權至上的制度具有很大的衝擊力。按照孟子這一思想來設立政治體制，至少能發展出開明君主立憲制。這是孫中山提出民權主義的思想源頭之一。

二、高揚民本主義

孟子最突出的貢獻之一是確立中國士人的獨立性格，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為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建立了一種較高的標準。

孟子認為君臣關係完全是相對的，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士可以為明君而死，但不必為昏君而死。暴虐之君可以被廢除誅討。又說：“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所以他不贊成愚忠。他認為明君必須“貴德而尊士“，“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這樣，孟子就大大提高了士君子的社會地位。

孟子刻畫了有社會責任心的知識分子的氣象，此即是：“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的氣度是何等的雄偉宏大，富貴、貧賤、威武這三樣東西不能改變一個人的氣節，在生死考驗面前能“捨生而取義”，最後成全自己完美的人格。在中國歷史上，為了社會進步事業而“成仁”、“取義”的志士仁人是很多的，他們的思想多少都受到孟子的影響。

高揚

孟子創造性地發揮孔子的仁學，不僅指出“仁，人心也”，而且用“四端”、“良知”說為仁學建立了人性論基礎，又將人性與天道貫通。孟子的人性之學直接啟示了宋明的內聖之學，在儒學史上產生巨大的影響。

孟子認為人性中本有善端為四：“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這四種善性人皆有之，擴而充之即是善人，“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又把四端稱為“良知良能”。孟子發現了人性的道德本心，他所倡導的性善說成為中國人性論史上的主流，其特點是強調人類要自我完善，而不必藉助外在的力量。宋明理學家所反覆闡揚的天理人心，歸根到底就是孟子所說的道德良知。陸王心學更是直接得力於孟子。陸九淵認為自己的思想因讀《孟子》而自得於心，“先立乎其大者”這句話成了陸學簡易功夫的特徵。王陽明則運用孟子的良知說，建立起自己的“致良知”的心學理論。

孟子進一步探討人性的終極來源和人心如何迴歸天道，他提出了著名的命題：“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知性→知天，這是人性迴歸天道的過程。人透過擴充善良的本心，徹悟自己的本性，從而體悟那作為存在與價值總源泉的天道，這樣便達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從儒家內聖之學來看，能繼承孔子仁學併發揚光大者，以孟子的功勞最大，所以亞聖的稱號對他是受之無愧的。

孟子的上述四個方面的貢獻，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學術、道德，都產生了深遠廣泛的影響，其文化生命至今仍熠熠放光。對於我們來說，孟子的思想是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如能認真開發而運用之，對於今天人性的改良，社會的治理，民族的復興，將有莫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