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要辯證地看，要分層次的說。即，要將美國發動戰爭與薩達姆被推翻分開來解讀。

美國有個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殺妻案”，這起具有司法層面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已經過去了近三十年。可是，時至今日，仍然有很多美國人認為，辛普森就是“兇手”。然而，在美國的司法體現中，卻無法裁定辛普森有罪。根本原因就是“程序不正義”所致。

在“辛普森殺妻案”中，幾乎所有證據都指向辛普森是“兇手”，但是，卻都是“間接證據”。當然，也不是說間接證據就不能被認可。不過，間接證據被認可的前提條件是必須能夠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而“辛普森殺妻案”中的這些間接證據之所以“失證”，之所以不被陪審團認可，皆因警方取證時的幾個重大失誤所致。比如，有位警長在獲取血衣後沒有在第一時間送去警局固定證據，而是在現場逗留了近3個小時，致使這個證據“失效”。這就是人們常言的“程式錯誤”或“程序不正義”。

在美國的司法邏輯和司法實踐中，只要“程序不正義”，即便是“結果正義”，那也不被認可。但是，不被認可，並非事實不存在。“辛普森殺妻案”就屬於這種情況。而如果將其引申到美國發動戰爭推翻薩達姆這個問題的話，似乎也有借鑑意義。即，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是“非正義”的，但對於那些被薩達姆迫害的人來說，也許並不能以非正義來詮釋。

經常會聽到“好心辦壞事”這個說法，如果反過來說，壞人也偶爾會無意間辦點好事。從法理上來說，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並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它是繞過聯合國進行的。所以，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並不具有程式上的合法性。

既然“程式非正義”，那麼，因此產生的一切結果即便是正義的，但也不會被認可。但是，從事實以及伊拉克當時的現狀來看，推翻薩達姆卻又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民“樂見其成”，甚至是歡欣鼓舞的。

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初期，人們接觸到的資訊是伊拉克軍隊和民眾將團結一致、眾志成城地抗擊美國侵略者，堅決捍衛薩達姆。然而，當美軍攻入巴格達城時，卻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在美軍攻到巴格達前，素有精銳部隊之稱的薩達姆革命衛隊，發誓將誓死保衛他們的統帥薩達姆，並傳出了堅決與美軍展開巷戰的資訊。

然而，當美軍攻入巴格達城時，卻出現了兩個奇葩現象，一是三十萬革命衛隊早已無影無蹤。二是被捍衛的物件薩達姆也早已潛出巴格達，藏匿在了他的家鄉提克里特的一處地道中。說明什麼？一是說明“誓死捍衛薩達姆”的誓言就是一句笑話。二是說明在薩達姆心中，那些革命衛隊只不過是他的“炮灰”而已。

在美軍攻入巴格達時，還出現了一個奇特景象，那就是，巴格達城內的伊拉克人民居然“夾道歡迎”美軍入城，他們還迅速拉倒了薩達姆銅像。

從薩達姆革命衛隊的“鳥獸散”，到巴格達民眾夾道歡迎美軍入城，說明什麼？說明薩達姆並沒有宣傳的那樣“得人心”。在平時，伊拉克人民只是敢怒不敢言罷了。

直到現在，每當提及伊拉克時，有人仍然津津樂道於伊拉克當年的富裕景象。確實，在1980年時，伊拉克的人均GDP就曾達到過1.2萬美元，而美國那時的人均GDP也不過1.6萬美元而已。可是，不要忘了，那並不是薩達姆的能力有多強，而是得益於幾乎是“無本萬利”的石油。估計，換了誰當總統，伊拉克的人均GDP都不會低於那個數字。

再者，人均GDP並非可以轉化為人均收益，那其實就是個數字而已。比如，如果你與首富平均的話，資料肯定會很好看，可是，你的財富達到那個平均資料了嗎？所以，即便是伊拉克當時的人均GDP再高，但那並不代表伊拉克民眾能夠獲得相應比例的利益。直白地說，薩達姆以及圍在薩達姆身邊的那些人才是最大受益者。

2002年，伊拉克整個國家的GDP才200億美元。可是，在薩達姆被推翻和死後，薩達姆個人卻遺留下了至少400億美元的財產。這還不算他的子女、親戚、家族、親信的財產。所以，這些人才是薩達姆執政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伊拉克普通的民眾。

