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觀點，這位歷史學家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正如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和19世紀末德國人面臨的情況一樣。這種挑戰多數以戰爭告終。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成就急劇崛起震驚了陸地強邦斯巴達。雙方之間的威脅和反威脅引發競爭，長達30年的戰爭結束後，兩國均遭毀滅。

修昔底德總結說，“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修昔底德陷阱"翻譯成當代語言就是：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要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1、古雅典與斯巴達

古雅典的迅速崛起震動了伯羅奔尼撒半島的老牌陸地強權斯巴達。恐懼迫使斯巴達人做出反應。威脅和反威脅催生了競爭，接著是對抗，最終釀成了衝突。長達30年的戰爭最終毀了這兩個城邦。

2、德國與世界大戰

人們發現，自1500年以來，一個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發生戰爭的就有11例。最顯著的就是德國。德國統一之後，取代了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行為和英國的反應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

3、日本侵略戰爭

在亞洲也有類似的經歷。日本崛起之後，就想挑戰歐洲殖民地在亞洲建立起來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秩序，最終爆發了日本以反對西方列強為名而侵略亞洲其它國家的戰爭。

目前最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國家就是中美兩個大國。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GDP）達到美國的7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8年中國經濟總量就可以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二、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複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大部分國家則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製造業轉型失敗，低端製造業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是伴隨而來的汙染，低質低價，都是惡性迴圈。低端製造改高階製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決，而高科技不是幾十年能追趕的。

人民論壇雜誌在徵求50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

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以色列、"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

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2014年更是達到了28101美元，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

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在當時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後仍屬於中等偏上國家。

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覆，但一直沒能跨過1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門檻。

2020年我國人均生產總值已經達到1萬美元，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2023年預計可以達到1。3萬美元，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2030年可以達到2萬美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我國將成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後又一個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並且我國有超過14億的人口，比其他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總和還要多。

三、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於古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塔西佗。這一概念最初來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歷史》，是塔西佗在評價一位羅馬皇帝時所說的話："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物件，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之後被中國學者引申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指當政府部門或某一組織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在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歷史》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羅馬皇帝尼祿死後，被選為下一任皇帝的迦爾巴下命令殺了一個造成叛亂的將領，以及另一個可能發動叛亂的將領卡皮託——而且命令未達之前他就已經被處決了。有些人認為卡皮託沒有這樣的野心，對迦爾巴的做法產生了不滿，塔西佗因此總結到：

外界對這兩次的處決的反應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物件，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這是“塔西佗陷阱”的含義最初的來源，之後在中國的美學家潘知常的《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書》一書中，

首次提出了"塔西佗陷阱"這五個字，由此便成為了一個源於塔西佗，但並非塔西佗提出的，描述社會現象詞彙。