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唐代的公主一直是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力量存在的。

這不僅表現在她們直接地參與政治鬥爭，以個人勢力或明或暗地影響政局。

甚至，她們的婚姻也作為一件頗有分量的籌碼，被歷任帝王頻頻用來調整對內或對外的政策。

一：初唐公主婚姻的特點‍

唐代公主的婚姻除了有

“傳宗接代”

的自然屬性外，由於公主在婚姻中往往扮演皇室代表人的角色，其婚姻更多地表現出

“合二姓之好”

的社會屬性。

公主婚姻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種政治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

。

備受史家稱道的公主和親其實質也

“可以說沒有一次不是統治階級為擴大自己勢力而進行的政治活動”

。

初唐公主婚配物件主要是功臣勳貴，唐朝初期公主婚配的首選物件是功臣之家，這是唐王朝出於穩定政治局勢的考慮。

李淵父子入主中原之後，剛剛建立的李唐王朝仍然面臨重重困難。

外有北方少數民族虎視眈眈，內有起義軍餘部及地方割據勢力騷擾不斷，更有李淵父子之間的權力之爭，以及功臣集團與李氏皇族之間的利益之爭。

如何鞏固初創的國家政權，是李氏集團急需解決的問題。

在上述各種矛盾中，只有皇室與功臣集團的矛盾可以透過籠絡而消除，並使之成為消除其它矛盾的主要力量。

唐朝初期對功臣集團的籠絡既包括高官厚祿，也包括與他們結成強大的姻戚集團。

事實證明，這些措施在開國初期對於鞏固國家政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消極的一面也逐漸暴露無遺。

首先，作為婚姻主體之一的公主在這場婚姻交易中往往成為受害者，進而演變為不穩定因素。

在這場王室與功臣的婚姻交換中，王室換來了功臣的進一步支援，功臣換來了無上的榮譽及作為皇親國戚的種種特權。

而公主充當的只是一枚價格稍貴的籌碼，起到的只不過是一種聯絡帝王與功臣的紐帶作用。

這種缺乏感情基礎，而只剩下功利色彩的婚姻註定了公主的生活不會幸福。

初唐時期，公主們生活多不檢點，除了有其

“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的原因外，從另一方面也可理解為她們對這種婚姻方式的不滿與發洩。

如高祖女永嘉公主嫁竇奉節，

“楊師道子豫之，…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亂、為主婿竇奉節所擒”

。

太宗女合浦公主（又稱高陽公主）嫁房玄齡之子遺愛，

“有浮屠辨機者，結廬居於公主封地，會主與遺愛獵，見而悅之，與之亂”“又浮屠智助迎佔禍福， 惠弘能視鬼，道士李晃高醫，皆私侍主。”

公主生活不檢點容易演變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其次，作為駙馬的功臣子弟在這場旨在穩定的婚姻交易中扮演了很多不穩定角色。

功臣子弟們在恩蔭制與官爵世襲制的保護下得以坐享其成，在養成了惰性的同時，他們往往不學無術，愚蠢不堪。

據

《隋唐嘉話》

載，薛萬撤尚高丹陽公主，

“太宗嘗謂人口：薛附馬村氣（注：無才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

。

而一旦與公主結婚成為皇親國戚之後，他們自以為進入了高層權力集團，頻繁參與政治鬥爭。

如太宗時駙馬杜荷勾結太子承乾謀反，高宗時駙馬都尉房遺愛、柴令武、薛萬撤勾結荊王元景、吳王恰謀反，為稍見起色的穩定局面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初唐時期公主婚配的第二物件是關隴士族及少數民族貴族，而本應受到尊重的山東士族排除在外，這是初唐公主婚姻的又一特點。

山東地區由於地處華夏文明的發祥地，唐代以前一直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所在。山東士族自東漢時期初具規模之後，至魏晉南北朝時達到了巔峰。

在領導士族潮流的長期歷史中，山東士族潛意識裡不自覺地產生了一種孤傲心理。

儘管經歷了南北朝之亂及隋末農民戰爭的沉重打擊，山東士族的地位已經下降，但其孤傲心理並未消除，這種心態使他們很容易地輕視其它士族，甚至包括貴為皇族的李氏關隴集團。

《隋唐嘉話》

中記載，高宗時山東舊族崔、盧、李、鄭等七姓，

“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為婚，乃禁其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這說明當時的山東大族只在內部通婚，已達到禁而不止的程度。

李唐皇室出身於隴右士族，同樣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隴西李氏實際上

“胡化”

程度較深。

表現在婚姻方面的有：婦女的貞操觀念淡薄，如前所述的永嘉公主公然與楊師道之子淫亂，合浦公主與浮屠辨機淫亂時還不忘對其丈夫以補償。

“更以二女子從遺愛”

，亂倫婚姻較多，如高宗以其父太宗之才人武則天為皇后，唐玄宗納兒媳楊玉環為貴妃，這些胡化風尚與中原儒家正統倫理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二：唐前期公主的擇婿特點及標準‍

要探究唐代公主擇婿的特點，不妨從駙馬的出身入手。

根據史料統計，唐前期，計有85位出嫁公主，涉及113位駙馬，116樁婚姻。

113位駙馬當中，除去19位無從考證其家世淵源外，其餘94位駙馬，根據他們的出身可以歸納為四類：

外戚姻家、功勳之家、世貴之家、蓍屬之國

。

不完全統計，高祖、太宗兩朝，計有46位駙馬，根據已掌握的史料，可以明確其出身的有39人。

其中，來自外戚姻家者有15人。

來自世貴之家的駙馬有4人，

段綸，隋兵部尚書段文振之子，尚高祖女高密公主。蕭銳，南朝後梁帝胄、隋舊貴蕭璃之子，尚太宗女襄城公主。薛瑾，北朝世族之後，尚太宗女城陽公主。蘇勖，隋貴胄，尚高祖女南昌公主。

來自蕃屬之國的駙馬有2人，

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社爾，尚高祖女衡陽公主。突厥酋長執矢思力，尚高祖女九江公主。

這兩位來自蕃夷的駙馬，降唐後被授予相應官職，即成為唐朝權貴階層中的一員。

因此，從政治歸屬上來講，他們可以與前三類駙馬同歸為當朝權貴。

唐前期的駙馬，．除去無從考證者，餘者（佔總數的83％）的出身不外乎外戚、勳臣、世貴、著夷四類。

這四類臣屬在其政治地位上，有個共同的特點，即同屬於當朝權貴。

因此，可以說，唐前期駙馬的選取基本上遵循了，

“王圮，主靖，皆取當世勖費名臣家”

的原則。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太宗與高宗時期出現的

“公主不拜舅姑”

、

“晝行合香之禮”

、

“心喪之期成婚”

以及

“合浦公主的放蕩”

等反常行為，無一不是胡化遺風的表現。

太宗與高宗在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問題上多次下詔予以糾正，足以證明唐初統治者洗盡胡化鉛華，尋求與中原文化同流的願望。

至於在合浦公主的問題上多次姑息，一方面說明，這種現象是胡風所致，難以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予以解決。

另一方面則因為合浦公主下嫁的是功臣子弟。

至於合浦公主最後被賜死，是由於謀反、其性質已經到了推翻國家政權的程度，屬於

“十惡”

之首的罪行。

唐初的公主政策說明，這一時期公主正處於向漢化轉變的過程，反映出李唐皇室乃至整個關隴貴族都處於漢化的過程之中。

這些措施之後的政治目的就是，爭取廣大的中原漢族地主的支援，鞏固唐朝在整個中原地區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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