將薩達姆視為高大上“民族英雄”的人，往往忽視了兩點，一是當美軍進攻伊拉克時，特別是美軍逼近巴格達時，薩達姆並沒有表現出視死如歸的勇氣，並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也沒有與巴格達民眾共存亡，而是早早棄城出逃了，並導致很尷尬地被美軍士兵從地道中拖出來。二是忽略了窮兵黷武的薩達姆是如何將伊拉克一步一步帶入深淵的。

薩達姆是1979年透過不正當手段上臺的。可是，1980年才正式執政的他隨之就發動了兩伊戰爭。8年的兩伊戰爭導致幾百萬伊拉克青壯年傷亡，伊拉克經濟狀況也是江河日下，財政異常拮据，並因此欠下了科威特、阿聯酋、沙特等海灣國家的鉅額債務。可是，此時的薩達姆卻不接受教訓，不去恢復戰爭創傷，而是動起了歪門邪道的心思，居然想透過合併科威特的方式“賴賬”和獲取科威特的財富。於是，薩達姆又緊接著發動了入侵科威特的戰爭。

薩達姆這種“欺凌弱小”的行為自然不能被國際社會所接受。於是，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多項譴責伊拉克侵略行為的決議，美國組織聯軍發動了海灣戰爭，並將伊拉克軍隊趕出了科威特。

一場海灣戰爭將此前自吹自擂為第四軍事強國的伊拉克打得現了原形。此後，伊拉克便一蹶不振，經濟狀況一落千丈，1980年代那個富裕的伊拉克早已風光不在。至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前一年，即2002年，伊拉克的人均GDP已經不足600美元。

在連續經歷了兩伊戰爭、吞併科威特戰爭和海灣戰爭後，伊拉克的經濟和財政狀況江河日下，伊拉克民眾的生活異常艱辛，薩達姆的統治地位也自然開始鬆動。可是，那時的薩達姆不是痛定思痛的潛心發展經濟，而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權和既得利益開啟了更加高壓的統治模式。

伊拉克的民族及政治勢力構成很複雜。在人口結構的比例上，主要是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這也自然形成了三方實力。其實，在人口比例中，薩達姆所代表的遜尼派只是少數派。試想，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如果要維持統治地位，薩達姆必然要透過高壓政策來實現。

於是，薩達姆對什葉派、對庫爾德人，甚至對反對他的遜尼派民眾進行了高壓統治和迫害。比如，他使用國際上禁止使用的武器對庫爾德人村落進行清洗，他殘酷鎮壓不同政見者的事例，在聯合國的卷宗檔案中都可以查到。還比如，他的兩個兒子烏代和庫賽的欺男霸女行為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彷彿就是不折不扣的現代版“高衙內”。所以，對於伊拉克民眾來說，薩達姆不是什麼高大上的“英雄”。

談到伊拉克話題時，經常會聽到類似於“沒有薩達姆的伊拉克一文不值”這樣的說法。其實，地球離開誰都照樣轉，伊拉克的發展趨勢也證明了這一點。客觀地說，現在的伊拉克除了治安狀況差強人意外，其他方面都在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比如，戰後的伊拉克經濟已經逐漸恢復，普通民眾被欺壓的現象在減少。戰前的伊拉克人均GDP只有600美元左右，而到了2018年時，伊拉克的人均GDP已經恢復到了5091美元，2019年時，伊拉克人均GDP增長到了5995美元。而更應該看到的是，這樣的增長還是人口暴增的情況下取得的，也就更顯難能可貴了。

伊拉克戰爭前的2002年，伊拉克的人口是2400萬，而到了2020年時，伊拉克的人口是4022萬。也就是說，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伊拉克的人口暴增了一倍多。

儘管人口增長並不是社會環境變好的唯一衡量依據，但事實是，儘管伊拉克境內也偶爾會有槍聲和極端事件發生，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部分地區和大部分民眾顯然已經不處於兩伊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薩達姆政權高壓統治的那種恐懼之中。

綜上所述，由於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並未得到聯合國授權，所以，就程式而言，這是一場不能稱之為正義的戰爭。而至於推翻薩達姆政權是否正義，個人觀點認為，伊拉克大多數民眾的心中評價才最準確。因為，兩相對比，伊拉克人民的感受最深，也最有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