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的選舉制度，使豪族和缺乏財力計程車人，能夠透過自己的德行或學識躋身於政權之中。而“通經致仕”成為了做官的直接途徑。地方豪族憑藉自身優越的經濟條件，得到更多受教育的機會，西漢時，已有部分豪族躋身為官僚階層，甚者兼官吏、士大夫、地方豪族為一身，這就是“地方豪族的官僚化”（詳見尹建東先生《關東豪族研究》）。

豪族透過對經學的學習，漸漸同文化、儒學有了聯絡，成為了“士族化豪族”（詳見崔向東先生《漢代豪族研究》）。漢末的豪族，有著濃厚的儒學底蘊。

孫吳的朝臣，多為儒學士大夫，在行為、思想上深受儒學薰陶，與

孫堅遺留的尚武、不尊儒家禮法的家風有著較大的衝突

。以下試舉幾例：

一、孫吳統治者酗酒之風頗盛

史料中，常見孫權及孫皓恣睢飲酒，朝臣時有進諫。

而孫氏常不以為然，一些大臣甚至險遭殺身之禍。孫氏的酗酒，是有違儒家禮法的。

孔子曾經說過：“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他認為，飲酒不能荒廢朝政。孔子又舉出桀的例子“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藉此勸解不能對酒沉湎。由此可見，儒家對於酗酒是批判的。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慚色，遂罷酒。——《三國志·吳書·張昭傳》

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三國志·吳書·虞翻傳》

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三國志·吳書·顧雍傳》

從上述幾處史料看，孫權的飲酒，是放縱的，不顧禮法的。張昭對於孫權的酒宴，拿出了商紂作為對比，從孫權的行為、言語看，雖無商紂之奢靡恣睢，但也頗有幾分暴君之意味了。

從《顧雍傳》來看，當顧雍等人不在孫權此類酒宴時，恐大多是“肆情”的。孫權又說顧雍在此，使人不快樂，實是貪圖享樂的表現了。張昭、顧雍此類名士、豪族，在關於此事上，孫權尚會給幾分面子，但對於虞翻這種屢屢觸犯孫權的狂士來說，孫權酒醉後並不會顧及影響。倘非劉基，虞翻恐難逃殺身之禍。

孫權酗酒，固然是自身貪圖享樂的表現，但與其寒門家教，也不無關係。《朱然傳》中記載，朱然早年時曾與孫權一同學習，但孫權十五歲即為陽羨長，恐並未有過多學習機會。後來張諮出使魏國時，曹丕對孫權也頗為嘲弄。孫權對於經學的修養恐怕並不是很高，對於儒家禮法，自然不以為然。

這與從小接受儒學教育的儒學士大夫來說，是不能接受的。這也是孫吳統治者與儒學士大夫的矛盾之一。

孫權貪圖享樂，耽擱政事的事情並不止酗酒，這無疑激化了孫權同受儒家思想薰陶頗深的群臣之間的矛盾。

二、對於射獵都頗為喜好

不但是孫權，甚至是孫登孫休，對於射獵都頗為喜好。這與孫堅行陣出身所有的尚武風氣也有一定聯絡。孫堅尚武的家風使統治者對這種活動頗為痴迷，甚至影響了南北朝。

《江表傳》中記載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後來也導致孫策被射傷。但孫權並沒有汲取孫策的教訓，反而變本加厲，玩起了“射虎”的遊戲。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孫權的射獵，無疑是極為危險的，若非侍從勇武，孫權怕難逃虎口，從這裡看，孫權並沒有接受孫策的教訓，依舊對射獵頗為喜好。

但是更讓人詫愕的是，孫權依舊沒有汲取這次教訓，《張昭傳》中敘述了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在張昭勸說之下，孫權也只是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後來張昭的勸說，孫權便置之不理。其喜好射獵的程度之深不免讓人感嘆。

孫登和孫休同樣也喜好射獵，不能不說是跟家風有非常大的關係。此外，通鑑中孫夫人“剛猛”的事例，也體現出了孫氏尚武的家風。

綜上，孫吳一族的“剛猛家風”使得與當時的儒學士族有了矛盾，致使孫吳始終只是偏安一隅，三足鼎立的光芒也始終弱於其他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